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敏 包智明:公民身份与全球化时代的族群关系——南非排外暴力问题的社会学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5 次 更新时间:2020-03-31 23:04:37

进入专题: 外国移民   排外暴力   外籍黑工   公民身份   族群关系  

刘敏   包智明  

   【内容提要】 近年来,随着移民问题的凸显,针对外国移民的排外暴力成为全球化时代族群关系的一种新形式。本文运用和拓展公民身份理论,对南非的排外暴力问题进行分析和解释。作为南非二元身份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外籍黑工”这一带有歧视性的身份名词,是种族隔离时期白人政权对外籍黑人移民进行限制与排斥所衍生的社会结果。在后种族隔离时代,公民身份制度在整合南非黑白种族关系的同时,却也固化了本国民众与外籍黑工之间的关系不平等,对外籍黑工形成了身份区隔和社会排斥,进而演化成为底层民众针对外籍黑工的大规模排外暴力冲突。在南非西开普省的马普社区,社区公共论坛为底层民众与外籍黑工提供了一个对话协商的群际接触平台,推动了公民身份制度变迁,促进了排外暴力问题的化解和外籍黑工的社会融入。

   【关键词】 外国移民,排外暴力,外籍黑工,公民身份,族群关系

  

   一、引 言

  

   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与跨国移民潮的兴起,移民问题日渐成为一个世界性难题,并引起学界广泛关注。传统上,移民问题多发生于欧美等发达经济体,但近年来有扩散之势,并波及南非等发展中国家。作为全球族群问题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地区,在后种族隔离时代,南非的族群关系问题呈现一系列新的趋势或变化。一方面,传统的黑白种族关系问题逐渐从对立走向缓和,真相与和解为世界范围内的族群关系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范式,并在卢旺达、加拿大等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另一方面,本国民众针对外国移民的抵触情绪不断高涨,排外暴力事件屡有发生。①

   2008年5月,一场针对外国移民的大规模排外暴力从南非约翰内斯堡市郊区的亚历山大镇(Alexandra Town)的底层社区开始,迅速席卷南非全境。这次排外暴力冲突造成至少62人死亡,同时有多人受伤,超过15万外国移民流离失所。②不少外国移民居住的棚屋、经营的小型便利店(spaza shop)被洗劫和焚毁。2015年4月,针对外国移民的大规模排外暴力冲突再一次从德班、约翰内斯堡的城市底层社区蔓延至全国,打砸抢烧的暴力行径造成至少7人丧生,南非的族群关系问题也再度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对外国移民日益增长的敌意,是后种族隔离时代南非族群关系的显著特点。③然而,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在南非民众看来,外国移民具有双重属性。通常,那些从欧美来的白人移民被视为“游客”和“投资者”,能够给南非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机会,并提供帮助,因此受到欢迎。与此相对,那些从非洲地区来的外籍黑人移民,则被认为对南非有害而无益,应该被驱赶出去。④正是这些外籍黑人移民,成为南非底层民众排外暴力的主要对象,并有着特定的污名化称谓,即“makwerekwere”。

   在南非黑人土著语言中,“makwerekwere”是带有贬义性质的词汇,最早被用来形容那些来自南非以北地区、说话含混不清的黑人劳工。⑤作为一个带有歧视色彩的外来人身份概念,“makwerekwere”逐渐被用来特指那些通过非法入境和非法居留等途径,在南非打黑工的外籍黑人移民,⑥本文称之为“外籍黑工”。外籍黑工主要为来自津巴布韦、莫桑比克、马拉维、赞比亚、尼日利亚、索马里、刚果(金)、安哥拉等国的非法移民、寻求庇护者(asylum seeker)及少量难民(refugee)。他们主要从事保洁、保安、园丁、开出租车、饭店打工等没有劳动合同保障的非正规工作,还有少部分成为小商贩等自雇职业者。在很多南非人看来,这些外籍黑工应该待在他们的国家,而不是来南非打黑工和制造社会问题。

   基于以上事实,本文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在南非种族和解与族群关系和谐的“彩虹之邦”建设过程中,为什么会连续出现底层民众针对外籍黑工的大规模排外暴力与族群冲突?应该通过怎样的途径来疏导和化解排外暴力?

