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新: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诞生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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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新  


在时代的剧变中,沈从文自觉而明智地告别文学,把自己整个地交付给时代的一个“冷”地方——历史博物馆,开始关注中国古代服饰,应该是很早的。据历史博物馆同事李之檀介绍,他一贯热心文物的征集与收购;“他收购的方面很多”,“尤以织绣、服饰最为丰富”。



沈从文(1902.12.28—1988.5.10)



沈从文敏锐地发现,中国古代服饰是座“富矿”,具有极大的学术研究和实用价值。当他发现日本学者已经占了先机,深感耻辱,发愿要写一部中国古代服装史。


他没有想到,这本开创性巨著,像个软木塞,要在时代的波涛上,颠簸那么久;在神秘的历史辗盘里,要经受那么严酷的磨砺。


周恩来安排任务


在历史博物馆,沈从文被认为是“反动作家”,没有受过“足秤科班”的训练,又在“不恰当的时候”得过“不恰当的病”;不仅不被重视,反而常常受到侮辱、作践,甚至公然的“训斥”,说他“不务正业”、“不安心学习工作”,“一天不知干些什么事”。在很长时间里,连个办公写字的地方都没有。


但沈从文不为所动,“一面工作,有时一面流泪”,自言“人生是一种沉默的斗争或一个沉默的战场”——他明白自己及自己工作的价值,永远“都感觉到生命充沛热情”,不管不顾地工作着。


在“反右”后的一份检查中,他表达了想“集中精力摸摸丝绸,扎实搞几年服装史”的愿望。1959年7月,给大哥沈云麓信中提到,我希望“把服装史工作打个基础,好供全国使用。”翌年,给大哥信中又说:“近日正在草拟个服装史的计划。”——这表明,这项工作,沈从文正式着手了。


沈从文、张兆和晚年与两个孙女在一起


在此前后,沈从文为轻工业出版社草拟《中国服饰资料》目录,用到六七百种图像和石刻。还撰写了《从文物中所见古代服装材料和其他生活点点滴滴》《古人的穿衣打扮》《假若我们再演〈屈原〉——关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及服装道具如何古为今用》等文章。


届时领导人出访,甚至周恩来总理也是,礼品书竟然是小小一本《新华字典》。这与历史悠久的泱泱古国太不相称了。1963年冬季,周恩来与文化部领导谈起,常见人家有服装史、服装博物馆,我们能不能编一本历代服装图录送人。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回答说,沈从文正在研究。


至此,这项工作出现了重大转折。历史博物馆建立起领导协调体制,调配美术组多人给沈从文做助手,另有相关人员配合。1964年初,工作全面展开,提出要赶在10月前出版,向国庆十五周年“献礼”。


出现如此转折,沈从文又添了隐忧,写信向大哥吐露:“我的构思基本方法,和一般人又不大同”,“又照例得层层”送审;必须“迁就他人意见,说些和本书无关的话”,“写出一些似是而非的习惯话,反而把真正研究心得大量删去”。但“个人头脑”中的东西,终于可以“转为公共的知识”,他毕竟感到欣慰。


工作极端紧张,沈从文每天要写六千字,适当引申文献,综合分析比证,做出简洁的说明。届时他高血压和心脏病都很严重。但他已有大量积累,领导为了赶任务也“要求不多”,沈从文很快完成了任务。当年 7月,康生题了书名,郭沫若作了序,沈从文写了“题记”,出版社打出十部样稿送审。


但此时,社会上正在讨论毛泽东关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舞台”的批示。历史博物馆组织三人小组进行修改,事实上只有沈从文“能掌握轻重分寸”。但他已敏感到风暴在酝酿,“老担心将来出乱子”,甚至“早把出版理想放弃”了。1965年9月,给参加“四清”的张兆和信中设想,干脆把研究文字全部删去,只光禿禿出个图录。


大动乱开始……


风暴如期袭来,沈从文立即成了“牛鬼蛇神”、“反共老手”,屡被批斗,扫厕所,罚劳动;抄家八次,3间屋只剩1 间,余下书籍只能以七分钱一公斤卖给废品回收站。《中国古代服饰资料》成“大毒草”,临摹的图像原稿,被造反派贴在大字报上批判,全部毁去。


