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限 高洪:后安倍时代日本军事大国化追求与对华博弈加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6 次 更新时间:2022-11-03 22:56:17

进入专题: 中日关系   日本   后安倍时代  

吴限   高洪  

  

   摘要:推进军事大国化,以应对国际秩序变动调整和地缘政治安全压力,成为“正常国家”,是后安倍时代日本最核心的政治议题。后安倍时代,日本政府通过渲染地区紧张局势、大幅增加防卫预算、强化日美同盟,以及修订“安保三箭”等策略,实质性地推进军事大国化目标。在对华关系上,日本继续利用两国间的“结构性矛盾”,牵制中国,提升对华博弈能力;联手美西方国家,多维度加剧与中国对抗。

   关键词:后安倍时代;军事大国化;右倾保守化;对华博弈

  

   后安倍时代(1),日本的核心政治议题是加速推进军事大国化进程,以应对国际秩序变动调整、地缘政治的安全压力,并加强对华博弈的能力,成为“正常国家”。在安倍晋三长达9年的长期执政期,军事大国化早已成为日本国家意志的重要体现。辞去首相一职后的安倍仍通过其政治影响力牵引岸田政府大力扩充军备,增强安全保障能力,对华展现强硬姿态。安倍遇刺身亡后,岸田政府将延续这一战略,进一步以中日间的“结构性矛盾”为抓手,渲染“中国威胁论”,以实现军事大国化为目标,依据权力政治的现实主义与传统地缘政治思维,与美西方国家一起与中国展开从价值观、地缘政治到军事安保等多维度的对抗,中日关系因此面临严峻考验。

   一、加速推进军事大国化进程

   受国际秩序变动调整、地缘政治安全局势升级,以及日本右倾保守化加剧等因素的叠加影响,如何推进军事大国化,提高日本军事能力,成为“正常国家”,是安倍时代最核心的政治议题之一,也是安倍坚定遵循的行动逻辑。后安倍时代,日本不仅不会减缓军事大国化进程,反而会通过渲染地区紧张局势和“中国威胁论”,大幅提高防卫预算,深度强化日美同盟,以及全面、系统地修订安全保障战略等综合手段,实质性地加速推进军事大国化进程。

   (一)渲染“中国威胁论”和地区紧张局势,为推进军事大国化制造借口

   为增加防卫预算和扩充军备,日本一直在引导舆论渲染“中国威胁论”和地区紧张局势。为了应对所谓的“中国威胁”,安倍强调日本应“保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安倍扬言,“在日本受到攻击而依赖美国反击的情况下,难道只能看着美国的年轻人独自去面对危险吗?”“如果美国派出了10架战斗机,日本连派出1架都做不到,那么日美同盟就会失效。”(2)

   2021年11月,岸田首相检阅陆上自卫队朝霞驻地,发表“训示”,强调日本将强化必要的防卫力,不排除拥有在对方国家疆域内阻止弹道导弹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3)岸田还特意乘坐装甲车和坦克,此举和2013年安倍首相身穿迷彩服,头戴钢盔,登上自卫队新型战车,乘坐编号“731”的自卫队飞机的行为如出一辙。随后,岸田首相在上任后的第二次施政演说中再次强调,希望强化日本的防卫力,使日本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

   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政府以应对地区紧张局势为由,图谋扩大防卫装备出口,提高日本的“反击能力”,安倍借机抛出要与美国进行“核共享”的主张。安倍认为,同样作为二战的战败国,德国与意大利可以利用北约的核武器,即所谓的“核共享”,那么日本也可以享有同样的权利。其实,安倍提出“核共享”的目的就是要架空“无核三原则”,为日本拥核松绑。安倍的“核共享”论调得到了保守势力和右翼势力的支持。自民党政务调查会会长高市早苗建议党内就“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核武器”进行讨论,认为在紧急情况下应该允许例外。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向外相林芳正提交建议书,要求政府讨论“核共享”以强化日本的防卫力,并将防卫费增加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对此,自民党内就共同运用美国核武器的可能性举行内部讨论。

