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洪:新时代的中日关系:核心内涵、主要途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87 次 更新时间:2020-05-09 17:23

进入专题: 新时代   中日关系  

高洪  

摘要:中日双方经过数年努力,终于迎来两国关系发展的新时代。本次两国关系改善是两国领导人亲力亲为的结果,改善的路径也因此带有"自上而下"的突出特点。日本社会各界在改善关系方面仍存在不同程度的认识差距,而这些差距在两国外交实践中又具体表现为诸种"失衡",亟待解决与克服。面对中国领导人即将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以及2020年到2022年中日关系大事叠加的敏感时间段,今后双方能否持续稳步地相向而行,能否为指导、约束和规范新时代的中日关系制定出继往开来的新政治文件,自然是人们高度关注的重要议题。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中日应当同舟共济,努力创造美好世界;应当深化互利合作关系,共同维护正常的国际秩序;应当担负起新时代的历史责任,求同存异,妥善解决争端问题;应当坚持多元共生的文明观,以东方智慧积极寻求精神融合。

关键词:新时代; 中日关系; 政治文件; 求同存异; 国事访问

作者简介: 高洪,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文章来源:日本学刊2020年第1期

马克思曾对人类社会史与自然演化史做过明确区分:“人类史同自然史的区别在于,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1 显然,中日两国关系的历史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国际大环境中,由中国与日本这两个行为主体相互作用、共同“创造”的结果。从1972年秋实现邦交正常化到今天,中日双方不断克服障碍、砥砺前行,终于迎来两国关系发展的新时代。回眸走过的48年,双方大体经历了“实现邦交正常化—缔结带有反霸特色的和平友好条约—构筑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争取实现战略互惠关系”的不同时期。以外交文书论,中日先后缔结了四个政治文件及“四点原则共识”作为睦邻外交与合作发展的约束和规范;2 从外交实践观察,中日在持续前行的过程中,政治、经济、海洋、军事安全等领域也多次发生过矛盾冲突和对立摩擦。可以说,中日关系既有过“蜜月期”的热络,也有过“冰冻期”的酷寒。尤其是双方综合国力对比发生逆转后,日本社会中不愿正确看待中国发展的不良情绪上升,别有用心的政治势力歪曲领土争端的基本事实,蓄意污名化中国,并人为设置政治障碍,使中日关系多次陷入困境。然而,尽管面临诸多阻力和困难,即使某些试图破坏中日关系的政治势力仍在暗中作祟,中日关系还是要不停地向前发展的。3 这不禁让人想起恩格斯关于历史不断发展的生动论述:“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4 中日关系的历史走到今天,相向而行已经是大势所趋,以与时俱进的态度正确认识中国乃至世界新变化,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两国关系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一、“和平友好”是新时代中日关系的核心内涵

“新时代的中日关系”这一提法,正式见诸中国官方话语体系是在2019年春。2019年6月,前往大阪出席G20峰会的习近平主席在会前会见了安倍晋三首相,双方达成“两国关系发展十项共识”,由此开启了作为新时期双边国家关系的崭新提法5,舆论界、学术界随之出现了不同语境下与之相关联的表达方式。

(一)围绕“新时代的中日关系”概念的对比界定

目前,关于“新时代的中日关系”,大体有三种不同角度的表达语式。第一种表述是“新时代的中日关系”,即按照时间状语加主语的搭配。“新时代”这个时间状语是“中日关系”的关涉对象,重点在于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与日本的国家关系。第二种表述是“中日关系发展的新时代”,从语言结构和逻辑关系讲,“中日关系”作为主语与谓语“发展”相结合,并由助词“的”将前面词组“中日关系发展”为后面中心词组“新时代”构成定语,强调的是中日关系进入了历史意义上前所未有的发展新阶段。第三种表述是“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这是一种既有政治高度,又在修辞结构上相对严谨、完整的逻辑表达,其落脚点仍然是中日两国关系,但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中日关系”。其蕴含着现在及今后中日关系同新的历史时期(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适应、相匹配这一特殊要求。所谓“新时代”,既指两国关系发展中不曾经历过的机遇窗口———彼此间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关切不断增多,改善关系、寻求合作共赢的客观需要压倒摩擦对抗,成为矛盾运动的主导方面;同时,也指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斗争加剧,世界上热点频发、更加无序和混乱的激荡变局。此外,科技革命推动下人类文明的各种基础变量飞速发展,也促使两国利益交融日益扩大,中日在科技创新、知识产权保护、经贸投资、财政金融、医疗康养、养老照护、节能环保、旅游观光等广泛领域互利合作空间快速增长,两国携手发展、互利共赢既有实现可能,也有实际需要。6

