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晴:远足:清末新式学堂的师生“从游”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2 次 更新时间:2021-12-06 10:5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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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成晴  

   摘 要:清末的新式学堂,特别重视师生进行有计划的集体户外游学,史称“远足会”。“远足”是从日本输入的词汇,词汇所附着的教育理念,既受到欧美自然主义户外教育模式以及日本明治时期“远足”教育模式的影响,也与中国古代师生从游、登山临水的文化基因一脉相承。围绕远足活动,清末各地学堂积累了制度化的筹备经验,同时也对其流弊进行了矫正。远足活动之后的“远足记”,既是“远足会”制度规定下的写作训练,也是学子们在清末“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心史记录。“远足会”的教育形式,在民国得以继承,并延续到当今,从中可以窥见中国近现代教育理念在某些具体环节上的一贯性。

   关键词:远足;清末;新式学堂;远足会;远足记

  

  

   錢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曰:“又一日,命诸生各带石板石笔铅笔及毛边稿纸出校门,至郊外一古墓;苍松近百棵。命诸生各自择坐一树下,静观四围形势景色,各自写下。”[1]113其时为1919年,钱穆正任后宅初级小学校长。据钱穆自述,“作文课亦令生活化,令诸生皆不啻如自其口出”,是其半年中所得的一大教学经验,而研究者也往往将郊游写作看成是钱穆的创举,是其“不拘一格、启迪心智”“个性教学”[2]77的典型事例。这则事例,自然有着钱穆自由发挥的成分在内,但从深层渊源观之,也是自清末新式学堂以来“远足会”教学传统影响下的产物。透过这样一个师生远足“从游”的小切口,观其澜而索其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晚清—民国—共和国三个历史时期在教育教法等方面的内在一贯性与延续性。

  

   一、远足:一个具有本土基因的舶来理念

  

   所谓“远足”,即步行远游,或凭吊古迹,或采访事物,藉以扩展心胸、锻炼体格、增长见识。个人或二三好友的远足,自然能够在这两个层面受益,但“若以处于适当监督下之团体行之,则其所得之利益,当比此更大”[3]1447,那就是“群育”(mass education)效果的获得。这种由学堂组织的集体远足,在清末文献中被称为“远足会”。“远足会”注重校外现地教学,教师指导学生考察社会实况和自然现象、采集动植矿物标本、绘图写生、即景写作或归来撰写“远足记”,从而进行具有通识意味的直观薰育。

  

   在清末,有很多教育者一直撰文呼吁,新式学堂应重视培养学生的活泼精神和体育素养,比较典型的便是蒋维乔《论学堂轻视体育之非》。在蒋维乔看来,当时的学堂教育“务注入精密之知识”,“国民知识虽进而身体衰弱,不足以任艰巨,国力必为之消耗”。[4]实际上,清末很多新式学堂颇注重“以日本为师”,同时糅合德、法、英、美的教育理念,在学生心智、体育教育方面进行很多制度化的设计,其中比较通行的一个项目便是“远足会”。1900年,《绍兴白话报》记载《绍兴近事》,其中专列“远足会”一条:“山阴县学堂,于十二日,举行远足会。”[5]1908年,《申报》也详细报道了山阴县学堂的一次远足活动。[6]从清末报刊载记来看,很多与山阴县学堂类似的新式学堂(以江浙地区为主),已经将“远足会”作为学生教育的一项常例,绵历多年而不废。

  

   “远足”看似是地道的汉语词汇,倘细加查考的话,汉语文言中是没有“远足”这一词汇的。“远足”实际是从日本舶来的名词(遠足,えんそく),在江户时代指的是“徒步出远门”,到附近名胜游览或郊野旅游,而在明治时代则主要指学校的一种教育形式,比如1886年东京师范学校的行军训练便被称为“远足”[7]。1887年,日本《官报》“教育”栏目曾刊载《生徒长途远足》,略谓岛根县寻常师范学校组织百名学生,分四小队举行为期两天的长途远足,途经十几处地方,把途经的学校全部巡视一遍,并且在路过山海各处时采集各种标本,最后还组织了对抗运动。[8]