齐燕铭因为支持沈从文编这本书,被红卫兵绑在历史博物馆小礼堂批斗7个多小时,沈从文因患有严重疾病,被绑在隔壁房里听“乱骂”。


“文革”中幸存下来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说明稿校样


沈从文在给亲属和朋友信中表示,自己已成“浮沫”,“感到恐怖”,过去近二十年“耐烦热心”的工作,“毁去了”。


如此情势,《服饰》根本无法出版。出版社将稿子和图版,装麻袋拟作废品处理。同事李之檀他们得到消息,赶紧抢救回来。1969年11月1日,造反派发回抄去的照片、文稿、记事本,《服饰》改正稿也在其中。这使沈从文看了到一丝希望。


1969年9月,张兆和下放湖北咸宁五七干校,不久历史博物馆领导也找沈从文谈话,动员他下放。11月16日,沈从文致信馆中领导,希望不要离开北京,继续研究,认为这更有意义。但没有用。


11月18日,历史博物馆决定沈从文等老弱病18人下放干校,月底前离京。沈从文心中很乱,两夜未睡。11月22日,给小儿子沈虎雏信中说:“一桌文稿,看来十分难过,虽允为好好保存,我大致已无可望有机会再来清理这一切了。比较难过,即近廿年搞的东西,等于一下完事,事实上有许多部分却是青年人廿卅年搞不上去的。也可能以后永远不会再有人搞的。”


11月30日,沈从文由大儿子沈龙朱陪同登上南下火车。动员会要求下放18家,到欢送会前只剩5 家,等沈从文上车,才发现其实只有3家。到了目的地,才知“榜上无名”,“折腾了约四个小时”,才勉强安顿下来。


在咸宁五七干校两年多的时间里,沈从文住处迁移六处,使他惊魂不定和恐怖。当地潮湿多雨,住所房顶有窟窿,大雨过后,房内成了河,蟋蟀、青蛙、锦纹蛇的鸣叫声,“与窗外田蛙相呼应”,“形成一生少经的崭新环境”。他庆幸未开箱抄写《服饰》稿子,否则“可就糟了”。


但工作像一条斑谰的虹霓,永远挂在沈从文的天空,在家书中,几乎每信必谈。



1970年6月18日,给张兆和信中说:“特别是那一本总理同意编的《服饰资料》廿万字说明,内中对于近二千图像提出不少过去人还未道及的新问题,即仅仅对于鉴定旧人物画时代而言,就相当有用!”


1970年7月16日,给张兆和信中说:“我实忘不了近廿年业务”,“如《服饰资料》说明改正稿约廿万字……能破千年来帝王权威共同形成的错误和虚伪的”。“但这里无书核对材料”。沈从文似乎完全绝望,但顽强的信念依然鼓励着他:“我手边既无书籍又无其他资料,只能就记忆所及,把图稿中疏忽遗漏或多余处,一一用签条记下,准备日后有机会时补改。”


他还写信在京的历史博物馆领导王镜如,要求回京治病,并继续文物研究。此信嘱在京的大儿子沈龙朱转交。沈龙朱将信转寄后,又去面谈了一个多小时。1970年7月26日回信父亲,告之王镜如的意见:回京治病可向干校提出(沈龙朱认为可能性很小);你的文物研究几份资料,“还没有经过批判”,不能评价过高。


失望和艰苦的生活,使年近70的沈从文高血压和心脏病愈发加剧。1970年11 月13 日夜间,腹痛剧烈,转辗治疗后,诊断为肾结石、高血压、心脏病并发症,住院四十天后,生活自理已十分困难。


无奈之下,他又三次致信干校二十三连领导,请求“允许我暂时回北京治疗”,“我虽已迫近风烛残年,如能使病情稍有好转,尚希望到另一时,还可以能将近二十年所学文物点滴零碎常识”,“稍尽绵薄贡献”。


