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新: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诞生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40 次 更新时间:2020-11-13 13:3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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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新  

  

   在时代的剧变中,沈从文自觉而明智地告别文学,把自己整个地交付给时代的一个“冷”地方——历史博物馆,开始关注中国古代服饰,应该是很早的。据历史博物馆同事李之檀介绍,他一贯热心文物的征集与收购;“他收购的方面很多”,“尤以织绣、服饰最为丰富”。

  


沈从文(1902.12.28—1988.5.10)

  

  

   沈从文敏锐地发现,中国古代服饰是座“富矿”,具有极大的学术研究和实用价值。当他发现日本学者已经占了先机,深感耻辱,发愿要写一部中国古代服装史。

  

   他没有想到,这本开创性巨著,像个软木塞,要在时代的波涛上,颠簸那么久;在神秘的历史辗盘里,要经受那么严酷的磨砺。

  

周恩来安排任务


   在历史博物馆,沈从文被认为是“反动作家”,没有受过“足秤科班”的训练,又在“不恰当的时候”得过“不恰当的病”;不仅不被重视,反而常常受到侮辱、作践,甚至公然的“训斥”,说他“不务正业”、“不安心学习工作”,“一天不知干些什么事”。在很长时间里,连个办公写字的地方都没有。

  

   但沈从文不为所动,“一面工作,有时一面流泪”,自言“人生是一种沉默的斗争或一个沉默的战场”——他明白自己及自己工作的价值,永远“都感觉到生命充沛热情”,不管不顾地工作着。

  

   在“反右”后的一份检查中,他表达了想“集中精力摸摸丝绸,扎实搞几年服装史”的愿望。1959年7月,给大哥沈云麓信中提到,我希望“把服装史工作打个基础,好供全国使用。”翌年,给大哥信中又说:“近日正在草拟个服装史的计划。”——这表明,这项工作,沈从文正式着手了。

  

沈从文、张兆和晚年与两个孙女在一起


   在此前后,沈从文为轻工业出版社草拟《中国服饰资料》目录,用到六七百种图像和石刻。还撰写了《从文物中所见古代服装材料和其他生活点点滴滴》《古人的穿衣打扮》《假若我们再演〈屈原〉——关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及服装道具如何古为今用》等文章。

  

   届时领导人出访,甚至周恩来总理也是,礼品书竟然是小小一本《新华字典》。这与历史悠久的泱泱古国太不相称了。1963年冬季,周恩来与文化部领导谈起,常见人家有服装史、服装博物馆,我们能不能编一本历代服装图录送人。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回答说,沈从文正在研究。

  

   至此,这项工作出现了重大转折。历史博物馆建立起领导协调体制,调配美术组多人给沈从文做助手,另有相关人员配合。1964年初,工作全面展开,提出要赶在10月前出版,向国庆十五周年“献礼”。

  

   出现如此转折,沈从文又添了隐忧,写信向大哥吐露:“我的构思基本方法,和一般人又不大同”,“又照例得层层”送审;必须“迁就他人意见,说些和本书无关的话”,“写出一些似是而非的习惯话,反而把真正研究心得大量删去”。但“个人头脑”中的东西,终于可以“转为公共的知识”,他毕竟感到欣慰。

  

   工作极端紧张,沈从文每天要写六千字,适当引申文献,综合分析比证,做出简洁的说明。届时他高血压和心脏病都很严重。但他已有大量积累,领导为了赶任务也“要求不多”,沈从文很快完成了任务。当年 7月,康生题了书名,郭沫若作了序,沈从文写了“题记”,出版社打出十部样稿送审。

  

   但此时,社会上正在讨论毛泽东关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舞台”的批示。历史博物馆组织三人小组进行修改,事实上只有沈从文“能掌握轻重分寸”。但他已敏感到风暴在酝酿,“老担心将来出乱子”,甚至“早把出版理想放弃”了。1965年9月,给参加“四清”的张兆和信中设想,干脆把研究文字全部删去,只光禿禿出个图录。

  

大动乱开始……


   风暴如期袭来,沈从文立即成了“牛鬼蛇神”、“反共老手”,屡被批斗,扫厕所,罚劳动;抄家八次,3间屋只剩1 间,余下书籍只能以七分钱一公斤卖给废品回收站。《中国古代服饰资料》成“大毒草”,临摹的图像原稿,被造反派贴在大字报上批判,全部毁去。