那么,能够“契合”这个新时代的中日关系应当是何种状态,或者说怎样定义“新时代的中日关系”的核心内涵与本质特征呢?笔者认为,“新时代的中日关系”概念既应是对过去原则立场的忠实遵循,也应是从实际出发、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有着深刻的继往开来意义。有鉴于此,深入理解今天的中日关系,既要重温中日建交48年走过的历程,也要从对照和归纳入手,梳理出今天中日关系发展原则共识中新的成分,通过分析其变化成因与发展规律,揭示出核心内涵与本质特征。

(二)以往中日关系的核心内涵是“和平友好”

纵观人类历史,国家关系往往因利益交错呈现出高度复杂的流动状态。不过,学者出于研究的需要,经常将国际关系抽象化、理论化,以突出某些特性。结果是这种简约手段往往导致只强调国际关系的某一个方面。例如,现实主义认为冲突是国家间关系的本质特征,自由主义却强调国际合作,建构主义则主张理想化的安全合作,喜欢鼓吹“安全共同体模式”。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理论与实践中,历来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并将其具体转化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宗旨”、“独立自主是中国对外政策的根本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处理同一切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这样一种“三位一体”的中国外交总方针。

具体到中日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按照自己的外交宗旨、根本原则和基本准则,经过“以民促官”的外交努力过程,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审时度势,同日本实现了“邦交正常化”,并在此后几十年中达成系列双边关系框架。从象征复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到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两步走”,及至第三、第四个政治文件所体现的“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共识表述,其中始终贯穿着1972年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的原点上确立的基本精神:中日两国要世世代代和平友好,坚持互利互惠共同发展。

众所周知,中日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并非空泛的宣传口号,其中包含着正确认识过去的历史,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妥善处理矛盾、管控分歧,以睦邻合作精神实现战略互惠等重要的核心内涵,并由此指导中日关系不断克服前进中的阻力和障碍,总体上保持了平稳的正常发展。

(三)“新时代”为“和平友好”赋予新的内涵

在日本,有很多人主张与中国的“和平友好”已经过时,甚至把中国方面主张的“坚持和平友好”歪曲为“用历史问题敲打日本的斗争策略”。而在中国,也有人将“中日和平友好”简单等同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日蜜月期”的状态。两者都暗含着放弃“和平友好”的错误思路,究其缘由,是脱离了两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过程,将中日间的“和平友好”进行了浅表化、庸俗化的误判误解。

发展新时代中日关系的前提是对“和平友好”做出正确解读,是按照两国关系原点与基本精神,为“和平友好”增添与时代发展相匹配的实质性内容。换言之,就是要“从时代潮流与文明高度来定位和思考中日关系。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样一个大背景同双边关系问题衔接起来,去考察世界中的中日关系”。同时,“这样的良好定位和愿景也要有实际内涵支撑”。7 目前,中国学术界不乏主张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和平友好”增添新内涵、赋予新能量的议论,其中姜跃春教授的观点一针见血地触达了问题实质,“中日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不仅是中日老一代政治家的良好愿望,也是多数普通国民的美好愿景。然而,我们必须看到,随着两国关系交集的增加,相互之间的矛盾与摩擦也随之增多。中日之间单纯友好的时代已经过去,上世纪70年代中日刚建交后的蜜月期今后不会再来。在未来中日关系发展中,有多领域的合作,但更多的可能是在全球层面的竞争,甚至不时还会出现激烈的对抗……随着中日之间面临的国际环境日趋复杂,未来中日关系的友好内涵可能也要复杂一点,不能说简单地碰杯和握手就叫友好,也不可认为有一些摩擦就是不友好。未来的中日关系将是一种多种因素并存的状态,有摩擦,有碰撞,同时还有合作。”8 简言之,国际环境与两国发展阶段与状况时移事疏,中日两国之间关于“和平友好”也需要有新的理解和作为。可以说,今天的中日和平友好,已经不再是用鲜花、干杯等来代表的浅层符号。不断积累政治互信、开展积极的对话沟通、凝聚起广泛的国际问题共识、探讨可持续安全以及“草根”层面的相互理解,无一不是新形势下中日“和平友好”的组成部分。


