隗瀛涛:近代四川城乡关系析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0 次 更新时间:2020-06-08 09:0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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隗瀛涛  

   摘    要:

   在近代的四川地区 , 发达的农业和富饶的乡村经济促进了城市的重建和发展。近代以后 , 城市在城乡对立关系中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 , 开始了城市统治乡村的时期。城市带动乡村一同发展 , 但由于四川城市的发展十分缓慢 , 城市对农村的带动效应十分有限 ;与此同时 , 由于四川地区农村自然经济解体水平的低下及农村经济的萧条 , 使乡村日益成为城市发展的桎梏 , 阻碍着城市的进一步发展。近代四川城乡之间的这种非良性互动关系 , 成为这一区域发展严重滞后的主要原因之一。

   关键词:近代四川; 城乡关系; 互动; 发展;

  

   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正是在城乡互动的关联中实现的。然而, 对于中国近代城乡关系, 却极少有人研究。本文试以对具有典型意义的近代四川城乡关系研究的心得作为近代中国城乡关系研究的引玉之砖, 以求正于方家。

  

   一、近代城市统治地位的确立

  

   马克思在分析西欧的城乡关系时指出, 中世纪的西欧是“乡村在经济上统治城市”[1];而到了近代, 随着大工业的发展, 世界市场的形成, “资产阶级已经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2]。中国的城乡关系和西欧不尽一致, 中国古代城乡之间在经济上并没有比较明显的社会分工, 因而也就没有十分明显的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在四川, 正是发达的农业和富饶的乡村经济促使了城市的复兴。可以说, 清前期四川城市的重建和发展正是基于农村经济的支持, 是乡村带动了城市的发展。在重庆开埠以后, 随着自然经济的逐渐解体和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四川的城乡关系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城市在城乡经济生活中越来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近代中国社会开始了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进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 城市逐渐成为近代工业、商业和教育的中心, 不仅在政治、经济上统治着乡村, 而且在意识形态领域也起着先锋的作用。

   众所周知, 在中国封建社会, 由于城市是地区的政治军事中心, 因此城市往往拥有较为便利的交通条件。近代以来, 随着近代交通和市政设施兴建, 使城市更拥有乡村不能比拟的相对便利的条件。这可以使城市产生生产和市场上的规模经济效应、聚合经济效应, 便于各行业、各企业之间的分工合作, 降低成本。这样一来, 城市自然成了近代工商金融各业的聚集地。在近代四川也是这样。四川的近代工业大都集中于城市。如棉织业:“机纱织布区域, 除与土纺织布区并存之外, 其独立存在者, 或且已较并存区域为广。此种独立存在之机纱织布区域, 固为旧日如纺织布区域所蜕化而成, 然同时亦随原料来源之变化及商品市场之扩大, 遂脱离旧日生产交易中心, 而转移于交通运输便利地带或大中心城市, 今日重庆、成都各市区之棉织工业, 即为此类动态之说明。”[3]从全川而言, 四川的工业主要集中于重庆、成都、宜宾、泸州、乐山、南充等地区性商业中心城市, 其中尤以重庆为最。1937年, 重庆万元以上的工厂为77家, 而其时全川有115家[4], 即四川的67%的工厂都集中于重庆。从具体的行政县来说, 工厂 (主要为手工工场) 主要集中于县城。如绵竹县全县工厂作坊共有255家, 城关即县城占60%左右。全县有制鞋、制帽、木梳、织布、铁器等手工行业, 共计209户, 有80%集中在县城[5]。南充县“所产黄丝著名于世, 甲于全川, 南充缫丝工厂多在城内, 在乡下者仅居少数”[6]。遂宁工业“全县以城区为中心, 计有织袜毛巾织布染布等厂”[7]。同时, 近代商业也首先在城市产生并主要集中于城市。四川广阔的农村拥有数量繁多的基层市场, 但这些市场大多仍处于从自然经济补充的传统功能向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市场功能转变的过程中, 而其中多数传统的功能仍占主体地位。农村市场上虽然也有一些出口的土产山货或一些近代工业品, 但数量不多, 其市场上交易的主要商品是粮食。如宜宾县, “本县农村市场贸易的种类颇杂, 不过一般情形, 以粮食为主, 所以粮食是农村市场交易的中心”[8]。由于四川的自然经济解体极不充分, 农民对市场的依赖程度较低, 再加上农民的购买力极为有限, 因此, 工业品只有在城市才有较大的销量。重庆开埠后, 对四川市场抱有极大希望的外国资产阶级就发现, “所有进口的洋货, 也只能满足川省极小部分人口的需要。事实上, 我们的洋布主要只供给几个城市的居民使用, 例如重庆、泸州、叙府、嘉定, 而且几乎全部都为中产阶级买去”[9]。到20世纪初叶, 在重庆、成都等城市“购买洋货者自属伙颐”, 而“民间服用所需土货多而洋货少”[10]。

