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戬:试论牟宗三历史哲学对船山思想的融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0 次 更新时间:2020-05-24 23:4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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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戬  

   作者简介:吴戬,衡阳师范学院船山学基地,湖南 衡阳 421002 吴戬(1981- ),湖南株洲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唐宋文学与明清学术思想史研究。

   原发信息:《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20192期 第14-21页

   内容提要:牟宗三对王夫之的历史哲学颇表推崇,并将其作为自己历史哲学建构的思想基石,予以反省和推进。他的历史哲学不仅以王夫之《读通鉴论》《宋论》为重要史料来源,而且在历史本体论、史学方法论等诸多方面对船山思想予以融汇吸纳,于此可见传统的辐射效应与现代张力。

   Mou Zongsan highly respects Wang Fuzhi’s historical philosophy and he takes Wang Fuzhi’s thought as the ideological cornerstone of his own historical philosophy construction and corrected and promoted on.His philosophy of history not only takes Wang Fuzhi’s Du Tongjian Lunand Song Lunas the source of important historical materials,but also absorbs the Chuanshan thought in many aspects,such as historical ontology and historiography methodology,which can be seen in the traditional radiation effect and modern tension.

   关键词:牟宗三/历史哲学/王夫之/思想融摄/Mou Zongsan/historical philosophy/Wang Fuzhi/value of thought

   标题注释:湖南省社科基地委托项目“王夫之与现当代学术建构”(11JD07);湖南省社科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清中后期文章学的礼学呈现与诠释”(XSP19YBZ088);湖南省教育厅项目“礼学与乾嘉文学关系研究”(18C0661)。

   牟宗三是现代新儒家最具创造力的人物,在王阳明、熊十力、康德等人的影响下,建立了“道德形而上学”的哲学体系,这是其内圣之学。同时牟宗三亦有强烈的经世诉求,体现其外王之学的政治历史哲学则吸纳了王夫之等人的精神成果。

   牟宗三对王夫之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十分推崇:“这两位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大思想家,依照传统的标准说,都不算好的哲学家,而却都是好的历史哲学家。”[1]305他认为王夫之与黑格尔一样都是杰出的历史哲学家,而其超强的具体解悟力、综合的心量、贯通的智慧、心性理气才情一起表现的思路,用来论述历史古今独步:“他不是好的哲学家,但与黑格尔一样,同是好的历史哲学家。其具体解悟力特别强,故其论历史,亦古今无两。他那综合的心量,贯通的智慧,心性理气才情一起表现的思路,落在历史上,正好用得着。因为人之践履而为历史,也是心,也是性,也是理,也是气,也是才,也是情,一起俱在历史发展中釐然呈现。”[1]310值得注意的是,王夫之的具体解悟力特别强,又能基于儒者德性之学的立场,因此在历史哲学上比黑格尔更为纯正:“王船山这位伟大的思想家,他也是具体解悟力特别强的人。他虽然没有像黑格尔表现为辩证的综合那种系统性,但他比黑格尔更为纯正。他的传统是孔孟以及宋明儒者的传统,所以他在基本原理与立场上,纯然是儒者德性之学的立场(黑格尔毕竟于内圣方面不足)。”[1]309牟宗三在《历史哲学》、《道德的理想主义》对船山的历史哲学多有吸收、引用、反思。他的《历史哲学》不仅以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宋论》为重要史料来源,而且以王夫之历史哲学为基础上而进行推进与反省,唐君毅认为牟宗三的《历史哲学》“吾人既知此书求接契于王船山之论历史”[2]442牟宗三认为,事理、具体的解悟与历史判断是历史哲学得以成立的关键:“事理、具体的解悟与历史判断,是历史哲学所以可能的关键。”[2]13这与王夫之的思想一脉相承,王夫之不仅肯定了事理的存在独特性,而且认为不可立理限事,强调要因时因地制宜,进行具体灵活的把握。因此,船山历史哲学堪称牟宗三历史哲学的逻辑起点。