二、坚持原则,努力克服两国关系发展中的障碍

目前,中日两国政府已原则上商定和确认2020年春天习近平主席应邀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诚如王毅外长所言,“如果此访能够成行,将是中国国家元首时隔12年正式访问日本,必将成为新时代引领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9

(一)影响中日关系的“政治杂音”亟待消除

随着中国领导人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日期日益临近,日本社会中却冒出不和谐声音,政治空气中混杂着不利于高层互访的氛围。据富士电视台报道,日本内阁府2019年12月6日公布了“有关争议领土的国民意识舆论调查”。该调查从公众对争端的关心程度、对日本的历史与法理证据的知悉程度、对争端对方国家主张的了解程度、日本进行主权展示的必要性等角度发问,看似客观公允的大数据统计,实际上是想推动日本国民形成“亚洲邻国正在争夺日本领土”的反感情绪。10 无独有偶,大众杂志上也出现了如《日本只有遭到侵略才打算修改宪法吗?》这样的煽动性文章,公然鼓吹军队不能放开手脚,必然导致在军事冲突中失败,宣称今天的自卫队不过是警察及海上保安厅的“延长”,必须要建立正式的军队来应对外来威胁。11

对此人们不禁发问,是什么原因导致两国关系在持续改善过程中遭遇逆流,有没有来自外部的干扰破坏?的确,近年的两国关系改善是双方领导人亲力亲为的结果,改善的路径也带有“自上而下”的特点,因此不得不面对日本政界中某些质疑对华关系改善的非主流政治主张。最近,日本国内个别政治势力和政治人物竟以“过度接近中国会危及日美同盟”等理由,反对以国宾礼仪接待中国国家主席。素来反华的《产经新闻》驻华盛顿特派员古森义久更是撰文“规劝”安倍,“切莫因接待中国领导人向美国发送接近中国、挑战美国的错误信号”。古森还在文中借美国兰德公司专门研究美日同盟的杰弗里·贺南及布鲁金斯学会的迈克尔·奥汉隆之口,散布“日本与中国在安全保障基本战略上存在巨大差异,中国挑战美日同盟,而日本是以美日同盟为国防支柱的”的言论,大肆宣扬在国际秩序方面,“日本与中国也展示出完全不同的姿态,中国要求改变由美国主导的亚洲乃至世界的现存秩序,而日本是以维护现存国际秩序作为国家基本战略核心支柱的。日本与中国看待世界眼光迥然有别”,刻意强调中日战略选择差异,试图阻挡中日关系前行。12

显然,这些人仍抱着“联美抗中”的陈旧思维,消极对待中日关系改善。的确,日美同盟过去曾是日本外交的基轴,但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下,这种以邻为壑的军事同盟已沦为一种历史遗留下来的“存量资产”,而不是日本国家安全上的“增量资产”。毋宁说,现在的日美同盟正在蜕变为日本全方位外交的“天花板”。而中日之间,为了实现双边关系的行稳致远和可持续发展,应当做的是改善存量、优化增量,即坦诚面对现实,妥善管控分歧,推动问题朝着未来妥善解决的方向发展。说到底,中日两国需要在大局面前准确把握世界大势,顺应时代潮流、维护世界和平发展与稳定是两国共同的课题,需要共同拿出智慧,赢得时代的新挑战。