   由于城市是商业、工业的集中地, 有强大的资金需求市场, 因此, 金融组织也自然集中于城市。典当业为旧式金融之代表, “典当业之经营, 乃普及四川各地, 而握农村金融之枢纽”。据对四川53县市的典当业的调查, “成、渝、万、叙、泸五处, 共计141家。其他各县之质店, 共计56家”, “就上数观之, 以城市为多”[11]。银行为新式的金融机构, 四川的银行也主要分布在城市。据统计, 到1937年, 四川历年共设立银行33家, 其中有22家设于重庆, 占63.3%[12]。而成都到1934年也有银行及其分支机构34家[13]。此外, 其他城市如泸州、南充、乐山、自贡等中小城市也有20-30家的银行分支机构。银行也无不主要集中于城市, “对于农村经济, 仍难发生惠助关系”[14]。这样, 工商金融各业在城市“汇聚一堂”, 这种聚集所产生的规模效应又远远超过工商各业自身单独所能产生的力量, 使城市具备了更大的吸引力。如民国《遂宁县志》所载:“今时以重庆为商人大战场, 遂宁之大商巨贾, 挟重资往来重庆, 而输其货于成都。”[15]城市成为最先进的生产力的集中地。虽然这种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在近代还没有占据主体地位, 但它却代表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和必然趋势。这一发展方向和历史趋势使城市在与农村的对峙中地位不断提高并最终成为政治、经济生活中的统治者。

   不仅在经济上城市日益占据主体地位, 在教育及意识形态方面, 城市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1892年, 四川第一所新式学校——“洋务学堂”在重庆城出现。1898年, 川东副使在重庆创办中西学堂, 该校的创立对四川学界影响甚大, “川东向无学堂, 巡使宜兴任公始立焉, 下县之承风而起者方接踵”[16]。荣县等地官绅“亦集万金, 踵设中西学堂, 风教渐开, 蜀学当日兴起”[16]。由于重庆“地居冲要, 得风气之先”, 故重庆新式学校的创办较一般州县较快较易, 1904年, 四川各大中小城市的学校“以彼处为占多数”[17]。至抗战前夕, 重庆城内有大学2所, 中等学校20所, 师范及职业学校9所, 小学31所。抗战时期, 重庆的教育更得到巨大的发展。1944年前后, 重庆地区的高校达38所, 中学增加为72所, 在校中学生25449人;职业学校达22所;小学发展到284所, 入学儿童73947人[18]。重庆已经成了大后方的教育中心。成都的学校教育也较为发达。1911年, 成都有各类学堂157所;到1932年, 成都有各类小学46所, 中等学校74所, 高等学校18所[13]。除成都、重庆外, 一般城市中的学校均比乡村多。“四川乡村教育, 在数量上颇发达, 而在质量上则极不发达。民国以来, 以小学教育而论, 年有增加。……至小学设置, 多在城镇, 乡间则除有寺院所在地能设置外, 小学颇少, 故真正农家子弟享受小学之机会则颇缺乏”[14]。对于农村学生来说, 只要条件许可, 往往前往大城市接受更好的教育。如简阳“因距成都极近, 一般学子, 多半负笈省垣, 原有男女初中各校, 现已并为一所”[19]。据1935年调查, 去城市求学的青年男女占离村的青年男女的19.1%[20]。可见, 四川每年都有不少的青年学子到教育条件较好的城市求学。

