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新:沈从文:七十岁想改业“作曲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97 次 更新时间:2020-05-07 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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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新  


1972年2月,沈从文终于获准从干校回京治病,文物研究也得以重续。但是,8月14日他给小儿子沈虎雏的信中,忽然有这样一段话:

如社会再变,还有第四次改业机会,或许将试学“作曲子”……若活到七十六岁还有机会接近什么乐舞团,那些年青女孩子会激起我的想象力,写得出十分好听的民族曲子。成就肯定将不下于我写的小故事!

此时沈从文70岁。或许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情,使他对多年的文物研究产生了忧虑;或许什么也没有发生,是他对当时混乱多变时局的一个预警。

他从一个旧军人,转成大作家;又转成文物研究专家;在干校因无法工作而改写五言古诗。现在,他突然起念想去“作曲子”。他“不懂音乐”,连“七个音符组合的常识”也不清楚。为什么竟如此匪夷所思,自己也说“真是异想天开”呢?

——其实,其来有自。


他最爱的是音乐和美术


沈从文对音乐有一种特殊的敏感。1949年他曾回忆,童年刚有记忆,便感受到了家乡驻军的鼓角声,在黄昏中“奏得又悲壮,又凄凉”。此外,办喜事丧事的乐曲,求神还愿的乐舞,田野山路上的唢呐独奏,以及各种鸟雀的歌呼,河边的水车声,天明以前的杀猪声,田中秧鸡、笼中竹鸡、塘中田鸡鸣叫声……都“镶嵌在成长的生命中每一部分”,“暗示或启发”了他的音乐潜能。

1983年,凌子风准备将沈从文的名著《边城》再次搬上银幕,沈从文在电影剧本上批道:家乡白河和沅水上的船家,下行时悠扬顿挫、有板有眼、充满快乐兴奋的摧橹歌,和上行时带着特别辛苦、无腔无节、无可奈何的挣扎呼喊声,“六十年来还在我耳边保存得清清楚楚”。

甚至“身边耳边一切沉静静的”,生命中也会有音乐旋律“这些回音来复”。

抗战在昆明,他看到绿色“在阳光下不断流动”,耳边“恰如一个伟大乐曲的章节,在时间交替下进行”。在青岛,面对大海,他感觉到“心脏跳跃节奏中,俨然有形式完美韵律清新的诗歌,和调子柔软充满青春纪念的音乐”。

1956年,在湖南吉首听苗家歌手唱歌,觉得歌手“微笑时却如同在轻轻唱歌”。1976年在苏州甪直,船家纵然沉默不语,他也感到“总像是在轻轻唱歌”。

面对好曲子,沈从文更“永远是感动得要流泪。从小即如此”。

他特别喜欢家乡的“傩戏”。黄永玉1982年陪他去凤凰老家,这是他最后一次回故地。他听“傩戏”,“眼睛里充满泪水,又滴在手背上。他仍然一动不动”。回京后只要听到“傩戏”两字,就流泪。

一次他独坐在藤椅上垂泪,张兆和忙问怎么回事,他指着收音机——正播送一首二胡曲,哀婉缠绵——说:“怎么会……拉得这么好……”泪水又涌出,他讲不下去了。

晚年看电视剧《今夜有暴风雪》,对剧情不大懂,却专注地倾听短短的片头曲,问:“谁弹的琴……好……”声音哽咽,别人告诉他是鲍蕙荞,他两眼已满含热泪。

他还特别喜欢西洋音乐。大儿子沈龙朱说,他知道父亲欣赏西洋音乐很早,在昆明,沈从文常常带着孩子去听交响乐唱片。1950年代初,沈从文分期付款买了一架捷克电唱机。两个儿子开始买西洋音乐唱片,积攒了七八十张,家里经常充满了交响乐。沈从文不懂外语,便在喜欢的唱片贴纸上写“好!”,以便再听。

黄永玉知道他喜欢音乐,买了个大的电子管收音机送给他。沈龙朱说,家里有了收音机,“父亲永远在听交响乐”。开明书店焚毁他的书,他听“悲多芬”;独自在家守岁,他听“悲多芬”;文革中,他冒险还是听“肖邦和悲多芬”。

他曾写信给一位老熟人的孩子说:“我一生最喜欢的是‘绘画’和‘音乐’”,又说“由于种种限制,却被迫得用写作继续生存,用生僵呆定发霉发腐文字,来把脑子里与颜色声音分不开的一簇簇印象,转移重现到纸上”。

——在世人眼中,沈从文是文学、物质文化研究的两座高峰,其实,音乐和美术,才是他的最爱。


音乐改变、甚至拯救了他的人生


音乐是什么?音乐的魔力有多大?有太多的说法和生动事例,沈从文的诠释和体验或许最“锐利”和另类的。我们甚至可以说,音乐是他人生的“北斗”和“神灵”——音乐改变、甚至拯救了沈从文的人生。