(二)需要努力改变中日关系发展中的失衡状态

众所周知,健全的国家关系是依靠政府、民间双轮驱动的。与政府间的外交努力相比,目前中日社会各界在改善两国关系方面仍存在不同程度的差距。这些差距可以概括为三种“失衡”。

第一,两国人员交往数量的失衡。虽然就人口比例计算,中国访日人数与日本访华人数差异不算太大,但考虑中日建交后交流的规模和特点,日本国民缺乏对华认知热情,甚至存在厌恶、漠视中国的情况也是不争的事实。缺少民意支持的官方友好是难以持久的,中日两国作为负责任的重要邻国,自当同舟共济。“同舟共济”一词典出《孙子·九地》里的“吴越同舟”。即“吴国人”和“越国人”在同遭危难、利害一致之时,必须克服旧怨,勠力同心,以伙伴精神维护公平正义的基本准则,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正能量。

第二,交流规模与交流深度之间失衡。迄今为止的民间交流大多停留在浅表的观光层面,一般是在导游的引导下看看山水,买点东西,然后自己再“脑补”出一些关于对方的未必深入、准确的想象。形式上的热络掩盖了深入了解上的不足。加之文化习俗与生活习惯方面存在差异,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去旅游的人越多,对方的感受越糟糕”的负面效应。这也是亟待通过深入的民间交流解决的突出问题。值得肯定的是两国政府实务部门已经意识到深化民间交往的紧迫性,2019年设定的“中日青少年交流促进年”,以及2020年即将启动的“中日文化体育交流促进年”,都是为深化国民交流所做出的持续努力。

第三,媒体报道及社会精英的某些舆论与两国关系改善趋势之间失衡。实事求是地讲,与安倍首相近年来的认识相区别,日本媒体对华报道仍不够客观公正。尤其是近期,在香港、台湾问题上污名化中国的报道与两国关系改善的潮流明显相悖,也会导致民众之间的理解失衡。这显示出日方媒体仍对中国抱有成见和偏见,也意味着日本舆论界至今仍未形成对华友好、改善关系的共识。

(三)如何判别中日关系发展中的正负能量

站在中日关系跨入新时代、谱写新篇章的门槛,用何种方式方法为双方睦邻友好、互利共赢赋予新内容,是涉及多个领域,甚至关乎全球局势与秩序的宏大话题。对此,我们可以将两国间推动双边关系改善的言行看作正能量,将阻碍关系改善的言行视为负能量。以此正负能量为标准,来衡量两国是否在为中日和平友好关系赋予新的建设性的意义。

毫无疑问,2019年6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大阪会见安倍晋三首相时达成的十点共识中,“重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各项原则,践行中日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本着化竞争为协调的精神,推动中日关系沿着正确轨道持续向前发展”正是推动新时期中日和平友好的正能量;“强调中日都是亚洲文明发展的重要贡献者,应传承弘扬亚洲文明成果,倡导不同文明间开展平等对话、交流互鉴。以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为纽带,持续加强人文领域交流合作”也是推动新时代两国和平友好的正能量;“同意积极开展中日民间友好交流,增进相互理解,促进民心相通,广泛播撒友好种子”也是推动新时代两国和平友好的正能量;“妥善处理敏感问题,建设性管控矛盾分歧。继续推动落实东海问题原则共识,共同努力维护东海和平稳定,实现使东海成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的目标”也同样属于推动新时代两国和平友好的正能量范畴。与此相对,阻挡中日友好的负能量也显而易见。日本通过修改和平宪法构筑遏制中国的“美日澳印军事大联盟”、按照美国意图部署中程导弹、暗中为“台独”势力推波助澜、借助香港乱局攻击中国等等,肯定不属于和平友好行为。由此,哪些政治行为是在推动中日关系发展,哪些政治行为是在破坏双方关系改善,已经不言自明。各种改善关系名目下的外交动作———真诚、老实的态度与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两手策略,在道义上也判若云泥。