  

   齐燕铭因为支持沈从文编这本书,被红卫兵绑在历史博物馆小礼堂批斗7个多小时,沈从文因患有严重疾病,被绑在隔壁房里听“乱骂”。

  

“文革”中幸存下来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说明稿校样


   沈从文在给亲属和朋友信中表示,自己已成“浮沫”,“感到恐怖”,过去近二十年“耐烦热心”的工作,“毁去了”。

  

   如此情势,《服饰》根本无法出版。出版社将稿子和图版,装麻袋拟作废品处理。同事李之檀他们得到消息,赶紧抢救回来。1969年11月1日,造反派发回抄去的照片、文稿、记事本,《服饰》改正稿也在其中。这使沈从文看了到一丝希望。

  

   1969年9月,张兆和下放湖北咸宁五七干校,不久历史博物馆领导也找沈从文谈话,动员他下放。11月16日,沈从文致信馆中领导,希望不要离开北京,继续研究,认为这更有意义。但没有用。

  

   11月18日,历史博物馆决定沈从文等老弱病18人下放干校,月底前离京。沈从文心中很乱,两夜未睡。11月22日,给小儿子沈虎雏信中说:“一桌文稿,看来十分难过,虽允为好好保存,我大致已无可望有机会再来清理这一切了。比较难过,即近廿年搞的东西,等于一下完事,事实上有许多部分却是青年人廿卅年搞不上去的。也可能以后永远不会再有人搞的。”

  

   11月30日,沈从文由大儿子沈龙朱陪同登上南下火车。动员会要求下放18家,到欢送会前只剩5 家,等沈从文上车,才发现其实只有3家。到了目的地,才知“榜上无名”,“折腾了约四个小时”,才勉强安顿下来。

  

   在咸宁五七干校两年多的时间里,沈从文住处迁移六处,使他惊魂不定和恐怖。当地潮湿多雨,住所房顶有窟窿,大雨过后,房内成了河,蟋蟀、青蛙、锦纹蛇的鸣叫声,“与窗外田蛙相呼应”,“形成一生少经的崭新环境”。他庆幸未开箱抄写《服饰》稿子,否则“可就糟了”。

  

   但工作像一条斑谰的虹霓,永远挂在沈从文的天空,在家书中,几乎每信必谈。

  

  

   1970年6月18日,给张兆和信中说:“特别是那一本总理同意编的《服饰资料》廿万字说明,内中对于近二千图像提出不少过去人还未道及的新问题,即仅仅对于鉴定旧人物画时代而言,就相当有用!”

  

   1970年7月16日,给张兆和信中说:“我实忘不了近廿年业务”,“如《服饰资料》说明改正稿约廿万字……能破千年来帝王权威共同形成的错误和虚伪的”。“但这里无书核对材料”。沈从文似乎完全绝望,但顽强的信念依然鼓励着他:“我手边既无书籍又无其他资料,只能就记忆所及,把图稿中疏忽遗漏或多余处,一一用签条记下,准备日后有机会时补改。”

  

   他还写信在京的历史博物馆领导王镜如,要求回京治病,并继续文物研究。此信嘱在京的大儿子沈龙朱转交。沈龙朱将信转寄后,又去面谈了一个多小时。1970年7月26日回信父亲,告之王镜如的意见:回京治病可向干校提出(沈龙朱认为可能性很小);你的文物研究几份资料,“还没有经过批判”,不能评价过高。

  

   失望和艰苦的生活,使年近70的沈从文高血压和心脏病愈发加剧。1970年11 月13 日夜间,腹痛剧烈,转辗治疗后,诊断为肾结石、高血压、心脏病并发症,住院四十天后,生活自理已十分困难。

  

   无奈之下,他又三次致信干校二十三连领导,请求“允许我暂时回北京治疗”,“我虽已迫近风烛残年,如能使病情稍有好转,尚希望到另一时,还可以能将近二十年所学文物点滴零碎常识”,“稍尽绵薄贡献”。

  

   经过沈从文力争,1972年2 月,这个70岁的老人终于获准回京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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