   本文的实证资料来源于笔者自2014年9月至2016年9月在南非西开普省对外籍黑工及排外暴力问题的实地观察和半结构访谈。笔者还收集了大量南非各级政府的历史档案资料与统计数据,以及相关排外暴力事件的新闻媒体报道和研究文献等。田野调查地点位于西开普省南部地区开普半岛(Cape Peninsula)的马普社区(Masiphumelele)。马普社区是西开普省222个非正式居住点中人口规模较大的一个,也是该省著名的外籍黑工社区。该社区原本计划居住2500人左右,但随着本国移民⑦与外籍黑工的增加,在这片约0.3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实际居住人口超过30000人,其中约三分之一为外籍黑工。⑧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视角

  

   (一)群际接触与资源竞争

   群际接触是展开移民问题讨论的基石。1954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奥尔波特(Gordon W. Allport)在《偏见的本质》一书中系统阐释了群际接触理论,并提出“对立群体的成员通过恰当的接触,可以减少族群偏见并形成积极的对外群体态度”的核心观点。⑨

   群际接触理论在南非的排外暴力问题研究中得以应用,但得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结果。一方面,有学者建议可以通过培育社会资本促进南非民众与外籍黑工之间的信任和群际接触,以缓解后种族隔离时代的排外暴力问题。⑩另一方面,亦有学者认为,与外籍黑工之间的群际接触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增强了底层民众的排外情绪。11例如,2006年南非移民项目排外情绪调查(2006 South African Migration Project Xenophobia Survey)数据显示,如果0分为最排外,10分为最不排外,白人和黑人的得分分别是3.91分和4.01分,似乎白人比黑人排外情绪要高。12尽管南非白人排外情绪得分相对较高,但由于缺少群际接触,白人社区较少发生排外暴力事件。13虽然南非黑人排外情绪得分相对较低,但与外籍黑工有更多的群际接触,排外暴力事件主要发生于城市底层黑人社区。

   换言之,群际接触理论有利于理解南非排外暴力问题的社会根源,有助于解释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移民问题,但族群接触中可能包含族群整合与族群冲突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由于缺乏足够的实证研究作为支撑,群际接触理论并没有辨明产生这两种截然不同后果的社会机制,因此在解释族群冲突问题时面临诸多挑战。14鉴于已有的群际接触理论在诠释族群问题方面的瓶颈,对南非排外暴力问题的解释需进一步理解族群接触可能导致的后果及其社会机制,从而发展出更具解释力和包容性的研究视角和分析框架。

   近年来,基于底层民众与外籍黑工之间的群际接触与利益博弈,资源竞争理论成为学者分析南非排外暴力问题的主要解释路径。相关研究指出,在南非种族和解与民主社会转型过程中,不断加剧的贫富差距与长期恶化的高失业问题,激化了底层民众的偏见、歧视与排外仇外等不宽容意识。为了获得有限的工作、住房、婚姻等资源,底层民众开始通过排外暴力等方式来排斥外来竞争者,而外籍黑工则成了“替罪羊”(social scapegoat)。15在南非屡屡发生的排外暴力事件中,笔者也注意到,这些看似局部、随机与个别的事件背后,不排除底层民众对当前社会转型不公、贫富差距拉大与失业率不断攀升的不满与抗议,并反映出底层民众在急剧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失衡与焦虑心态。