对此,中国政府不断告诫日本方面,两国关系走到今天,利益从未像今天这样广泛而深入融合,发展也从未像今天这样直接而紧密相连,中日双方都要重信守诺,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不含糊、不倒退,在积极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同时,超越单纯的物质利益,从历史文化的渊源中挖掘精神认同,从新时代的交往互动中增加共同认知,最终使两国民众心灵相通,相互理解包容。须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中日关系改善发展的宏大背景,而大变局也包含对中日关系的挑战甚至风险。今天的中日关系在稳步相向而行的同时,还存在着敏感、脆弱的一面,应时刻牢记“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中国需要为日本树立良好形象而不懈努力,日本也需要以正常心态冷静地看待中国的发展变化。


三、继往开来,凝聚契合时代发展的基本精神

实事求是地讲,日本朝野及社会各界不乏深谋远虑的精英。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指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两个构建”已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使命,也是中国在新时代对国际关系良好发展和世界秩序美好蓝图的积极探索。这一高瞻远瞩的判断也得到了日本政界有识之士的积极回应。

(一)加强文明间对话交流,凝聚共识是关键

中国领导人即将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2020年到2022年这一时间段内中日关系也可能会面临大事叠加的状态。今后双方能否持续稳步地相向而行,能否为指导、约束和规范新时代的中日关系制定出继往开来的新政治文件,自然是人们高度关注的重要议题。

2018年7月17日,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先生在日本东京会见中国国际儒学联合会学术参访团时指出:儒学思想对于加强亚洲文明交流,推动地区和平发展,开创人类文明发展新境界具有重要意义。他表示,儒学构成了今天日本社会的根基,同时也是日本人心灵的故乡。“日中关系正处在上升期,维持这种良好的状态还需要两国人民在互相理解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儒学文化的精髓所在。这不仅有利于日中两国关系健康有序的发展,对于创建多元化的国际环境也具有重要意义。”福田先生还特别强调:“中国国家领导人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想法非常正确,就像每个人不能单个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一样,一个国家也不能单独地存在下去,而是要与其他国家一道来谋求共同发展。国与国之间早已不能单打独斗,只有谋求共同发展才能保证人类社会的和平发展。因此,如果缺少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指导思想,共建‘一带一路’建设的倡议也将会难以实现。”13 可以说,在富有政治智慧及远大目光的政治家看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已成中日外交的鲜明旗帜。中日需要走出一条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路。

今天,中日两国政府正努力构建建设性的安全关系。业已建立的“高级别人文对话交流机制”,也正在打造一个多元互动、精彩纷呈的中日人文交流新格局。借用费孝通先生针对文化多样性前提下文明互鉴与精神融合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和谐世界路径,人们有理由认为,今天中日两大民族发展新时代国家关系的要义,就是通过全新视角审视既往、现实与未来,以一种超越单纯物质利益的东方智慧促进精神互融,从根本上实现睦邻友好与共同发展。

(二)新时代中日关系需要在克服障碍中前行

鉴于新时代中日关系发展需要双方互融互动,中国方面十分关注日本领导人在处理对华关系上发出的信号。有日本媒体报道,安倍首相曾考虑在参加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期间,“把中国公务船驶入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周边日本领海”作为议题14,给中国人“来者不善”的感觉。但最终安倍首相在参加会议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希望此行进一步巩固日中纽带,期待中日韩获益‘三赢’。”显然,安倍首相小心回避了此前日媒释放的消极信息,只是笼统地谈到,会见习主席时将言及“日中两国共同对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繁荣负有重大责任。面向习近平主席明年的访日,希望能够一道下定去完成这一责任的决心”。15