1949年2月,沈从文曾非常详细地叙说了音乐对他的意义。

“唯有音乐能征服我,驯柔我。一个有生命有性格的乐章在我耳边流注……生命仿佛就有了定向,充满悲哀与善良情感,而表示完全皈依。音乐对我的说教,比任何经典教义更具效果。”——音乐滋养了沈从文。

“只要生命中有这些回音来复,来自多年以前的远方,我好像也即刻得到一线微光,一点热,于是继续摸索而前”。“只有一件事给我生命以力量和信心回复,即仅具启发性的音乐”。——音乐激励了沈从文。

“也许我所理解的并不是音乐,只是从乐曲节度中条理出‘人的本性’”。——音乐使沈从文更深刻地理解人性。

这可能是一个非常超前的观念和体验。著名音乐理论家杨燕迪最近撰文,对国内外音乐界过于纠缠情感,或者外在技巧表示不满:音乐应当有“更为宏阔的命题”,“在艺术功能上,音乐应该承担起揭示人性与真实的职责”(《解放日报》2018年1月27日》),而沈从文在60多年前对此就已经有所涉及。沈从文似乎有一种为了杰出而生成的品质——洞察力,令人惊叹!

在人生面临重大困惑的时候,沈从文就向音乐求救。1940年代在昆明,沈从文陷入对生命抽象思考和具体感受之间的泥淖里,苦苦挣扎,难以自拔。茫然、疲惫、空洞似的虚无,头脑思索不止,仿佛朝着疯狂奔去。这时,沈从文一遍又一遍地想起音乐、谈到音乐,屡次祈求道:“给我一点点最好的音乐,肖邦或莫扎特,只要给我一点点,就已够了。我要休息在这个乐曲作成的情景中……”;“音乐对于我的效果,或者正是不让我的心在生活中凝固,却容许在一组声音上,保留我被捉住以前的自由”。

在上世纪中叶的时代剧变中,沈从文陷入更大的精神危机,竟至精神失常,导至自毁。音乐又一次显示出它在沈从文生命中的疗救力量。

1949年8月,待渐渐平复后,郑振铎介绍他到历史博物馆工作。此时张兆和在“革大”,孩子们各忙各的。沈从文回家后常常一个人。他要么长时间独坐叹息,要么不停地写,写了撕。此时音乐成了他主要伴侣,抚慰他受伤的心灵,梳理他既复杂也单纯的情感。一个晚上,学生马逢华来陪他听音乐,他忽然像从梦中醒来似地幽幽说道:“我这副脑子整个坏了,强硬了,一点没有用处。只有当我沉湎在音乐里面时,才又觉得恢复了想象能力,——有时我好像又回到了从前在湖南乡下的时候。我可以听见小河里流水的响声,闻到草地上青草的腥味,听见蚱蜢振翅的小小噪音……我好像重新充满了创造力。”

同年9月,沈从文写信给张兆和,描述了音乐如何引导他,影响他,拯救他。他还写了二首长诗《第二乐章——第三乐章》、《从悲多汶乐曲所得》,他感到生命的回复,仿佛从一个长长的乐曲中通过了黑暗的隧道:“它分解了我又重铸我,/已得一个完全新生!”音乐更深层意义“即提示我的单纯,统一我复杂矛盾而归于单纯,谧静而回复本性。忘我而又得回一个更近于本来的我”。

在以后的岁月里,在长期压抑无助、困厄挫折中,他总是在音乐里得到安慰、平衡和希望,保持童心,“百年长勤”。


他把小说“当成一个曲子去完成”


文学语言应该像音乐一样流畅,有节奏感,这是作家的普遍追求,沈从文无疑是个高手。他的探索还在于,他将音乐的诸多因素灌注于整个文学创作过程中,进入作品更深广的内核和范畴。

沈从文说,好的音乐,有时会成为文学创作的“媒触机”、“酝酿期”,或“怀胎信号”。这“不是什么灵感,比灵感还高一级的东西。更不是什么天赋。所以在那个情形下,如果写什么散文、故事,一定写得极动人”。——音乐孕育了他的某些作品,并贯穿于作品诞生的全过程。

沈从文多次说,“有些故事写得还深刻感人,就因为我把它当成一个曲子去完成”。或许文字也可以像“一支小曲的进行,以及它的发展过程”。他的许多作品“即有乐曲的过程节奏”,“有音乐旋律在其中,还自以为即很好的乐章”。

他还说:“我从佛道诸经中,得到一种新的启示,即故事中的排比设计与音乐相会通处。尤其是关于重叠、连续、交错,湍流奔赴与一泓静止,而一切教导都溶化于事件‘叙述’和‘发展’两者中。”

他说,他最著名的小说《边城》有美术和音乐成分的吸收,“过去的失业,生活中的压抑、痛苦,以及音乐和图画吸入生命总量,形成的素朴激情,旋律和节度,都融汇而为一道长流,倾注入作品模式中,得到一回完全的铸造。”

他让音乐的精灵降临在他的作品里。他为无人理解而遗憾。

他因文学批评家刘西渭(李健吾)和音乐家马思聪终于指出了这个蕴含而感到幸慰,称他们是“最好的读者”。“他们从篇章中看到一种‘用人心人事作曲’的大胆尝试”。

1951年,他写信告诫一位青年作家,要喜欢音乐:写短篇懂乐曲有好处,“音乐和小说同样从过程中产生效果的……这才真是艺术!”

