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洪:新时代的中日关系:核心内涵、主要途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23 次 更新时间:2020-05-09 17: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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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洪  

   摘要:中日双方经过数年努力,终于迎来两国关系发展的新时代。本次两国关系改善是两国领导人亲力亲为的结果,改善的路径也因此带有"自上而下"的突出特点。日本社会各界在改善关系方面仍存在不同程度的认识差距,而这些差距在两国外交实践中又具体表现为诸种"失衡",亟待解决与克服。面对中国领导人即将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以及2020年到2022年中日关系大事叠加的敏感时间段,今后双方能否持续稳步地相向而行,能否为指导、约束和规范新时代的中日关系制定出继往开来的新政治文件,自然是人们高度关注的重要议题。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中日应当同舟共济,努力创造美好世界;应当深化互利合作关系,共同维护正常的国际秩序;应当担负起新时代的历史责任,求同存异,妥善解决争端问题;应当坚持多元共生的文明观,以东方智慧积极寻求精神融合。

   关键词:新时代; 中日关系; 政治文件; 求同存异; 国事访问

   作者简介: 高洪,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文章来源:日本学刊2020年第1期

   马克思曾对人类社会史与自然演化史做过明确区分:“人类史同自然史的区别在于,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1 显然,中日两国关系的历史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国际大环境中,由中国与日本这两个行为主体相互作用、共同“创造”的结果。从1972年秋实现邦交正常化到今天,中日双方不断克服障碍、砥砺前行,终于迎来两国关系发展的新时代。回眸走过的48年,双方大体经历了“实现邦交正常化—缔结带有反霸特色的和平友好条约—构筑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争取实现战略互惠关系”的不同时期。以外交文书论,中日先后缔结了四个政治文件及“四点原则共识”作为睦邻外交与合作发展的约束和规范;2 从外交实践观察,中日在持续前行的过程中,政治、经济、海洋、军事安全等领域也多次发生过矛盾冲突和对立摩擦。可以说,中日关系既有过“蜜月期”的热络,也有过“冰冻期”的酷寒。尤其是双方综合国力对比发生逆转后,日本社会中不愿正确看待中国发展的不良情绪上升,别有用心的政治势力歪曲领土争端的基本事实,蓄意污名化中国,并人为设置政治障碍,使中日关系多次陷入困境。然而,尽管面临诸多阻力和困难,即使某些试图破坏中日关系的政治势力仍在暗中作祟,中日关系还是要不停地向前发展的。3 这不禁让人想起恩格斯关于历史不断发展的生动论述:“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4 中日关系的历史走到今天,相向而行已经是大势所趋,以与时俱进的态度正确认识中国乃至世界新变化,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两国关系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一、“和平友好”是新时代中日关系的核心内涵

   “新时代的中日关系”这一提法,正式见诸中国官方话语体系是在2019年春。2019年6月,前往大阪出席G20峰会的习近平主席在会前会见了安倍晋三首相,双方达成“两国关系发展十项共识”,由此开启了作为新时期双边国家关系的崭新提法5,舆论界、学术界随之出现了不同语境下与之相关联的表达方式。

   (一)围绕“新时代的中日关系”概念的对比界定

   目前,关于“新时代的中日关系”,大体有三种不同角度的表达语式。第一种表述是“新时代的中日关系”,即按照时间状语加主语的搭配。“新时代”这个时间状语是“中日关系”的关涉对象,重点在于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与日本的国家关系。第二种表述是“中日关系发展的新时代”,从语言结构和逻辑关系讲,“中日关系”作为主语与谓语“发展”相结合,并由助词“的”将前面词组“中日关系发展”为后面中心词组“新时代”构成定语,强调的是中日关系进入了历史意义上前所未有的发展新阶段。第三种表述是“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这是一种既有政治高度,又在修辞结构上相对严谨、完整的逻辑表达,其落脚点仍然是中日两国关系,但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中日关系”。其蕴含着现在及今后中日关系同新的历史时期(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适应、相匹配这一特殊要求。所谓“新时代”,既指两国关系发展中不曾经历过的机遇窗口———彼此间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关切不断增多,改善关系、寻求合作共赢的客观需要压倒摩擦对抗,成为矛盾运动的主导方面;同时,也指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斗争加剧,世界上热点频发、更加无序和混乱的激荡变局。此外,科技革命推动下人类文明的各种基础变量飞速发展,也促使两国利益交融日益扩大,中日在科技创新、知识产权保护、经贸投资、财政金融、医疗康养、养老照护、节能环保、旅游观光等广泛领域互利合作空间快速增长,两国携手发展、互利共赢既有实现可能,也有实际需要。6

   那么,能够“契合”这个新时代的中日关系应当是何种状态,或者说怎样定义“新时代的中日关系”的核心内涵与本质特征呢?笔者认为,“新时代的中日关系”概念既应是对过去原则立场的忠实遵循,也应是从实际出发、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有着深刻的继往开来意义。有鉴于此,深入理解今天的中日关系,既要重温中日建交48年走过的历程,也要从对照和归纳入手,梳理出今天中日关系发展原则共识中新的成分,通过分析其变化成因与发展规律,揭示出核心内涵与本质特征。

   (二)以往中日关系的核心内涵是“和平友好”

   纵观人类历史,国家关系往往因利益交错呈现出高度复杂的流动状态。不过,学者出于研究的需要,经常将国际关系抽象化、理论化,以突出某些特性。结果是这种简约手段往往导致只强调国际关系的某一个方面。例如,现实主义认为冲突是国家间关系的本质特征,自由主义却强调国际合作,建构主义则主张理想化的安全合作,喜欢鼓吹“安全共同体模式”。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理论与实践中,历来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并将其具体转化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宗旨”、“独立自主是中国对外政策的根本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处理同一切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这样一种“三位一体”的中国外交总方针。