  

   一、历史本体论

   1.理念是历史活动的方向

   牟宗三认为理念是历史活动的方向,虽然有黑格尔的烙印(黑格尔认为历史是精神的发展或者其理想的实现),但也受到了王夫之“事因理立,则理即事在”[3]495、理势合一、因理成势、势之必然处见理等思想的影响:“历史是集团生命底活动行程。集团生命底活动,不论其自觉与否,均有一理念在后面支配。理念就是他们活动底方向。因此了解历史是要通过理念之实现了解的。而历史性的事理之事是在表现理念底活动之行程中出现的,因此它们的意义是在表现理念底作用上而被看出。……然而无论如何变换多端,通过其表现理念之作用,一是皆收于历史而为历史性的事理之事。是以其理不能通过物理事件底因果法则而观之也。因为因果法则是机械的,是就物理之事之关系、性质与量度而言的。然而我们看事理之事是通过其表现理念之作用而观之的,不是空头地把它们看成是一物理事件,一自然之器物,而观之的;是如其为事理之事而观其历史的意义,而不是把它们物化而了解其物理的关系、性质与量度。”[2]8-9

   超越之理念贯注于集团生命之活动中,而被表现,从而使事理之事有其意义:“如其为事理之事而观其历史的意义,这个意义便是它的理。因此,历史性的事理之事之意义就等于一事理之事在表现理念上的作用。这个意义始来自超越面的,那就是说,是理念之体现,而理念是超越的(历史活动中的理念是有层级的,其最低浅者,其超越性只以一般性与公共性而规定,然而其最后总归于最高深而圆满者,此则是真正的超越者。)超越的理念之贯注于集团生命之活动中,即事理之事中,而被表现,方使事理之事有意义,有理。这个理(意义)是辩证的,不是机械的物理之理(因果律)。事理底可能是通过事理之事之辩证地体现理念而可能。我们如果把理念拉掉了,又把辩证地体现观念之体现拉掉了,则无事理可言,因而无历史可言。”[2]9在这方面,牟宗三深受黑格尔思想的影响,诚如唐君毅所云:“牟氏之言历史……亦不如马克思以一般社会发展之必然规律,预测人类之历史文化。其以精神之实体或理性之表现,为各形态之历程,以说历史,唯与黑格尔之自理性之表现历程,以言历史者为近。”(《中国历史之哲学的省察——读牟宗三先生〈历史哲学〉书后》)但也与王夫之“性命之理显于事,理外无事也”[4]32、事以理成的思想一致,强调理对于事、势的范导作用和意义价值。

   牟宗三强调事理、具体的解悟与历史判断是历史哲学得以成立的关键:“事理、具体的解悟与历史判断,是历史哲学所以可能的关键。”[2]13这与王夫之的思想一脉相承,王夫之不仅肯定了事理的存在独特性,而且认为不可立理限事,强调要因时因地制宜,进行具体灵活的把握。

   牟宗三认为,对于历史和历史哲学而言,历史判断非常重要的,如果只有道德判断就会抹杀历史,最好的方式是历史判断与道德判断的结合:“历史判断既非道德判断,亦非科学方法下之知识判断。道德判断足以抹杀历史,知识判断则是把事理之事物理化使之成为非历史(此若用之处理文献材料是恰当的)。但光只道德判断固足以抹杀历史,然就历史而言,无道德判断亦不行。(道德在此不能是中立的。)若无道德判断,便无是非。所以在此,吾人只就道德判断与历史判断两者之对比而融合之而皆与以承认。”[2]12这意味者牟宗三摒弃了以朱熹为代表的宋明理学以道德判断解读历史的方式,而继承、吸收了王夫之揆理度势这种历史判断与道德判断相结合的历史考察方式,同时也是王夫之理势合一思想的延续。