他曾给一位作者提出建议:应该“有些小景小人事穿插介入,……一切似乎都永远在动,却有个由爱情而游离了的凝固灵魂,静静的独自反复唱歌”,并说“这是作乐曲的方法”。——这是一种多么美妙的音乐境界啊!

用作曲原理写小说,沈从文说:“在中国,这的确还是一种尝试”。——已经有人在研究沈从文小说中的音乐原素,窃以为,应当引起更多艺术评论家的关注。


他对音乐创造充满信心


据黄永玉回忆,表叔常常“谈音乐,一套一套,和音乐一样好听,发人聪明”。“他喜欢莫札特,喜欢巴赫,从中也提到音乐结构……”“表叔说:‘音乐,时间和空间的关系。’这是个准确定律。”

黄永玉感叹说:沈从文“对音乐的理解,这是个奇迹!”。

或许正因为如此,沈从文对自己的音乐创造充满自信,并常常夸口。

在1940年代即说,他常常很想用音乐去表现“从抽象产生”的“得到永生快乐的”“一种境界”。“如知和声作曲,必可制成比写作十倍深刻完整动人乐章”。

在1949年的精神危机中,他坚持说:“用音符表现生命情感起伏与连续,我相信,成就都必然比文学来得大,来得深,也来得容易。”

他在赴四川土改途中,船靠巫山,写信给张兆和说:这个江城“一和历史感兴联系,即是一非常感人的曲子。我如会作曲,在心中泛滥的情感,即必然在不甚费事组织中,可以完成一支曲子”。又写信给小儿子沈虎雏说,如果你和哥哥学作曲,“我会容易为你们工作提出些有用意见”。他还进一步说“更有可能,即我们可以共同作些……好曲子”。

1972年,沈从文对一个学音乐的年轻人写信,说自己“笨得甚至画个圆圈也不及格,唱歌更差劲”,“另一面倒还是满以为如有了作曲的基本知识,学下去,和当时学写作方式差不多,搞个五几年,作点曲子或许比西哈努克先生的作品好听一点也说不定”。若还掌握了“弹奏的基本知识……而充满信心试验下去,什么李名强、殷承宗,统不在话下”。他还说“老想到去创造肖邦第一钢琴协奏曲那个成就”,竟然要与世界第一流音乐家比肩,真有点狂妄了。——但是,天才是条不走河道的流水,恣意是它的特征。

黄永玉写道:

他也常常说,如果有人告诉他一些作曲的方法,一定写得出非常好听的音乐来。这一点,我特别相信,那是毫无疑问的。但我的孩子却偷偷笑爷爷吹牛,他们说:“自然咯!如果上帝给我肌肉和力量,我就会成为大力士……”

孩子们不懂的是,即使有了肌肉和力气的大力士,也不一定是个杰出的智慧的大力士。

大河最易相通,黄永玉最懂沈从文。智慧是最高知识,是神魂与共,说不清,有意味;却可以跨越一切,给人以无止境的自由和创造能力。技艺是外在的东西,远远低于智慧。沈从文对音乐创造的自信,是他杰出智慧的自然外溢。

沈从文想改业“作曲子”没有实行。——但是,多少年过去了,时光让无数愿景破碎,让很多河流干涸,让数不清的青春流离失所,沈从文却还是沈从文,他仍然像一只绿色的蜻蜓,坚定地站立在摇曳的芦草尖上,做着颓败生活中的“英雄梦想”。他与音乐的奇特关系意味深长,他的生命质地的嚣强昭示无遗。

1951年9月2日,批判电影《武训传》正电闪雷鸣,他不管不顾地写道:“政治中讲斗争,乐曲中重和声。斗争为从矛盾中求同,和声则知从不同中求谐和发展。唯其不同,调处得法反而有个一致性,向理想奔赴如恐不及。”(《凡事从理解和爱出发》)——用音乐来阐述人类追求不已的政治图景,社会理想,沈从文的智慧借助音乐又一次发光。


参考书籍:

《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 见《沈从文自叙传》(上)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年5月

《沈从文的后半生》张新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

《沈从文家书》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1月

《沈从文精读》(下)张新颖 北岳文艺出版社2014年7月

《人生扫描》李辉 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3月

《沈从文印象》孙冰编 学林出版社1997年1月

《沈从文年谱》吴世勇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

《人性的治疗者:沈从文传》吴立昌 百花文艺出版社2013年9月

《沈从文家事》刘红庆 新星出版社2012年6月

《沈从文与我》黄永玉 湖南美术出版社2015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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