  

   日本“远足”教育方式的形成,一方面是在教育中嵌入军训的“军国民”理念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是对欧美教育理念的正向受容。欧美的城市文明发展较早且成熟,城市儿童渐于大产生隔阂,不如“乡村儿童,对于旷野、长流、四季变迁、动植物之逐渐发达,均有优悠领会的闲心”[9]42。因此,在19世纪的欧美,已经有呼声提倡让学生通过郊游(picnic)和远足(excursion)等,“恢复几分自然的境遇”。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教育界意识到,与其推行“直观教学”(intuitive instruction),还不如引导学生与大自然动植物直接接触,于是便有了“林间学校”(wood school)、“户外学校”(out-door school)的设置,用意皆在摆脱学校生活的枯燥,多与自然环境相接触,并由此衍生出了一系列的短期项目,如远足会(excursion)、郊游会(picnic)、童子军(boy scout)、女子露营生活(camp fire girls)等类型的修学旅行。[10]17更甚者,这一远足、郊游风气,在校内校外皆广为推行,成为欧美市民公共生活的日常版块。据王一之的游记:

  

   美国各城,每值星期休假,尝有一天然相凑合之远足会。会徽炳列,旗色鲜明。翔步林间,别饶雅趣。……远足会最盛时期,即在西国清明前后。此时繁英如画,时鸟弄音。有以一永日之光阴消磨于林阴岚翠间者。旷野不可得食,往往执榼提筐以从。[11]95

  

   这样的远足风气,并不是短时间能够形成的。事实上,19世纪的英国绅士阶层崇尚“自然主义”,有着户外漫游的传统,而大洋彼岸的美国,也盛行以梭罗为代表的“自然文学”流派。无独有偶,1899年,德国教育家卡尔·费休(Karl Fischer)“提倡一种远足会,称为‘征鸟……这班青年穿着短裤,系着领巾,常于星期日作远足旅行”。[12]74随着这样的“征鸟”团体的涵育以及相互的思想碰撞,最终形成了“自由德意志青年要用自己的意志来决定自己的命运”[12]74这样的共识,以此来对抗帝国的国家威权和军国主义。尽管目前还没有确切的史料来证明,日本教育制度中的“远足会”设计是受英、美、德等西方国家的影响,但至少可以确定的是,“远足”理念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发达国家里,俨然具有很高的认可度和共识度。

  

   有意味的是,清末民初的教育者在检视清末新式学堂“远足会”的教育制度源流时,也曾同时关注到欧美和日本的潜在影响。例如《青年》杂志刊发《童子远足队》一文,便曾点出“近今欧美教育童子之法,渐趋自然,不假勉强,故有所谓‘童子远足队者”[13]。这一时期,正是中国大量引进日本和西方制度、学说的“以日本为师”时期,“远足”教育理念的引进,自然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了。詹麟来清末曾留学日本,他深有见于日本近代基础教育的成绩,认为中国的基础教育,应重在振作学子的精神,“精神愈奋发,则校务愈起色;最能振作精神者,除体操唱歌而外,莫如远足会、运动会等”。[14]98清光绪季年,贾丰臻与杨保恒等留学日本,就学弘文学院。贾氏结合对日本教育的闻见,大力撰文提倡“军国民”教育和体育精神,认为“小学校之主旨以留意儿童身体之发达为重要”,主张“学科宜少,时间宜多,体操、游戏间而行之,而学级远足会、全校运动会等亦寓此意”。[15]158而杨保恒则在日本悉心访求模范小学校的规章制度,编成《日本模范小学校要鉴》,分为《施设状况》《规则》《细则》三编,在第三编《事务内规》中,便包含了《远足内规》。[16]816黄炎培曾专门撰写《远足之趣旨》一文,细致分析了远足的益处,并介绍“日本学校,每于春秋二季大远足,每月小远足”[17],主张应学其所长,以作育新民。