   在近代的传媒方面, 城市自然也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四川的第一家近代化报刊是1897年在重庆创办的《渝报》。1898年, 《渝报》的创办者宋育仁到成都后, 又在成都创办了《蜀学报》, 是为成都的第一份近代报刊。以《渝报》和《蜀学报》的发行为开端, 近代报刊首先在四川的两大城市创办开来。辛亥革命后, 重庆的报刊如雨后春笋, 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商务日报》、《新蜀报》、《新社会日报》、《国民公报》等。抗战爆发后, 重庆更成了大后方的新闻中心, 在抗战8年中, 先后在重庆发行过报刊的报社、通讯社达200家以上, 约占全国的一半。其中比较著名的且销售数量较多的有《新华日报》、《中央日报》、《新民报晚刊》、《大公晚报》等等。成都的《算学报》、《启蒙通俗报》、《四川官报》、《四川学报》等相继发行。仅从1919年至1937年不到20年的时间里, 成都先后创办的报刊就达140余种[13]。

   在图书出版发行方面, 也大多集中于大城市。以重庆为例。据1942年调查, 重庆的出版机构有130余家, 当年重庆出版各类图书1292种, 占全国总量的33.3%;在全国畅销的770种杂志中, 重庆占28%以上[21]。在广播方面, 重庆更是走在全川的前面。1934年, 重庆广播电台建成播音。1938年3月, 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迁到重庆。1939年, “国际广播电台”建成播音。

   在报纸、图书杂志及广播等近代新闻媒体的传播和带动下, 城市在观念的更新方面走到了前列。近代以来, 重庆作为四川的通商口岸, 是四川“得风气之先”的城市, 在新信息、新观念的来源上较四川其他城市更为优先, 成为信息、观念甚至生活方式上领导“时代潮流”的龙头。如合川的圬工, “从前墨守旧法, 获值不多, 近来重庆商埠, 风气大开, 建筑洋房, 所在皆有, 县中圬工, 纷纷赴渝, 学习建筑之法, 故县城改建西式房屋者颇多”, 圬工所得的工资, “亦较从前增加一倍”[22]。连合川县城所制作的首饰式样, 也追随仿效重庆式样。

   随着近代的工商各业及近代的教育机构、新闻出版媒体在城市的集中, 城乡之间也由中世纪的“无差别的统一”而开始变得壁垒分明, 城乡差别逐步扩大。20世纪20、30年代, 有学者忧叹:“近代物质文明所集中之都市, 类皆日竟于新而不可遏, 至于竭心力赴之犹若而不及。若一涉足一回顾都市以外数里之郊, 则其生活其智之人乃堕都市居民之后, 无虑数百年之回绝, 其道理相去弥远, 则其程度相绝弥甚。岂惟都市之与乡野为然。”[23]就以商品价格来说, 城市与乡村的差距也很大。“中国市场尚有很重要之特点, 即是城市与农村间价格之悬殊。譬如茶, 其间的差异, 有时达到了百分之一千;丝与棉在城市的价格, 常两倍于农村的价格;至于花生等, 则城市和农村间的差异, 为百分之一百五十至二百。此其故, 在于运输费、厘金、苛捐杂税、预防抢劫的商人保险费、军需征发等, 这些都有重要的关系。然其根本原因, 还在于地方市场之闭塞的性质, 运输之不发达, 农村生产者之破产, 城市商业资本之联合战线, 是和这个生产者相对立的”[24]。

  

   二、城市对农村的带动

  

近代城市是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政治的各种力量和因素的集中区。正如马克思所说:“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要的集中, 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2]列宁也说:“城市是经济、政治和人民的精神生活的中心。”[25]城市集中了区域的先进生产力和巨大财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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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文化论坛 Forum On Chinese Culture 2003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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