   日本朝野此时围绕“核共享”的讨论显然是在造势,一方面是为了试探国际社会对日本突破“无核三原则”的反应和态度;另一方面是为了打破国内谈论核武的政治禁区,为今后日本社会能够接受拥核主张,推动拥核正当化扫清舆论上的障碍。对于“核共享”,尽管岸田本人持慎重态度,日本短期内也无法实现“核共享”或拥核,但在保守和右翼势力的裹挟和助推下,“无核三原则”已经松动,日本意欲强化战略威慑力和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渲染,值得关注和警惕。(4)

   自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日本越来越把中国作为其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甚至是“假想敌”,“中国威胁论”在日本政坛甚嚣尘上。日本历年版《防卫白皮书》都格外关注中国的军事发展,认为中国崛起就会“以力量改变现状”,从而造成“日本周边环境恶化”。在日本政客的逻辑中,日本需要发展自身军事力量以应对所谓“安全威胁”。(5)综合近年来日本历年版《防卫白皮书》中对中国的阐释,日本对华战略性、主动性和强硬程度在不断增强。为了提高军事对抗能力,日本一直延续着渲染“中国威胁论”和地区紧张局势的策略,为扩大防卫预算、突破和平宪法的束缚制造借口,包括解禁集体自卫权,改变“专守防卫”,“增强对敌基地反击能力”等一系列举措都是在这一逻辑下展开的。2022年7月,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2022年版《防卫白皮书》。新版《防卫白皮书》一如既往地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称“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继续试图以力量单方面改变现状。而且近年来,中国与俄罗斯深化合作,两国的舰艇和飞机也在我国周边进行联合巡航和飞行。”(6)

   (二)不断提高防卫预算,为强化军事安保能力提供资金保障

   为实现军事大国化,提供充足的财政支持,日本政府不断调整防卫预算,打破占GDP不超过1%的惯例。尤其岸田内阁新出台的《经济财政运营和改革基本方针2022》中,明确提出要增加防卫预算,5年内实现防卫力的根本强化,以应对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包括“应对权威主义国家对民主和自由的挑战”。(7)在防卫预算的具体用途上,除用于增强导弹防卫和西南诸岛的防卫外,还将用于增强日本在太空、网络、 电磁波等新领域的能力。(8)

   另据《每日新闻》披露,2023年度的防卫费预算约为5.5兆日元,将再创新高。此次预算案调整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要贯彻岸田首相提出的“5年内彻底强化防卫能力”的主张,必要时将以“事项要求”进行应对。所谓的“事项要求”当中将包含具有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部署和无人机购买的费用。(9)据此推测,5.5兆日元只是一个保守估计的金额,2023年度最终防卫预算额或将超过这一金额。甚至自民党内部有人认为,防卫预算应追加到7兆日元。从日本防卫预算逐年增长的趋势看,逐年提高防卫预算已成为日本扩充军备的必要条件,保持连续增长的态势似乎不可逆转。

   防卫预算的增加也让日本在承担驻日美军费用上有了更多的操作空间,日美军事合作将变得更为紧密。为强化同盟关系,稳定推进日美“2+2”会议,进一步密切双方军事安全合作,日方拟将该预算改称为“日美强韧化经费”。日美双方围绕自2022财政年度起连续5年的美军驻留经费已达成共识,日本总共将承担约1.55兆日元,平均每个年度承担约2,110亿日元,经费重点将用于自卫队和驻日美军新设的共同训练项目。(10)尽管近年来日美两国在驻日美军的费用负担上多有分歧,但为了加强对“中国和朝鲜的威慑力”,日本今后不断提高负担金额,满足美军在日本部署和运用“最尖端装备”的需要,已成趋势。

   (三)修改安全保障战略和相关法案,实质性地推进军事大国化进程

   在安倍长期执政期间,日本相继出台首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2013年)、新“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2014年)、《和平安全法制整备法案》(2015年)、《国际和平支持法案》(2015年),修订新的《防卫计划大纲》《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2018年)等一揽子安全保障法案、大纲等,实质性地推进了军事大国化战略。