   资源竞争理论虽然提供了一个关于排外暴力原因的分析路径,但有几个基本的盲点需要重视与阐明。首先,基于资源竞争的论点,经济社会地位较低的底层民众被建构为包藏排外暴力祸心的族群,而这不过是“归咎受害者”(blaming the victim)意识形态解释的又一个经典范例。其次,若底层黑人民众的经济社会地位得以改善,则排外暴力问题也将缓解,这似乎过度简化了排外暴力事件背后的社会复杂性。此外,在排外暴力事件中,同样涉及本土商贩的利益,底层民众几乎专门攻击外籍黑工开设的便利店,而很少攻击白人开设在社区周边的连锁超市。而且,同样是在城市底层社区中开设杂货店与从事小商品贸易,中国商店及中国商人并没有成为特定的排外对象。16

   虽然群际接触理论与族群竞争理论都试图构建关于族群冲突问题的分析框架,但由于研究路径上的依赖,总体上仍然认为排外暴力问题产生的主要因素为族群之间的接触、互动与竞争,并没有就族群接触与竞争的制度环境展开讨论。事实上,无论是族群接触还是族群性资源竞争,都依赖于社会行动者在常规竞争中所采取的制度化手段,如意识形态、制度框架与社会组织等。17而这恰是社会学关于族群问题研究的突破口,即通过展现社会行动者如何依据制度环境及复杂多变的地方情境,界定和建构族群关系的实践规则,来解释排外暴力问题的制度性根源。

   (二)公民身份与族群关系

   公民身份制度是现代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它构成了国家与社会关系解释的重要维度。近年来,关于移民问题及移民政策的争辩,使得公民身份理论成为学者分析全球化时代族群关系问题的主流理论范式。学术界围绕本国民众与外国移民之间的身份差异和族群差序进行了一系列颇具启示的社会学研究,并以此分析了排外暴力等全球化时代族群关系问题的制度基础。

   尽管公民身份研究最早可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城邦政治思想,18但明确提出并加以系统研究则源于英国社会学家马歇尔(Thomas Marshall)。马歇尔认为,公民身份是“一种地位(status),一种共同体的所有成员都享有的地位,所有拥有这种地位的人,在这一地位所赋予的权利和义务上都是平等的”。19换言之,公民身份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共同体的成员资格(entitlement),与这种成员资格相连的是一整套平等的公民权利和义务。

   虽然马歇尔等人认为公民身份是一个平等的制度体系,有利于对抗阶级不平等和弥合阶级裂痕,进而促进社会团结和族群整合,但20世纪末期以来,这种整合性的制度体系,因为全球化的深入与跨国移民潮的兴起而不断受到挑战和质疑。学者的研究指出,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民身份与封闭的政治共同体,即“国籍”密切相连。20公民身份大多是从父辈继承而来,是一种先赋身份。21例如,在德国,由于有着取决于父母国籍的惯例,公民身份本质上也就成为一个血统和出生的问题。22

   还有学者认为,基于“国籍”这一法律意义及意识形态的明确区分,公民身份制度对外国移民形成身份区隔与社会排斥,而国家的重要职能,就在于强化本国边境的管理及实现对外国移民的控制。23换言之,公民身份制度具有双重功能,既是一种与本国民众相关的社会整合制度,也是一种针对外国移民的社会排斥制度,而其标准则在于是否拥有国籍。此外,尽管许多外国移民拥有合法居留权利,但其所享有的公民权利却是不完整的,而那些非法移民或难民,他们不仅不能享受任何形式的公民权,且随时有被驱逐出境的风险。24

相关研究还指出,在欧盟,尽管号称“超国家公民”(supranational citizenship)的“欧洲身份”概念代表了一种对传统以国籍为基础的公民身份制度的超越,并对欧盟范围内原本基于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重构及族群关系整合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欧洲身份在实践过程中也产生了新的身份不平等与针对外国移民的社会排斥,即一边是来自欧盟成员国的正式公民,另一边则是来自非欧盟国家的外国移民。正是因为公民身份不平等所带来的区隔与排斥,外国移民难以融入欧洲社会,进而产生排外、恐怖袭击等族群关系问题。25易言之,公民身份在实践过程中包含两种矛盾性的力量,一种是弥合阶级裂痕和促进社会团结的族群整合力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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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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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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