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智生:清末川滇边区的联防与联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1 次 更新时间:2020-04-21 17:36:21

进入专题: 清末   川滇边区   筹边援藏   川滇边务   赵尔丰  

周智生  

   摘    要:

   为因应清末西藏危局以保卫西藏,清廷上下对川滇藏安防一体和川滇边区作为川滇藏三地通联咽喉地带重要性的认识,在川藏边务的治理需求中不断深化和加强。川滇边务大臣的设置和边区建制的调整,是对川滇协力治藏传统战略的继承和突破。边务大臣赵尔丰对川滇边区的联防和联治不仅提出整体性的建设筹谋,而且在边务改革中,实质性地推动着边区的联防与联治。清末川滇边区的联防与联治,因川滇协力维持边疆安防和推进川边改流而生,也在二者的影响下变化发展,这是全面认识和把握清末川滇藏边疆问题治理的重要窗口和途径。

   关键词:清末; 川滇边区; 筹边援藏; 川滇边务; 赵尔丰;

  

   川滇边务大臣的设置及川边新政的推行,是清末新政中的一次重大改革,对后世治边产生了深远影响。学界围绕川边改土归流和治理、川藏关系、川滇边务、川边改革等专题已展开诸多研究,但多关注新政在川边的推动及对川藏边务的影响,而对川滇边区之间实际的边务筹谋和实施情况关注不够,给世人以清末川滇边务只关注川边而与滇边无涉的错觉。1

   事实上,围绕清末川滇边区的联防与联治问题,清廷上下自马嘉理事件之后一直有争论,最终在巴塘事变后设置川滇边务大臣以推行川滇边区协防同治,以因应西藏时局变化。川滇边务大臣设置之后,不仅对川滇边务有整体筹谋,也有着层次丰富、界面多元的具体边务活动。有鉴于此,本文对清末特别是川滇边务大臣设置后川滇边区联防和联治的历史状况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希冀进一步丰富清末边疆治理研究,为学界全面把握和认识清末川滇边务全景及其影响提供参考和借鉴。

   本文所论川滇边区,主要是指今天与西藏毗连的四川和云南交界地区,其中以川边的巴塘、里塘(今名理塘)、乡城、得荣、稻城等地与滇边的中甸(今云南香格里拉县)、维西、阿墩子(今云南德钦县)一带为论文涉及的重点区域。

  

   一、因应西藏变局:清末川滇边区联防与联治议论之由来

  

   同治十二年(1873)马嘉理事件之后,根据《中英烟台条约》,面向缅甸的滇边门户洞开,而且根据《中英烟台条约另议专条》,2英国人获得了在川藏腹地游历行走的权力,川藏门户也被打开,由滇而及川藏的安防问题进一步突显,引起了西藏地方政府的极大不安。

   光绪五年(1879),为阻止外国人借由条约入西藏游历,西藏地方政府依例通过驻藏大臣松溎向清廷奏咨:“惟查洋人之性,实非善良之辈,侮灭佛教,欺哄愚人,实为冰炭,断难相处。兹据阖藏僧俗,共立誓辞,不准放入,出具切结,从此世世不顾生死,永远不准入境。如有来者,各路派兵阻挡,善言劝阻,相安无事。如或逞强,即以唐古忒之众拼命相敌,谅在上天神佛庇佑佛地,大皇帝恩护黄教,断不致被其欺压而遭不幸也。”3根据时任四川总督丁宝桢的禀奏,当时西藏地方政府甚至威胁四川巴塘等地土司“将各处洋人逐去,出具永不进藏切结,否则直至巴塘,驱逐洋人,焚毁教堂”。4这表明,滇边和藏边危机的深化和扩散,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四川,而且在“瞻对之争”中川藏关系趋于紧张,丁宝桢较早洞察到英国人觊觎西藏即将给滇、川两省带来的危机和影响,“臣谓英夷之祸,幸而不发则已,不幸妄动,其害更甚于法夷,而滇、蜀必首当其冲”。5为了因应变局,丁宝桢提出了川藏一体的安防观,“且查川省门户在前后藏”,6而英人所据印度“近在西藏肘腋,稍一有事,即掣动全川脉络”,7“设藏路一开,则四川全境终失,川中一失,则四通八达,天下之藩篱尽坏”。8因此,丁宝桢将西藏边防与四川边防结合起来,提出了“固川保藏”的初步设想,奠定了清廷“固川保藏”的认识基础,开启了加强川藏经营,进而“筹边援藏”的先河。9