经过沈从文力争,1972年2 月,这个70岁的老人终于获准回京治病。


艰难地工作


回京后,沈从文以不断续假方式留在北京。以后,“不到一个星期,就买了不少旧图旧书,把一个小房填得满满的”。被占的房子讨不回,他也顾不上,一个人在小屋里工作,对《服饰》进行修改增删。他描述道:“为了工作便利,我拆散许多较贵的图录,尽可能把它分门别类钉贴到四壁上去”,还“纵横牵了五条细铁线,把拟作的图像,分别夹挂到上面”。“不到两个月,房中墙上就几几乎全被一些奇奇怪怪图像占据了”。


4月下旬,历史博物馆领导要求沈从文将文稿从20万字压缩到5万字。——他长期艰苦搜寻、稽索、钩沉、抉隐的材料,他用自己独特的生命感悟和独特的文笔熬制出来的独特心得,现在要大刀阔斧地自己砍斵,是怎样的一种锥心之痛。而且,但沈从文深感“压缩工作说来省事,作来不容易。非身当其冲而又有甘苦经验”,不可能体会,“不免有无可奈何感,但还是尽力为之”。不久,领导又改变了态度。


1973年约2 月,沈从文服了老友林葆骆介绍的蚕蛹偏方,身体出现了奇迹——多年的疾病症状全部消失,日夜工作不知累,如同“返老还童”。这样,他似乎得了“工作狂热症”。生活乱了套,不是忘了吃饭,就是忘了睡觉;三个月不理发。为此,老两口闹起了矛盾,沈从文写了万言长信解释、沟通。


这年5月7日,沈从文终于把修改稿交到馆中,并充满信心:“我大致还可望看到印出的这本大型新书!”还天真地想象,书籍出版后引起国内外好评,再继续编十到十二册。


稿子交上去了,沈从文仍在思考修改补充;但从此稿子没有了音讯。沈从文请求退还原稿。——他万万没想到,这却是一个长时间令人心酸的过程。


也许领导难见,也许表示郑重;这年11月20日致信杨振亚、陈乔,几乎用哀求的口吻说,“盼两位领导能实事求是,让我来为国家赶赶工作吧”。“让我用我的稍稍不同于人的学习方法,即早把那个服装史完成吧”。


1973年12月、翌年2月,又分别致信领导索稿,以便重抄及补充附图。


1974年8月14日,沈从文眼病转为严重,紧迫感使他再次致信副馆长陈乔,要求退回稿子。


8月20日,又致信同事陈大章、李之檀请求帮助讨回文稿。


经过15个月的索取、哀求、等待,1974年8月下旬,历史博物馆终于将稿子退回;但同时告之,馆里抽不出人来协助工作。沈从文只好“独自为战”。


秋冬之际,沈从文视力有所好转,工作加快了节奏。为补充附图,特请社科院考古所、也是沈从文的“小朋友”王㐨帮助,把形象资料照相放大;又从荣宝斋、工艺美术学院等单位寻求摹绘附图的解决办法。


1974年冬,沈从文在张兆和居住的小羊宜宾胡同的宿舍院中


1975年1 月下旬,中国人民大学杨纤如教授在图书馆偶识王亚蓉,便介绍她来帮助沈从文绘画。历史博物馆经过政治审查、业务考核决定录用。王亚蓉好不容易从原单位调出,却被告之不能做沈从文的助手,而在另一处摹画。王亚蓉觉得“不能让老人寒心”,决定拒绝,成了“悬空人物”。——失去工作单位,既没有收入,还成了“闲散人员”,在那个时代是非常可怕的。但王亚蓉无怨无悔,全力为她崇敬的沈先生服务。虽然沈从文每月资助她20 元,但为了她的前途,仍焦虑不已。后通过王㐨,好不容易将王亚蓉调入社科院考古所。


(这个故事在王亚蓉的笔下,和众多的文字中,都一笔带过。笔者以为,一个姑娘有如此的侠义胸怀,可说是“义薄云天”,是当代学术史上的璀璨记忆,应当郑重书写!)