   具体到中日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按照自己的外交宗旨、根本原则和基本准则,经过“以民促官”的外交努力过程,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审时度势,同日本实现了“邦交正常化”,并在此后几十年中达成系列双边关系框架。从象征复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到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两步走”,及至第三、第四个政治文件所体现的“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共识表述,其中始终贯穿着1972年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的原点上确立的基本精神:中日两国要世世代代和平友好,坚持互利互惠共同发展。

   众所周知,中日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并非空泛的宣传口号,其中包含着正确认识过去的历史,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妥善处理矛盾、管控分歧,以睦邻合作精神实现战略互惠等重要的核心内涵,并由此指导中日关系不断克服前进中的阻力和障碍,总体上保持了平稳的正常发展。

   (三)“新时代”为“和平友好”赋予新的内涵

   在日本,有很多人主张与中国的“和平友好”已经过时,甚至把中国方面主张的“坚持和平友好”歪曲为“用历史问题敲打日本的斗争策略”。而在中国,也有人将“中日和平友好”简单等同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日蜜月期”的状态。两者都暗含着放弃“和平友好”的错误思路,究其缘由,是脱离了两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过程,将中日间的“和平友好”进行了浅表化、庸俗化的误判误解。

   发展新时代中日关系的前提是对“和平友好”做出正确解读,是按照两国关系原点与基本精神,为“和平友好”增添与时代发展相匹配的实质性内容。换言之,就是要“从时代潮流与文明高度来定位和思考中日关系。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样一个大背景同双边关系问题衔接起来,去考察世界中的中日关系”。同时,“这样的良好定位和愿景也要有实际内涵支撑”。7 目前,中国学术界不乏主张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和平友好”增添新内涵、赋予新能量的议论,其中姜跃春教授的观点一针见血地触达了问题实质,“中日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不仅是中日老一代政治家的良好愿望,也是多数普通国民的美好愿景。然而,我们必须看到,随着两国关系交集的增加,相互之间的矛盾与摩擦也随之增多。中日之间单纯友好的时代已经过去,上世纪70年代中日刚建交后的蜜月期今后不会再来。在未来中日关系发展中,有多领域的合作,但更多的可能是在全球层面的竞争,甚至不时还会出现激烈的对抗……随着中日之间面临的国际环境日趋复杂,未来中日关系的友好内涵可能也要复杂一点,不能说简单地碰杯和握手就叫友好,也不可认为有一些摩擦就是不友好。未来的中日关系将是一种多种因素并存的状态,有摩擦,有碰撞,同时还有合作。”8 简言之,国际环境与两国发展阶段与状况时移事疏,中日两国之间关于“和平友好”也需要有新的理解和作为。可以说,今天的中日和平友好,已经不再是用鲜花、干杯等来代表的浅层符号。不断积累政治互信、开展积极的对话沟通、凝聚起广泛的国际问题共识、探讨可持续安全以及“草根”层面的相互理解,无一不是新形势下中日“和平友好”的组成部分。

  

   二、坚持原则,努力克服两国关系发展中的障碍

   目前,中日两国政府已原则上商定和确认2020年春天习近平主席应邀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诚如王毅外长所言,“如果此访能够成行,将是中国国家元首时隔12年正式访问日本,必将成为新时代引领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9

   (一)影响中日关系的“政治杂音”亟待消除

   随着中国领导人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日期日益临近,日本社会中却冒出不和谐声音,政治空气中混杂着不利于高层互访的氛围。据富士电视台报道,日本内阁府2019年12月6日公布了“有关争议领土的国民意识舆论调查”。该调查从公众对争端的关心程度、对日本的历史与法理证据的知悉程度、对争端对方国家主张的了解程度、日本进行主权展示的必要性等角度发问,看似客观公允的大数据统计,实际上是想推动日本国民形成“亚洲邻国正在争夺日本领土”的反感情绪。10 无独有偶,大众杂志上也出现了如《日本只有遭到侵略才打算修改宪法吗?》这样的煽动性文章,公然鼓吹军队不能放开手脚,必然导致在军事冲突中失败,宣称今天的自卫队不过是警察及海上保安厅的“延长”,必须要建立正式的军队来应对外来威胁。11

对此人们不禁发问,是什么原因导致两国关系在持续改善过程中遭遇逆流,有没有来自外部的干扰破坏?的确,近年的两国关系改善是双方领导人亲力亲为的结果,改善的路径也带有“自上而下”的特点,因此不得不面对日本政界中某些质疑对华关系改善的非主流政治主张。最近,日本国内个别政治势力和政治人物竟以“过度接近中国会危及日美同盟”等理由,反对以国宾礼仪接待中国国家主席。素来反华的《产经新闻》驻华盛顿特派员古森义久更是撰文“规劝”安倍,“切莫因接待中国领导人向美国发送接近中国、挑战美国的错误信号”。古森还在文中借美国兰德公司专门研究美日同盟的杰弗里·贺南及布鲁金斯学会的迈克尔·奥汉隆之口,散布“日本与中国在安全保障基本战略上存在巨大差异,中国挑战美日同盟,而日本是以美日同盟为国防支柱的”的言论,大肆宣扬在国际秩序方面,“日本与中国也展示出完全不同的姿态,中国要求改变由美国主导的亚洲乃至世界的现存秩序,而日本是以维护现存国际秩序作为国家基本战略核心支柱的。日本与中国看待世界眼光迥然有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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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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