   丁宝桢的“固川保藏”虽更多体现出加强川藏防务的构想,但其加强川西南巴塘、里塘一带防务以就近兼顾滇防的设想中,已暗含川滇边区联防的想法:“今英、藏设将有事,川省自不能不预备以固边圉。而道路之遥远如此,粮饷之艰难又如此,若由川省劳师远涉,诸凡掣肘,有损无益。臣与在省司道文武酌定核议,拟在四川紧接藏中边防内自行筹办,断难及远。兹拟于巴塘驻勇二千人,又于里塘驻勇千余人,以为策应,藉壮声威。且英人现有事于云南,此处驻兵亦可就近兼顾”,10希望以此来实现其“内可以捍卫川疆,外亦可援应西藏”11的战略目标。可惜丁宝桢不久死于任上,其主张和策划功亏一篑,“非独西藏之不幸,亦中国之大不幸也”。12

   光绪十四年英国人第一次入侵西藏后,清廷因在西藏地方抗英问题上处置失当而威信渐失,西藏地方政府“自保意识”渐生,而英、俄在西藏问题上不断干预和渗透,使得多重压力下的藏事陡然紧张。“藏事孔棘,祸机已伏,藏番冥顽倔强,隐有所恃,致有轻藐抗拒情事”,13迫使清廷不得不认真考虑川藏边区这个预防藏边危机扩散前沿地带及“固川图藏”前进基地的有效治理问题,而与川藏边区成片连线的川滇、滇藏边区联防问题,也因此逐渐成为清廷在治藏问题上重点考虑的议题。

   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在时任川督鹿传霖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从西藏地方政府手中收回“即藏中一旦有事,此地已归川属,亦有门户可守”14的瞻对(今四川新龙县)时,川省给事中吴光奎在《藏事孔棘宜筹备御折》中向清廷建议不仅要重视瞻对,而且认为川西南的里塘、巴塘一带为四川入藏门户,也应该充分重视,尽早予以开发治理。“该给事中请于该处设立汉官,假以事权,招徕川省商民前往垦荒,并采办矿产各节,系为预杜窥伺起见”,清廷“著鹿传霖确查里塘、巴塘一带情形,如能招徕商民,垦荒开矿,洵于时局有益。并著文海、讷钦会商妥办”。15吴光奎上书不久,清廷即要求鹿传霖考虑加强川滇藏边区联防的建议:“即著该督等细心筹画,并查明由滇通藏道路,斟酌妥办。”16但对于吴光奎有关经营川西南边防的建议,鹿传霖进行了驳斥,认为“该给事中所请于里塘、巴塘酌设汉官,招徕商民,垦荒开矿,并于雪山分驻防营各节,似多窒碍难行者”,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乃是巴塘、里塘一带改土归流的条件不具备,“查里塘、巴塘各土司,皆原有粮员营弁管辖镇抚。今再设汉官,势必改土归流而后可。惟各土司世守之地,非其十分苛虐,土民怨愤,急思内附,断难无故更张,致令群相惊疑,辗转勾结,反开边衅。虽近年各土司弱肉强食,不无蛮触相争之事,然必其有罪可讨,有隙可乘,然后慑以兵威。如目前之瞻对、朱窝(今四川甘孜县境内),敢于叛乱,则径可改流。此外各土司殊难概论”。17在鹿传霖的坚持下,清廷只好“即据鹿传霖等查明事多窒碍,即着毋庸置议”18而作罢。

   当时鹿传霖对于川滇交界处的治理思考,更多注意的是收复瞻对以保川境,而在川滇边区这个尚未有明显动静却又情形复杂的地区强行改流设置,显然还不在其施策考虑范围。在吴光奎的奏疏中还特别提到滇藏与印缅交界野人山一带的树浆厂,认为该地牵涉川滇藏三地安防,建议清廷预以防范,提早治理。光绪十七年,曾奉薛福成之命考察滇缅印边境情况的姚文栋归滇后将其考察情况汇编成册,并于光绪十九年经云贵总督王文韶上奏清廷,其中已指出树浆厂的区位重要性:“所谓树浆厂者,在西藏之南,云南之北,四川之西,跨大金沙江、龙川江、潞江直至澜沧江,凡诸江上流皆是也。……以地势而论,当滇、蜀、藏三省之凹,其三面皆与诸边毗连,为藩篱锁钥之要地。”19可惜当时川省距该地遥远,不能及时了解情况,也缺乏和滇省在边境情报上的交流和共享,因此未能促成鹿传霖予以重视,只是以“详查博访,不知其地。……臣等惟有随时设法图维,严防后患”20为由带过,没能及早关注和经营。

