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铮:“相成相克”: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费孝通的城乡关系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1 次 更新时间:2020-04-23 10:54:17

进入专题: 费孝通   城乡关系  

李金铮  

   摘要: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城乡关系成为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从乡村立场出发,对城乡关系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关注和研究,创造性地提出了“相成相克”的概念,认为相成与相克之间的张力影响和决定着中国城乡关系的历史演变。传统中国的城乡关系,虽然存在着城镇对乡村的统治和剥削,但更多的是一种“交流平衡”和“有机调整”的“相成”。“相成”的关键,是“农工一体”的农家经营模式下手工业生产的作用。近代以来,城乡关系由“相成”转变为分裂和对立的“相克”,即都市对乡村的索取加大,吸附了大量乡村知识精英,对乡村手工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农民生活贫困化。解决城乡“相克”和实现城乡“相成”之道,重在乡村社会经济建设,尤其是要恢复和发展乡村工业。但乡村工业不完全是传统的手工业、副业,而是逐渐趋向机器化,并建立乡村工业合作社组织。时至今日,费孝通“相成相克”和建设乡村工业的理念依然闪烁着光芒。

   关键词:城乡关系 相成相克 乡村工业

   作者简介:李金铮,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

   城市和乡村是在一定区域内共同存在的两个实体。城市与乡村的关系或城乡关系,包括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社会关系等诸多方面。城乡关系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大分工的历史产物,在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社会早期,随着城市的出现而产生。在中国近代,城乡关系问题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才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讨论。这一讨论,与中国政治、经济和思想的变动有极为密切的关系。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乡村危机与复兴乡村的交叠声中,各种乡村改造的思想、方案纷纷出笼。在此过程中,关于城乡关系的讨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不仅出现的时间稍晚,声音也比较微弱,那时各界所关注的核心不是城乡关系,而是乡村和城市各自的命运。就费孝通而言,他关注最多的也是乡村而非城乡关系,对城乡关系的论述在其成果中仅占较小的部分,但他并未忽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而是从乡村视角对城乡关系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费孝通是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于燕京大学、清华大学、伦敦大学、云南大学、西南联大和清华大学求学、任教,对江南、云南等地乡村进行了一系列实地调查和深入研究,发表了不少享誉海内外的经典之作。这些作品对中国乡村社会经济的危机与出路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提出了诸多发人深省的见解。其中关于城乡关系(更多是经济关系)的研究,既有专门文章,也有相关著述。主要论文有:1933年10月的《我们在农村建设中的经验》,此为费孝通第一篇对城乡关系有所涉及的论文。同年11月的《社会变迁中都市和乡村》,是他第一篇专门探讨城乡关系的论文。此后费孝通对城乡关系反映较多的作品有《复兴丝业的先声》《江村经济》《中国乡村工业》《禄村农田》《内地的农村》《乡土重建》《关于“乡村工业”和“绅权”》,专门研究城乡关系的著述有《乡村·市镇·都会》《论城·市·镇》《损蚀冲洗下的乡土》《关于“城”“乡”问题》《城乡联系的又一面》等。费孝通坦率地承认:“我曾想逐渐踏进更复杂的市镇社区,可是因为种种限制,我并没有如愿以偿……至于比市镇更复杂的都会,我还不敢作任何具体的研究计划。”正因为此,其“知识偏重在乡村方面,所以我看一个问题时也不免从这方面入手”。也就是说,他主要是从乡村视角来分析城乡关系的。不过,费孝通毕竟是在县城出生、成长,并在大城市求学、任教,对城市经济和城市生活不乏丰富的感性认识,这对他思考城乡关系是有益的。

   一切思想、学说的产生,都与前人和同时代学者有或多或少的关联,费孝通对中国乡村以及城乡关系的见解也是如此。据笔者对其1949年以前发表论著的全面检索,引用或评论约计82位学者的观点,其中国内20人,国外62人。国内学者包括吴文藻、潘光旦、陈翰笙、顾颉刚、冀朝鼎、严复等。相比而言,国外学者对费孝通的影响较大,包括马林诺夫斯基、史禄国、派克、布朗、托尼、戴乐仁等。从以上学者的论著中,费孝通主要是受到社会学、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启发。就城乡关系而言,马林诺夫斯基、托尼、戴乐仁和费达生对他有过直接影响。