令人高兴的是,在2019年岁尾之际中日关系又出现了新的进展。2019年12月23日,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前来出席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的安倍首相时,双方再次确认“一致同意推动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共同开辟两国关系的新未来”,进一步明确了“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本着“化竞争为协调”的精神推动两国关系始终沿着正确轨道持续向前发展。在此次会议上,三国领导人达成了《中日韩合作未来十年展望》的八点共识,明确了“作为对亚洲和平与稳定负有主要责任的国家,中日韩应加强合作,与其他国家一道,为地区和国际社会面对的广泛问题做出积极和应有的贡献”。16 安倍首相本人也在会议上致辞,表示“中日韩不是相互争斗的魏蜀吴。希望与三国经济界领袖一道,三国共同合作,构筑与国际社会共同发展的‘新三国时代’”。17 这展示出,在中日关系持续发展的稳定态势推动下,此前日韩之间的嫌隙也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弥合。

中日关系的新变化引起双方国内乃至国际社会瞩目,学术界有人用东北亚三国之间的“爱恨情仇演义”来形容这些颇有戏剧性的变化。18 国内有些声音更认为,包括中日关系在内的东北亚地缘政治关系仿佛正在完成调试改善过程,朝着最佳状态前行。笔者认为这种判断过于乐观,带有情绪化色彩,并不十分赞成。中日关系好转程度的价值判断应当依据何种标准,是一个非常关键又复杂的话题。笔者不赞成目前网上流行的“中国外交亲疏关系等级划分”19 ,因为在中国外交因其历史发展过程及不同环境条件而分别构筑的合作伙伴、建设性合作伙伴、全面合作伙伴、战略伙伴、战略合作伙伴、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之间,生硬而简单化地排列出一个“亲疏顺序”并不妥当。20

事实上,中国从来不在建交国家中根据亲密程度人为设置排序。国家关系虽然有相似于人与人关系的特点,但远比人与人之间复杂。之于个人,法院可以按照血缘上的远近亲疏排出一个获益多寡的“继承顺序”,但现代的国与国之间早已是平等的外交关系,既没有宗主与藩属的朝贡关系纽带,也不应当是盟主与仆从的团伙结构。当然,中国在对外交往中也会根据需要,在一定时期里冠以“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唇齿相依的友好邻邦”或者相反的表述,但这仅仅是政治意义上的表述,并不能作为同其他国家关系的比较基准,遑论什么“中国外交亲疏关系等级划分排序”。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主张所有国家无分大小、贫富一律平等是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不结盟且广交朋友是中国的一贯立场和基本态度。最近,中国在外交表述时,把日本从“大国”挪到“周边国家”(当然是周边国家之首)范畴。很多日本朋友诧异地问:“在中国眼里日本已经是‘小国’了吗?中国不再重视日本了吗?”显然,这是误解了中国分类调整的真意和善念。其实,承认你“大”,未必是在说你“好”。对近代历史上曾饱受欺凌、目前又在唯一的霸权主义国家霸凌下努力抗争的中国来讲,“大国”,尤其是“头号大国”并非褒义———这一点与日本喜欢与强者为伍的心态很不一样。中国人素来认为“远亲不如近邻”,中国政府和人民十分重视周边外交,因为周边是我们国家的安身立命之基础,是能够产生外交大成果的现实小环境。正因为如此,中日关系改善在中国外交事务中将始终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四、结语

新时代的中日关系已经拉开了历史大幕,还将给两国历史进程,乃至世界历史进程带来新的变化。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中日应当与时俱进,努力构建契合新时代的中日关系。为此,凝聚发展两国关系新的共识,从以下四方面促进发展显得尤为必要。

首先,树立起同舟共济、携手创造美好世界的进取意识。其次,继续深化互利合作关系,共同维护正常的国际机制与秩序。再次,在有关历史和台湾问题上重信守诺,不含糊、不懈怠、不倒退;共同担负起新时代的历史责任,求同存异,妥善解决争端问题。最后,作为一衣带水的近邻,应当推进更为丰富多彩的人文交流,同时坚持多元共生的文明观,以东方智慧积极寻求精神融合。

中日关系能否在新时代取得长足的发展,事关人民福祉与国家前途,人们期待着两国逐步积累政治互信,相互秉持真诚友好感情,深化平等相待、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精神,最终使国家关系趋向稳定成熟,跨越坎坷迈向坦途。