   岸田执政后,在安倍推进的安全保障战略的基础上,试图进行调整、升级和增容,进一步应对日美军事安全合作新需要、地缘政治新变局和所谓的“中国威胁”。岸田政府将在2022年12月重新修订安倍的“安保三箭”(11)。为此,自民党专门成立了“安全保障调查会”,并于2022年4月公布了《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制订建议》,建议岸田考虑将此次修订案与美国的战略文书进行统合,以美国的《国家军事战略》为参考,重点强化日本的防卫力量,在此基础上制订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整备计划》。(12)

   尽管岸田尚未公布修订案细节,但据前经济产业省官员谷贺茂明称,“赢得参议院选举大胜,将迎来‘黄金三年’执政期的岸田,会因为三年内没有国政选举而会毫不犹豫地进一步扩充军备”,“无论修宪是否成功,岸田都会利用国民对俄罗斯和中国的军事不安感,不断用既定的事实突破宪法的限制,建立一个可以与美国共同对抗中国的防卫战略。”(13)

   2022年7月自民党获得参议院选举胜利,岸田表示要“尽快发起修宪动议,并进入国民投票程序”。(14)应该说,胜选之后的岸田在修宪、修订安全保障战略和扩充军备上拥有了一定的时间,及更大的自主权和主导力。正如学者吴怀中指出的,“未来10年,反映在国防方针、军事战略、武器装备、防卫预算等方面,日本将大概率以邻国极不乐见的方式实现某种军事崛起。”(15)

   二、继续利用中日“结构性矛盾”提升对华博弈能力

   “钓鱼岛问题”“台湾问题”“历史问题”一直是横亘在中日之间难解的“结构性矛盾”,严重影响和制约着两国关系的改善和发展。从安倍执政后期开始,尤其在中日两国向好发展态势遭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以后,以安倍为首的保守和右翼势力在上述问题上小动作不断,企图借此激发国民的民族主义情绪,转移国内矛盾,达到提升本国军事力量的目的。安倍辞职后,特别是岸田执政以来对中日结构性矛盾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善之举,相反两国在钓鱼岛问题和台湾问题上的矛盾有激化之势。安倍遇刺身亡后,岸田或许会适度调试中日两国在上述地区的紧张关系,以换得在经贸领域上的更大合作,为其国内经济政策——“新资本主义”注入活力,但不会根本放弃对华博弈这个抓手,总体上还是会延续安倍的强硬对华路线,甚至表现得更具攻击性。

   (一)再掀钓鱼岛舆论风波,升级军事对抗的准备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尤其在美国表示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之后,中日钓鱼岛问题又呈现高度对抗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右翼势力和媒体极力进行钓鱼岛危机的话语建构,将中国在钓鱼岛海域的常态化巡航一事,渲染为与疫情并列的日本又一大“国难”,要求日本政府对中国予以军事反制行动。《正论》杂志刊文称,“中国企图用军事高压夺取日本固有领土(钓鱼岛)的形势已迫在眉睫,中国海军在对抗海上自卫队的能力上已占据优势,夺取钓鱼岛的危险性显著增强,如果这不算国难的话,还有什么算国难呢?”(16)《产经新闻》发文称,“中国从战略和武器装备上正在加强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日本应该做好战争的准备”。(17)

二是辞职后的安倍在钓鱼岛问题上比执政时期表现得更加强硬。安倍明确表示,“日本应该以毫不动摇的意志,坚决守卫钓鱼岛。考虑到中日间相互对抗的风险可能会加剧,应进一步强化海上保安厅的护卫能力”。(18)岸田上台后,基本延续了安倍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强硬立场。海上自卫队和海上保安厅频繁举行联合“夺岛演习”,尤其是2021年12月23日的军事演习,将“海上执法行动”的权限从警告、驱逐级别上升到自卫队可动用武器的级别,演习内容包括针对中国海警或海军船只实施拦截、撞击甚至开火等战术动作。另外,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也多次进行针对中国的离岛防卫作战联合军事训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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