王㐨和王亚蓉每天下班后准时到沈从文家里“加班”。《中国古代服饰资料》一书中三四百幅小画,多完成在这个时期。


沈从文的工作条件非常艰苦,他描述道:


由于房中过窄,住处有个面板作成的小条几,天一亮我就把这份家具搬出到院子中,坐在从双溪带回的小竹凳子上,把我那份工作,照老办法一页一页翻看下去。直到阳光逼近身边时,再逐步退让到檐下。约十点半左右,檐下已呆不住时,即退到廊子下去。如此这般又过了一年。


1976年1月,在王㐨和王亚蓉的帮助下,《中国古代服饰资料》新稿完成。沈从文开始校改。但能否出版毫无信心:“报废于刹那间的可能性已十分明显。”


拨乱反正后,《服饰》重新受到关注,齐燕铭多次问及。沈从文又燃起希望。


1976年地震波及北京,沈从文一家到苏州躲避。1977年2月,沈从文牵挂工作,独自回京,但体力下降,以他的说法,是“把人闲老了”;但工作仍然紧张进行。5月12日,沈从文给苏州写信说;傍晚七点半“觉得地下在轻轻移动”,“才下狠心,今晚一定暂得放下搁在桌上、压在心上那份廿万字的说明稿的清理工作”。还说:“经常是(稿子)看得脑子感觉到重沉沉时,才躺到床上去休息一会会,才又回复到桌边来看。”——从泥泞般的疲惫里爬起来,让生命尽力漫涨,这就是一个75岁老人的“蛮力”!


沈从文身体状况变坏,“真是警钟频敲”,紧迫感愈加强烈了。


8月,他上书邓颖超,反映各种困难。10月初得知王㐨要外出工作,立即去信希望见面:“有的事,应当告告你,和此后处理我那份资料,不成熟的杂稿有关。”——似乎要作最后的交待。


1978年,社科院历史所成立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所,王与王亚蓉成为沈先生的助手。


11 月18日,回复表侄戴思文信中说 :“我是否还能看到《服饰资料》付印……已难估计”,“我的工作或许也快到了尽头”,“从某些人看来,我或已近于‘死人’”。


这些文字背后的辛酸故事,可能永远湮没。但《服饰》一书的修改出版困难重重是明显的。而且工作量巨大,沈从文以一己之力,或只依靠王㐨、王亚蓉的业余贡献根本无济于事。


胡乔木干预


据王亚蓉回忆,她调入社科院时,认识了社科院秘书长刘仰峤先生,由于她与王㐨的“吹嘘”,自1975年起,刘仰峤逐渐了解了沈从文研究的重要意义和工作困境,正式向社科院院长胡乔木作了反映。1978年4月,在胡乔木安排下,沈从文从历史博物馆调到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但大动乱初歇和种种原因,服饰研究仍无法正常开展。


8 月,沈从文写信给张宇和夫妇,谈到在社科院,“传统史学考古都还排不上队”,《服饰》在“博物馆中工作中倒还有用,一离开博物馆,工作即不算得上‘研究’,而且材料也不大好办。给人印象或将是莫名其妙”。


9 月中旬,沈从文回复一位教师朋友信中说:“自己待结尾的工作,还因住处过窄,材料无法集中,近于无可奈何中,等待有个工作室时,才有办法。虽然所里院里都得到‘优先’允许,但事实上这个优先是不大容易转成具体的。”


9月13 日,情急之下,沈从文写信给胡乔木,要求:一是希望能调整住房,有个大些的工作室以便开展工作;二是调王㐨、王亚蓉。


从10月6日起,可能在胡乔木的干预下,社科院破例在友谊宾馆为沈从文租用两个大套间做临时工作室,在王㐨、王亚蓉、李宏等几个助手配合下,为《服饰》作最后定稿工作。由于工作量巨大,还借调在内蒙古煤矿工作的北大历史系研究生胡戟协助校对文献。夫人张兆和与侄女沈朝慧也一起上阵。


经过三个月连续紧张的工作,沈从文“无日无夜赶工作”,“忙得个昏头昏脑”,对书稿进行了较大的修改补充,增加了许多新的文物资料,新绘插图150幅,说明文字增加到25万字。


1979年1月10日,书稿终于完成,更名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消息传出,国外出版社赶来洽谈,愿付最高稿酬,均遭沈从文拒绝。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工作30年,工作很少得到支持,还受到诸多屈辱,“环境和条件极端苛刻”(张新颖语),离开时也相当绝情:“不是主要人才”,“要走就走”;现在却要求署名。沈从文发了犟脾气,说:你们署名,那我就不署名了。