注释

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9页。

2 事实上四个政治文件中包含着法律条文与政治声明两类文书,而“四点原则共识”在“位阶”上与“政治文件”也有所不同。

3 在中国领导人从大局出发亲力亲为地推动中日关系改善的新形势下,日本政治领导人意识到以往对抗中国的政策难以为继,两国关系自2014年11月达成“四点原则共识”后始有改善迹象,到2017年5月出现相向而行的明显苗头,终于在2018年回到正常轨道。

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17页。

5 2019年6月习近平主席出席大阪G20峰会前会见安倍晋三首相时开宗明义地指出:“中日都进入发展的新时代,双方共同利益和共同关切日益增多,两国关系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双方应共同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

6《习近平会见安倍晋三,中日双方达成十点共识》,《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年6月28日。

7 杨伯江:《中日关系:再好的定位和愿景也要有实际内涵支撑》,《人民中国》2019年7月16日。

8 姜跃春:《重新认识中日关系的友好内涵》,《环球时报》2017年9月27日,https://www.opinion.huanqiu.com/article/9CaKrn K5mgc[2019-12-30]。

9《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在第15届“北京-东京”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央广网,2019年10月26日,http://www.news.cnr.cn/native/gd/20191026/t20191026_524833356.shtml[2019-12-31]。

10 山田勇「韓?·中?により日本の主榷が…高まる竹岛·尖阁への阌心世论调査が物语る?民の意识とは」、2019年12月6日、https://www.fnn.jp/posts/00049298HDK/201912061700_Isamu Yamada_HDK[2019-12-27]。

11 大原浩「日本は侵略されて初めて」宪法改正」を行うつもりなのか…、2019年12月12日、https://www.gendai.ismedia.jp/articles/-/68942[2019-12-30]。

12 古森义久「まるで米?への挑?、习近平」?賓招待「の危うさ」、2019年12月11日、https://www.jbpress.ismedia.jp/articles/-/58536[2019-12-26]。

13《国际儒学联合会学术参访团在东京与前日本首相福田康夫等进行座谈交流》,搜狐网,2018年7月19日,http://www.sohu.com/a/242240125_198184[2019-12-30]。此外,2019年10月笔者随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政治及中日关系调研团”到东京开展学术交流期间,福田先生曾告知笔者,他在与前来参加新天皇登基大典的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会晤时也直言:“日本的天皇登基仪式再现了中国唐王朝皇帝登基的典礼”。

14「首相、习氏に悬念佾达」賓待遇「内に说明必要北京立ち寄り仝谈」、https://www.iza.ne.jp/smp/kiji/politics/news/191223/plt19122322450021-s1.html[2019-12-20]。

15《安倍晋三:国际社会面临巨变,不稳定因素凸显,中日合作能够形成一股巨大力量》,https://www.cn.chinadaily.com.cn/a/201912/22/WS5dfec263a31099ab995f2eaf.html[2019-12-31]。

16 据新华社2019年12月24日电,中日韩在第八次领导人会议中达成的八点共识如下:(1)共同提升三国合作水平;(2)维护持久和平安全;(3)倡导开放共赢合作;(4)引领科技革命;(5)促进包括交通、物流在内的地区互联互通和基础设施合作;(6)重申致力于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7)促进文明互鉴与民心相通;(8)实现整体振兴与共同发展。

17 郭光昊:《安倍:中日韩不是“魏蜀吴”》,《环球时报》2019年12月25日。

18 林泉忠:《中日韩---现代版“三国志”的爱恨情仇》,《明报》2019年12月23日。

19 尤其是“某某论坛”、“某某观察”、“某某战略”所追捧的“中国按照外交关系亲疏,从1996年开始将与建交国家的关系分类,按等级由低至高依次为单纯建交、睦邻友好、伙伴、传统友好合作以及血盟五种关系”的观点,令人难以苟同。

20 按照网上的此类排序,日本与美国排在倒数的第一、第二位,因此形成了战略互惠关系、建设性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是最差关系的反逻辑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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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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