  

   由上可见,“远足”是一个自日本输入的舶来词,其词义所附带的教育理念,也是来自欧美、日本的具有国际視野的前沿理念。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的文化传统里,就没有与之相通的教育基因。首先应拈出的,便是“从游舞雩”的书院风度。在《论语·先进》篇中,曾点言志说“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引发了孔子的喟叹:“吾与点也。”[18]5430朱熹与门弟子讲学时,很欣赏这段言志文字的“从容洒落”,并将其概括为“曾点气象”。[19]1036另外,《论语·颜渊》篇中有“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的记述,也开启了后世儒家教育的“从游”之风。宋儒胡瑗认为,“学者只守一乡,则滞于一曲,则隘吝卑陋。必游四方,尽见人情物态,南北风俗,山川气象,以广其闻见,则为有益于学者矣”。他主持安定书院时,倡导游学,带学生遍游名山大川,见识四方名儒学者。又曾自吴兴率门弟子数人游关中,“至潼关,路峻隘,舍车而步”,上至关门后,坐门塾少憩,“回顾黄河抱潼关,委蛇汹涌,而太华、中条环拥其前,一览数万里,形势雄张。慨然谓滕公曰:‘此可以言山川矣,学者其可不见之哉!”[20]51在登山临水、仰观俯察的体验中,师生体会山川壮阔,会取得一种生命教育的效果。从教育理念来看,也蕴涵着浸润式教育之意旨,民国时期,梅贻琦明确提出了“从游论”,强调教师的“示范”对学生的教育起到关键作用,老师不但要“以己之专长之特科知识为明晰讲授”,而且要为学生的“自谋修养、意志锻炼和情绪裁节”树立榜样,在特定的场境下,学生浸润其中,教师更能自然发挥引导作用,从而达到“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的教育效果。在传统的书院和私塾里,有一组《四时读书乐》,颇为传诵。其中有两句“好鸟枝头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王一之认为这就是一种“远足”时的观察视角,“可知昔贤教人,原不任令呆读死书”。[11]95一位笔名“炳华”的作者曾撰《远足发轫记》,试图追溯“远足”的本土传统曰:“忆昔我国,向有踏青之举,今已久不行。”[21]当也是有见于“远足”与“踏青”“春游”在很多方面是神理相融的。

  

   二、“远足会”:清末新式学堂一种制度化的教育形式

  

   “远足会”等活动改变了晚清师讲生受的刻板知识传授模式,变教育训诫、惩戒为过程性引导与示范。实际上,清末的文化界,对新式学堂所举行的远足活动,给予了颇多的关注,并常以新闻、简讯的形式予以报道。1906年,《新闻报》登载了两次“远足会”活动,5月9日“举行远足会”条下记述曰:

  

   浙省下城蒲场巷高等学堂去岁附设师范传习所,今岁又添开师范完全科,学生众多。本月十一日举行远足会,全堂学生七点钟在操场会齐,八点钟排队启行。出清波门,诣西湖灵隐寺午膳。二点钟后,复从天竺旋绕一周,进钱塘门而回。是日共计四百余人,行路七十里左右。[22]

  

   10月7日“举行远足会”复载曰:

  

   浙江高等学堂并附属之高等小学堂,均于14日举行远足会,排队出凤山门外三郎庙等处,游玩一周而回。[23]

  

四天以后,《新闻报》复载《学堂举行远足会续志》,记述杭州府中学堂、鹾务两等小学堂、公益学堂、振华学校、工艺传习所等学校的学生,均于农历八月十八日钱塘江看潮日至江干观潮,“即名为远足会”[24]。有意味的是,《新闻报》的这种报道模式,和上节所附明治二十年(1887)日本《官报》第1110号剪报《生徒长途远足》的文本模式如出一辙,很有可能曾加以借鉴过,由此亦可作为清末日本对中国影响的一例实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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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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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2021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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