   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侍御史高燮曾也就全面加强川边防务上书清廷,他一方面强调瞻对关系川藏大局,应该尽早收回归川;另一方面提醒对于川西边防不能只盯着川藏边区,因为英人不仅在廓尔喀一带谋求深入,也在其他地方寻找突破口,“英人于滇边地方测量道路,所过土司俱胁令归附,惟遇有汉官驻扎处,则止不复前。盖以其正名为中国地界,彼虽贪狡亦无词阑入也。然则为固圉计,非于边界设官不可”,而“现在打箭炉厅止设同知一员,职分未崇,难资控驭”,因此建议在“里塘、巴塘、江卡(今西藏芒康县)、察木多(今西藏昌都县)等处,安设台站粮员”,“于厅城设分巡道一员,统辖里巴江察各粮员,兼管炉关及矿务茶务”,在增设流官的同时,建议“再于里塘以南与云南中甸接壤处设文武官员一二员,永远驻守,以杜英人窥藏之路,庶几门户严密,外患潜消”。21高燮曾上书后不久,十一月初十光绪帝再次下旨要求鹿传霖等讨论统筹川藏全局背景下川滇交界地区统一设防问题:“另片奏:‘请于打箭炉厅城设巡道一员,再于里塘以南与云南中甸接壤处设文武官一、二员,并将阜和协副将改设总兵,或径令移扎里塘’等语。著鹿传霖一并妥议具奏,原折片著抄给阅看。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22鹿传霖等川省官员合议后很快进行了回奏:“再查云南维西协属之阿墩子汛地方,界接巴塘辖境,左临澜沧,右挹金沙两江,潆洄最关紧要。闻近年英人由阿萨密修造铁路,直达缅甸。其铁路横经之处,距阿墩子仅四五日程,似宜于阿墩子移置重镇,以固疆圉。拟请旨饬下云南督抚臣,与臣会商,应如何于川滇交界各设文武员弁之处,公同妥议奏明办理。如此通筹建设布置,使川省关外与内地声息相通,再将电线展通,于前藏消息愈灵,无事则边地相安,有事亦筹防较易。”23虽然清廷上下经过多次议论,在川滇交界区加强联防以扼制英国人势力由滇入川的重要性上逐渐达成共识,但只是着眼于“固川保藏”前提下加强川边与滇相邻地区的防守筹谋,在如何具体推进联防问题上还缺乏可以落地的施策。特别是清廷在收回瞻对问题上迟延反复,导致川藏防务全局统筹之下推进川滇边区联防问题被拖延了。

   光绪三十年,英军再次入侵西藏并占领拉萨,十三世达赖北走,英军迫使西藏地方政府私自签订所谓的“拉萨条约”,藏中局势更形混乱,给清廷造成极大震撼和不安。与此同时,英俄侵略势力的“关注眼光”也拓展到川滇藏边区,觊觎之心显露无遗,1903年10月10日的英国《先锋报》直接挑明“喀木”(康区)对于扩大英国贸易有重要意义。24综合研判国内外局势,清廷于光绪三十年八月旨令移驻察木多的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和新任西宁办事大臣延祉,“所有西藏各边,东南至四川、云南界一带著凤全认真经理,北至青海界一带著延祉认真经理。各将所属蒙番设法安抚,并将有利可兴之地切实查勘,举办屯垦畜牧,寓兵于农,勤加训练,酌量招工开矿,以裕饷源”。25由此,除了推进藏中改革,清廷开始着眼于加强西藏与川、滇、青交界地区的治理经营,以尽快解决川滇青边区入藏不畅、支援不力的问题,“重点是先解决‘饷源’的财政问题,其后才是渐次推及政治改革”。26因此,在给凤全等人的上谕中,清帝还特别嘱咐“各将所属蒙番设法安抚”,并未显示出更迭旧制、改流设官的迫切感。

   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凤全在巴塘被杀,其后巴塘民众捣毁教堂,一路追杀法国传教士到阿墩子等地。“巴塘事件”在川滇边区不断蔓延,演化为席卷盐井(今西藏芒康县)、阿墩子、奔子栏、维西、贡山等川滇藏边区的大规模教案,迫使清廷筹边援藏的重点关注区域由川藏边区的瞻对等地转移到川滇与西藏交接的巴塘、中甸一线。先前为了安抚“番众”,以经济开发为先导的战略步骤被打乱,最终演化为川督锡良主导,赵尔丰、马维琪等全力推进落实的武力改流。

鉴于“巴塘事件”显示出川滇边区的复杂性,在对平定后的巴塘等地如何进行改流的问题上,清廷内部和社会议论众多。第一种建议着眼于川藏边区来筹划布置,主张“将四川划为两省,分设川西巡抚以董理之,而仍受成于总督”;27第二种建议由内阁中书尹克昌提出,建议划出四川雅州、宁远、打箭炉、巴塘、里塘、明正、瞻对到云南丽江、永北、永宁一带,设为“建昌行省”,开展“屯垦、兴学、设官、练兵、置警察、通道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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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 2019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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