   与同时期其他学者不同的是,费孝通将新学训练与调查研究结合起来,对中国城乡关系提出了具有高度概括意义的“相成相克”概念,并以此为中心,对历史上和现实中城乡关系的一些具体问题展开了分析。也正因为此,费孝通成为同时代中对城乡关系研究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但不无遗憾的是,对于这一颇具思想史价值的学术贡献,无论是历史学界还是社会学界,迄今都未曾给予应有的重视。如果说学界对费孝通所提出的“差序格局”概念比较熟悉,那么对“相成相克”则是比较陌生的,更缺乏具有学术意义的专门研究。基于此,笔者试图通过解读费孝通比较零散的文本,并将之置于近代尤其是民国以来的社会实际以及与同一时代相关学者的比较中进行考察和评判。

   时至今日,距离费孝通当年的调查、研究和阐释已经过去七八十年了,但中国城乡关系的问题并没有消逝,“相成相克”的内在张力依然延续。如何处理好城乡关系,如何实现城乡的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依然是中国社会经济建设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为此,我们既要关注现实,也要追溯历史,建立现实与历史的连续性,尤其要挖掘历史上曾经产生的思想智慧,和现实思考紧密联系起来。在此意义上,加强对费孝通的“相成相克”说的研究和阐释,对今天的城乡建设一定会有所启迪。

  

   一、城乡关系“相成相克”概念的提出

   城乡关系“相成相克”的概念,是费孝通1947年4月正式提出的。他发表的《乡村·市镇·都会》一文,第一个小标题就是“相成相克的两种看法”,在正文中提出“对于中国乡村和都市的关系有相成和相克的两种看法”。1948年3月发表的《关于“乡土工业”和“绅权”》一文,他又指出:“我认为城乡在经济上及政治上都有相成相克的两方面,在历史的演变中,双方的分量常有轻重的变化。”这一表述,已不限于“相成相克”,还提出双方的分量在历史演变中常发生轻重的变化。那么,何谓“相成”,何谓“相克”,又何谓“双方的分量常有轻重变化”呢?

   “相成”是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在费孝通看来,“相成”是城乡关系的一种理想化状态,带有“应当”的意味。费孝通关于城乡关系中的“相成”的一段表述,在他城乡关系论中具有纲领性的作用,实际的城乡关系是以此为标准上下浮动的。他认为:“从理论上说,乡村和都市本是相关的一体。乡村是农产品的生产基地,它所生产的并不能全部自消,剩余下来的若堆积在已没有需要的乡下也就失去了经济价值。都市和乡村不同,住在都市里的人并不从事农业,所以他们所需要的粮食必须靠乡村的供给,因之,都市成了粮食的大市场。市场愈大,粮食的价值也愈高,乡村里人得利也愈多。都市是工业的中心,工业需要原料,工业原料有一部分是农产品,大豆、桐油、棉花、烟草,就是很好的例子。这些工业原料比了粮食有时经济利益较大,所以被称作经济作物。都市里工业发达可以使乡村能因地制宜,发展这类经济作物。另一方面说,都市里的工业制品除了供给市民外,很大的一部分是输入乡村的。都市就用工业制造品去换取乡村里的粮食和工业原料。乡市之间的商业愈繁荣,双方居民的生活程度也愈高。这种看法没有人能否认。如果想提高中国人民生活程度,这个乡市相成论是十分重要的。”这一阐释表明,所谓“相成”就是城乡经济相互需要、相互补充的一种理想状态。

   所谓“相克”,显然是离开了“相成”的标准。费孝通指出:“从过去历史看,中国都市的发达似乎并没有促进乡村的繁荣。相反的,都市兴起和乡村衰落在近百年来像是一件事的两面。”也就是说,城市与乡村之间是对立的,反相成的。而所谓“双方的分量常有轻重变化”,则是二者的比重常互有变动,相互之间的张力形成城乡关系的不同面向,或相成相克并重,或偏向相成,或偏向相克。

