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铮:王笛《茶馆》之方法论

——小历史与大历史的对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22 次 更新时间:2016-02-12 22:4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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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铮  

   【摘要】在中国近代城市史、日常生活史研究领域,王笛的《茶馆》①是一部极具影响的著作。其方法论价值,尤其值得关注。在问题意识上,该著既从茶馆史研究本身进行突破,更追求宏大的理论意义,关注国家文化和地方文化的冲突。在理论与方法上,打破传统史学路径,凸显了微观史和新文化史的叙事风格和民众与公共生活之间的关系。在结构上,既考察了茶馆历史本身的纵向变化,也注重茶馆与国外类似公共空间的比较,特别是二者的近似性。在解释上,认为政府权力与地方社会之间是控制与反控制的关系,并深入分析了茶馆长期延续的原因。当然,无论在理论、概念还是叙述方式、问题阐释上,该著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关键词】王笛/史学叙事/日常生活/国家/社会

   【作者简介】李金铮,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

  

   史学史证明,历史研究的突破主要取决于两点,一是新资料和新对象的发现,一是理论方法的革新,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相比之下,我以为更重要的是后者,它带给历史研究往往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即便是新资料、新对象的发现,除了偶然因素之外,也常与新的理论方法的启发有关,否则,再有价值的资料,也可能视而不见,甚至被看作一堆破烂。②在理论方法上,中国史学经历了传统史学、新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多元化史学的时代,其中尤以清末至民国和改革开放以来的两个时期最为活跃。尤其是近三十年,各种新的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纷纷面世,以中国近代史而言,现代化范式、社会史范式、区域史范式等都颇引人瞩目。新的理论方法的产生和运用,既与中国自身的社会变迁和学术求变有关,也受到海外研究的浸染,这些研究中既有纯粹国外学者的著作,也有留学国外的华人学者的著作。比较而言,在今天中国近代史学界风头最劲者,当属新社会史、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其中,曾受到中西学术训练的王笛及其著作,特别值得关注。熟悉王笛学术经历的人知道,他于1978-1985年就读于四川大学历史系,获得历史学学士、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89年完成第一部专著《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中华书局1993年版),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界有一定知名度的学者。1991年他远赴美国深造,1999年获得霍普金斯大学博士学位后,在美国德州农工大学历史系任教。他利用在美国受到的学术训练,开始了对成都的研究,连续出版《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和《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这两部专著广受学界称赞,为王笛在中国近代城市史、日常生活史研究领域赢得极大声誉。这两部著作是“小历史”与“大历史”相结合的微观史作品,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本文即从方法论的角度,对《茶馆》一书进行评论。③方法论的涵义颇为广泛,本文不可能面面俱到,而是主要讨论以下几个方面:作者的问题意识是什么?使用了哪些理论和方法?如何逻辑地阐述所要研究的问题?做出了哪些解释?这几个方面,基本反映了作者研究的内在理路。笔者希望借此与史学界同行尤其是年轻一辈学者共同讨论,什么是好的学术研究,只有好的研究才能使我们“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④

  

一、茶馆问题的“小”与“大”

   学术研究首先要有明确的问题意识,也就是提出有价值的学术课题。但能否找到这样一个有价值的问题,取决于学者对以往相关研究的梳理和判断。因为几乎没有无中生有的研究,即使有个别的无中生有,也一定是在了解之后才做出“无”的结论,并生出“有”的问题。对此,王笛显得非常自信,“我的每本书的方法都不一样,但有些点是共同的,就是研究一定是建立在别人成果的基础之上,不是凭空出世的”。⑤

   《茶馆》是一部微观的“小历史”著作,正是小历史构成了茶馆之所以成为茶馆的特质,问题意识首先也就是针对“小历史”而产生的,即对茶馆本身研究的突破。不过,问题意识并不限于小历史自身的“小”,更有在“小”的基础之上的“大”,也即从茶馆研究中衍生的普遍问题。

   就茶馆本身来说,虽然已有学者强调茶馆在城市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并取得一些研究成果,但王笛发现,仍有以下具体问题需要解决:

   第一,学术界尚无关于中国茶馆历史的全面、深入的研究,更没有一部中国茶馆的史学专著,“这是与茶馆在中国文化和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极不相称的”。⑥在中国城市的茶馆中,成都尤具特色,“没有任何一座城市像成都那样有如此多的茶馆”。“20世纪前半叶的成都,几乎每条街都有茶馆,没有任何一个公共空间像茶馆那样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连,茶馆生活成为这个城市及居民生活方式的一个真实写照。”⑦正因为此,对成都茶馆历史的全面研究就更具学术价值。

   第二,以往有关近代中国城市和茶馆的研究,尚存在诸多不足。譬如,关于沿海城市特别是上海的论著较多,而对内陆城市尤其是从日常生活角度进行研究却几为空白;欧美城市史学者对西方的公共聚集场所如咖啡馆、酒吧、酒馆等已有相当深入的研究,而中国城市史学者比较忽视对城市公共生活的研究;以往研究茶馆主要集中于清末民初,很少关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茶馆;中国经济史学者对现代工厂和公司有不少研究,但对过去在城市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茶馆等小店铺却鲜有探讨,更谈不到对它们经营的分析;在中国城市劳工史的研究中,几乎都集中于工厂工人,而占劳工队伍绝大部分、更能代表城市文化和生活的小作坊、小店铺工人,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几乎没有任何关于茶馆、饭馆工作人员尤其是女工角色的考察;一些学者强调精英在灾荒赈济、常平仓、慈善事业、地方修建等方面的活动及影响,但没有将茶馆讲理这种社会调解包括在内。⑧以上诸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研究。