书稿很快交北京轻工业出版社出版,后获悉该社拟与日本合作,沈从文坚决收回了稿子。后转入人民美术出版社,但该社也计划与日本合作,沈从文再次撤回书稿;但发现文字被随意改动。这部稿子历经近20年,是沈从文神魂与共、拼却生命的结晶。沈从文十分恼火,不得不重看一遍,把改过的地方再改回来。


折腾、等待,一晃就是将近1 年,沈从文失去了耐心。1979年5月给小儿子夫妇信中说:“原说三月即可校印,如今已近六月,还渺无消息”。“也许直到我死去,还无从出版”。住处太小,来了校样,也无处工作,“反而觉得付印无消息压力较少为合理了”。同年11月则说:“这书已搁了十六年,折腾得精疲力尽,我早已厌倦提及。”


1980年1 月15日,沈从文无可奈何,只好将稿子交给社科院科研局,最后终于确定交给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该馆一拿到书稿,总编辑李祖泽神速抵京,到小羊宜宾胡同拜访沈从文,商量出版细节。小屋里只有一张藤椅,主客互让,不愿独坐。那天正值大雪纷飞,两个人站在院子里畅谈,任雪花飘落到身上。


这是中外文化史上少有的风景——他们谈的是国家一件“国礼”,民族文化的一件大事,人类物质文明的过去、又关乎今天和未来——当时留下了一张照相,破败的小院子里光辉灿烂。



1981年9月,《中国古代服饰研究》8开本、文字25万、图像700幅的精装本正式出版。书中上起殷商、下迄明清,运用历代出土文物和文献记载,对三千多年的各朝服饰制度和服饰工艺进行了广泛而精到的探索,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对文史研究、古文诠释、历史画创作、历史剧演出以及服装设计均有重要参考价值。香港商务印书馆陈万雄立即赴京,往沈家送书。届时沈从文79岁。


从1964年算起,这部书的出版经过了17年的时间;如果从1960年草拟《服饰史资料》目录算起,则是21年;如果从1950年代中期,沈从文起念写这本书算起,时间就更长了。


这个初版本有300本特别签名本,定价800港币,书未问世即订购一空。出书后很快受到国内外重视,欧美来人洽商,以英、法、德文翻译出版,台湾出现盗印本。中国大陆作为国礼,先后赠送给日本天皇、英国女王、美国总统……


但沈从文为该书的增补、续编10册的工作仍在继续,琴弦仍然紧绷着,还将奏鸣。然而终于松弛了,永远没有人再听到他的声音了。


一九八八年,张充和为沈从文题写的诔文


——11年后,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初版本的增订本,由沈从文生前最得力的助手王㐨抱病完成。此时,沈从文离世已经4年。


——近30年后,商务印书馆编辑的“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收录从晚清到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大陆及港澳台、海外华人学术名著,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一次学术检阅,《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名列其中。历史是张大网,网眼很大。但是,如果“做到了不可能的事”,注定会被铭记。


沈从文的这本大书,它“新鲜的、丰富的、结实的”学术成果,“姿媚转胜”的语言(黄裳语),是一个文学天才改业后的杰作,是历史的一个偶然。或许,它的学术成果终将会被超越,但其开山之功,以及沈从文“坚百忍而图成”的精神永存。


——沈从文是沉重的话题,高贵的骄傲,一个的寓言。


(刊于《名人传记》2020年第11期,有修改;此为原稿)


参考文献:

《生命流转,长河不尽:沈从文纪念集》张新颖编 北岳文艺出版社2015年11月

《沈从文年谱》(1902——1998)吴世勇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

《沈从文晚年口述》(增订本)王亚蓉编著 商务印书馆2014年10月

《沈从文的后半生》 张新颖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

《章服之实:从沈从文先生晚年说起》王业蓉编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3年2 月

《沈从文家书(1966-1976):离乱期的郁虑深忧》刘红庆编 新星出版社2012年12 月

《沈从文家书》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1月

《沈从文九讲》张新颖 中华书局2016年3月第2 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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