   在费孝通之后,另一社会学学者袁方于1948年6月也发表文章谈到了城乡关系的“相成相克”问题。他指出:城乡关系大体上说来有相成相克的两方面,“城市离不开乡村, 乡村也离不开城市, 彼此互相依倚, 构成一体, 这是相成;城市剥削乡村, 榨取乡里人的血汗, 或是乡里人围困城市, 革城里人的命, 彼此对立冲突, 这是相克。从相成方面看,城乡是朋友,从相克方面看,城乡是仇敌……城乡关系,虽因时因地有不同的表现,可是这种表现不在它是朋友,或是仇敌,而是在‘敌乎?友乎?’的格局如何相成相克的凑合。”这一表述与费孝通的上述看法是基本一致的,但没有像他那样对“相成”作出深入的解释。袁方时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师,与费孝通为同事。抗战期间二人曾为师生关系,费孝通的《人性和机器——中国手工业的前途》一文,袁方参与过讨论和写作。抗战胜利后,袁方也是费孝通主持“皇权与绅权”的讨论班的核心成员之一。

   费孝通提出“相成相克”的概念并不是偶然的灵机一现。追溯他此前发表的论著,其实早就有迹可循了。1933年,费孝通在《我们在农村建设事业中的经验》一文指出:在讨论中国乡村和城市的问题时,中国的都市有两种不同的性质。第一种是旧式的“城市”,如苏州等。这种城市的出现,不是由于工商业的发达,而是在于一辈脱离土地工作、依收租为生的地主们安全的要求。从经济上论,这是一种消费的集团。第二种是新兴的都会,如上海等,它们是西洋文明东渡的产物,是现代的,最重要的是工业和商业,所以是生产的集团。“论中国都乡关系的,往往不分此种差异,熟悉前者的,常认为两者在经济上是冲突的。消费者的增加,资本的耗费,自然对于农村有极坏的影响。熟悉后者的,则认为两者是相成的,因工业和农业本来互相赖以发达的。”在这里,费孝通对城乡关系已有“冲突”与“相成”的概括。1934年的《从“社会进化”到“社会平衡”》,虽然是讨论人类生活与处境之间的关系,但费孝通的“相成相克”的概念已初具雏形。他认为:因为人要求生,所以他得处处和环境周旋。处境不同,处境有变,文化跟着也要有变。“人们的处境实可以分为相成相克的两方面。相成的就是供给生活的资源,相克的就是和自己竞争获得此种资源的一切势力。”“若土地有限,人愈多则自然的资源愈难得,除非想别的办法——就是分工,就是把社会组织复杂化,使个人的工作效率增加以维持生活。这是相成一方面的。在相克一方面,即竞争的增加……在人类的处境中,相成相克的双方都有一种潜在的趋势。”1937年的《从社会变迁到人口研究》,同样不是讨论城乡关系,但费孝通也提出了“相消相成”“相成相克”的说法。他根据马林诺夫斯基的结构功能理论指出:通过“接触情境”来明了现实社区的变迁过程,即新环境、新势力与传统势力、传统环境“两种势力相消相成的场合所造下的一切状态”。如果将这一理论应用于研究中国社会变迁,则为新的“动变势力”与传统的“抗变势力”所导致的“变迁事实”,“是相成还是相克?”1946年,在《人性和机器——中国手工业的前途》一文中,费孝通又谈到“相辅相助”“对立”与“相成”。他指出:从理论上来说,农业和工业是相辅相助的。都市的兴起,人口集中在都市里,增加农产品的需要,促进工业原料品的生产,都市的繁荣也就是农村的繁荣。人和物不是对立的,不像现代文明中,人和机器一般的隐藏着恶感;人和物是相成的,人在物里完成他的生活。这一阐述与他在1947年提出城乡关系的“相克相成”已经非常接近了。

  

   二、传统城乡关系的“平衡”与相成

中国城乡关系的历史演进,核心问题是传统、近代及其关系。传统与近代既有连续性,又可能呈现为断裂状态。费孝通对中国传统城乡关系与近代城乡关系都有所涉猎,从发表时间来看,后者甚至早于前者,他对近代城乡关系的关注20世纪30年代初就已开始,而对传统城乡关系的研究则是40年代以后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费孝通   城乡关系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社会学 > 社会思想与理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0983.html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