   2.历史的光明与理想

   与王夫之性命之理显于事,势之必然处见理等思想相似,牟宗三认为,历史既不是自然对象,也非漆黑一团,而是有其光明面:“我们只有放在历史里面,归于实践的观点,始能见出历史的光明面。这个光明面是理解历史、判断历史的一个标准。历史不是漆黑一团,亦不是自然对象。”[2]3历史的光明是根据民族实践活动中的理想而定,如果只将历史理解成近于自然对象的平铺事实,那么历史只会漆黑一团:“光明以何而确定?以一个民族的实践活动中之理想而确定。只有从实践中才能抒发理想。若把历史推出去作一个外在体看,而不知其为一实践过程中所形成,则必看不出有理想,只是一大串平铺的事实。此已几近于自然对象,而终必归于漆黑一团。”[2]3-4在实践活动,道德向上的心始终贯穿着人的实践,从而使实践不同于自然,而具有理想性与光明面:“在实践活动中,人类的那颗道德的向上的心,始终在活跃着,贯彻着他的实践。此就是实践不同于自然。理想就从那颗道德的向上的心法。理想的内容是观念。”[2]4人的本源在向上为善,因而人的实践史是向光明而前进的,人类历史中是具有光明的:“人以向上向善为本愿,没有人以动物性的发作乖谬为对,这就表示人的实践史总是向光明而趋,人类历史中是有光明的。我们就于人的本愿中认取光明。”[2]5这其实受到王夫之理势论的影响,王夫之认为理势即理之势,得理则自然成势,又在势之必然处见理,理势不可分,而势以理成:“言理势者,犹言理之势也,犹凡言理气者,谓理之气也。理本非一成可执之物,不可得而见也;气之条绪节文,乃理之可见者也。故其始之有理,即于气上见理;迨已得理,则自然成势,又只在势之必然处见理。”[3]601“理与气不相离,而势因理成,不但因气……理势不可以两截沟分。”[3]601王夫之认为,理之顺逆决定了势之难易、顺逆:“势之难易,理之顺逆为之也。理顺斯势顺也,理逆斯势逆矣。”[4]86但同时,王夫之强调气本论,认为理乃气之理,而气善理善:“理以纪乎善者也,气则有其善者也(气是善体)”[3]662。这就意味着在历史中依然充满着光明和理性。即使在社会动荡、风俗凋敝之际,依然道存乎人,独握天枢以争剥复:“体定于百年之虑,而后机不失于俄顷之利钝。”[5]892“生之与死,成之与败,皆理势之必有,相为圜转而不可测者也。既以身任天下,则死之与败,非意外之凶危;生之与成,抑固然之筹画。生而知其或死,则死知其固可以生,败而知有可成,则成而抑思其且可以败。生死死生,成败败成,流转于时势,而皆有量以受之。如丸善走,不能逾越于盘中。其不动也如山,其决机也如水,此所谓守气也。”[5]892

   3.现实的发展推动精神观念的发展与丰富

牟宗三认为,观念随现实发展而日益丰富,而且只有从实践中肯定观念理想之光明性才能说明现实是发展的:“现实层层发展,观念形态即层层丰富。而亦唯有从实践中肯定观念形态之光明性,才能说明现实是发展的,而亦唯因现实是发展的,所以观念才是步步丰富的。”[2]6牟宗三认为观念形态在逐步客观化中丰富、完善自己,在现实的发展过程中,观念日益丰富,道德心灵不断诱发出来,最终趋于各民族文化之会通:“这个发展的过程,丰富的过程,不是外部的,物量的,而须收摄于精神表现的过程中以了解之。抒发理想以实践,就是精神的表现。观念形态在现实发展中丰富其自己也是精神的表现。而精神的表现是有理路的,在理路中表现,就是逐步客观化它自己。而观念形态也就在精神之逐步客观化中逐步丰富它自己,完整它自己。因此,在现实的发展过程中,观念形态的丰富过程中,道德的心可以全部诱发出来,而在开始各民族之不同,可以逐步期于会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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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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