   第三,更大的问题还在于以往学者对茶馆的研究取向不够全面。譬如,日本学者强调茶馆的发展反映了城市公共空间的扩展,扮演了复杂的社会角色,侧重描述人们利用茶馆进行娱乐、赌博等活动,并在那里解决纠纷。美国学者把茶馆作为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和影响中国城市历史诸多因素之一,指出茶馆经常被宗族、职业、社会等各种组织作为聚会、解决纠纷之地,是地方精英的活动场所。⑨王笛在《街头文化》一书中也曾设置两节阐述茶馆与文化的关系以及茶馆中的阶级与冲突。不过,他认为应该进一步以成都茶馆为中心,再现成都的公共生活和文化形象,勾画最基层单位的公共生活的完整画面,以一个新的角度理解中国城市及其日常生活。这其中,应该回答以下问题:随着国家权力在茶馆和日常生活中的逐渐加强,地方文化如何抵制现代化所推行的文化同一模式?大众、社会集团和组织是如何依赖和利用茶馆的?茶馆是怎样成为解决社会冲突的地方?为什么高度密集的茶馆能够生存,其经营的秘诀是什么?茶馆的职业组织在政府和行业之间扮演了什么角色?茶馆中工作条件怎样,茶馆雇工创造了什么样的工作场所文化?为什么社会改良者和政府官员力图控制茶馆,他们是怎样控制的,创造了什么样的政治文化?茶馆在何种程度上与政治联系在一起,扮演了什么样的政治角色?总之可归结为三个最基本的问题: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以什么方式使用茶馆这个公共空间?茶馆在城市经济中承担了什么角色?茶馆在何种程度上成为政治斗争的舞台?⑩

   以上是关于茶馆本身的问题意识。但王笛并未限于就事论事的茶馆本身,而是追求更大的宏观意识,即“形而上者谓之道”,“述事而以理昭焉”。(11)这实际上最能反映一个学者的学术眼光。何谓宏大意识?简单说就是学界同行共同关注的基本问题、普遍问题,也可以说是贯穿一项研究的基本线索。对此,王笛指出:中国学术界经常强调的是填补空白,美国学术界却是看你的研究是不是和大家共同关注的大问题进行对话,哪怕你研究的是一些很小的问题,但是也需要上升到一个更抽象的层次,和大家共同关注的大问题进行学术对话。(12)也许王笛的看法不一定完全合乎当今中国学界的实际,但不能不承认,许多论著的确缺乏这种意识。

   前述由茶馆本身所产生的一些问题,有的属于弥补学术空白或薄弱环节,有的则已经显示了比较宏大的理论意义,譬如对茶馆的研究取向和有待回答的问题。不过,王笛仍然从宏大意识的层面,对此做了进一步阐述。他指出,如果说《街头文化》研究的是成都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之间、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在《茶馆》中,我关心的是国家文化和地方文化的冲突”(13),也就是说,国家权力怎样改造和打击地方文化,如何深入和干涉人们的日常生活,地方文化又是怎样反抗国家文化的。它“不仅仅涉及成都茶馆,而且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14)所谓国家,就是国家体制和国家机器,“国家文化”是利用政府权力所推行的文化,有一个全国的统一模式;与之相对,“地方文化”是由于地理、生态、生活方式所形成的地域的一种文化现象,具有各自的独特性。(15)

   以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国家文化与地方文化的关系作为《茶馆》的普遍问题,与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趋势是非常吻合的。晚清以降,救亡图存的现代化潮流冲击整个中国,随之而来的城市改良运动,按照一个统一的模式来改造城市,这个模式包括整修街道以改进交通,重建城市空间以创造“现代”的城市景观,规定卫生标准以防止疾病,清除街头乞丐以推进“进步”的城市形象,制定各种规章以维持公共秩序,改良休闲娱乐以“启蒙”大众,发扬爱国精神以培养新的国家认同,强化政治以推动国家控制,等等。(16)对于以上问题,以往学者多是从某个或某几个方面进行研究,王笛则认为,在晚清和民国时期,一个城市可以说采取了全部这些措施,反映了整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的趋势,对成都茶馆的研究正好“有助于我们理解:当晚清和民国时期整个国家政治剧烈动荡,经历着经济、社会、文化变迁之时,一个内陆城市的日常生活是怎样并在多大程度上被改变了”。(17)

   历史学从来都不纯粹是关于过去的,而是蕴含着某些对现实的启示。《茶馆》的宏大意识的来源,除了学术指向,也有作者的现实关怀。尽管王笛反对功利,提倡脱离现实的“纯粹”历史研究,但他又认为历史研究与现实关怀并不矛盾。(18)与历史相似,当今中国的现实问题,也遇到关于国家与社会的复杂关系。正如王笛所言,国家如何控制社会和日常生活的问题在20世纪中国一直存在,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的新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处于有‘国家’无‘社会’的时代,国家掌握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一切资源,这是此前任何政权所未能实现的。传统的‘公’的领域几乎不复存在”。(19)茶馆行业同样经历了国家权力和文化不断扩大的过程,在“文革”及其之前的30年,奄奄一息,名存实亡。改革开放后,随着思想解放、经济发展以及中产阶级逐渐兴起以后,“社会”才逐渐走向复苏,茶馆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复兴和发展起来,甚至达到历史的顶峰,反映了地方文化的顽强。不过,就在民间社会复苏的同时,国家权力仍显示其强势的一面,最为明显的就是,在各级政府的“现代化”意识推动之下,城市建设面临着日益趋同,老城区和地域文化日趋衰落乃至消亡的困境。(20)由这些现实问题所产生的忧虑,或许可以从近代茶馆的研究中获得启发。

  

二、微观史与新文化史的理论方法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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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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