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敏:后现代空间理论的维度及其限度

——读苏贾《后现代地理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1 次 更新时间:2016-01-18 10:4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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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敏  

   【内容提要】 在与列斐伏尔、福柯、詹明信、吉登斯等空间理论家进行对话的基础上,苏贾的后现代空间理论重申了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社会、权力、后现代性和时间等既是后现代空间理论的分析维度,也是空间理论的经验实践。虽然后现代空间理论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这并不影响批判社会理论的空间构型的价值和意义。当前空间理论正朝着一个拥有多个分析维度、具有鲜明反思性和批判性的综合理论体系的方向而建构,并试图发展出一个经验型和阐释性意义上的批判社会理论体系。

   【关 键 词】空间/时间/权力/后现代空间理论

  

  

在批判社会理论的发展历程之中,由于受到一种“历史决定论”的限制,学者们过去往往偏重于历史的建构,由此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对地理与空间的漠视。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社会理论学科交叉和学科整合的趋势逐渐明显,而在各种研究转向的大潮中,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尤为显眼,空间理论的优势日渐凸显,渐成显学。对于空间理论的兴起,人文地理学反应迅速,这一方面得益于地理学在空间把握上的天然优势,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苏贾(Edward W. Soja)、戴维•哈维(David Harvey)等一批人文地理学者的努力。

   苏贾是美国杰出的后现代人文地理学家,是洛杉矶学派后现代都市研究的领军人物。《后现代地理学》共由九篇论文构成,在该书中,苏贾(2004:9)关注的主要问题是:空间以何种方式被人用来掩盖各种结果,从而使我们无法了解;权力和行为准则的诸种关系是以何种方式被深深地印入社会生活而具有明显的纯真空间性;各种人文地理以何种方式变得充满了政治和意识形态性?在与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福柯、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吉登斯等后现代地理学先驱人物进行对话与反思的基础上,苏贾试图对批判社会理论中时间、空间和社会这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重新辨析,并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发展为一种“社会—空间辩证法”,从而对于遮蔽的资本主义地理景观提供一个透视的角度。简言之,正如书的副标题所标注的一样,该书致力于对批判社会理论中空间维度的重要性进行重申。本文试图通过对后现代主义空间理论的维度及其限度的辨析和思考,探讨与反思当代批判社会理论的基本面貌及其走向。

   一、空间的社会建构:“社会—空间”的唯物辩证法

   在《后现代地理学》的开篇,苏贾即认为,由于历史唯物主义、实证主义、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等形形色色社会理论对空间的挤压,使得社会理论的去空间化及历史决定论主导着社会理论的发展方向。西方马克思主义等主要批判社会理论并没有充分重视空间的重要性,这导致空间在社会理论的发展进程中长期处于从属地位,甚至销声匿迹。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随着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长期繁荣的结束以及第四次现代化的开始,在经历“五月风暴”等学生运动后,空间理论首先在法国学术界觅得一席之地。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后现代地理学的先驱者之一,列斐伏尔的影响尤为显著,被苏贾称为当代最富有原创性和最杰出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者。

   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反思,列斐伏尔将空间引入到现代社会理论的发展脉络之中,主张用一种日益空间化的辩证法来反复论证社会与空间之间的关联性,并将空间生产和资本主义生存联系在一起。这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思考社会与空间之间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特征,明晰社会/空间/时间三者所构成的社会的复杂性与相互依赖性。列斐伏尔(Lefebvre,1991)指出,空间的实质是社会关系,空间中不仅弥漫着各种社会关系,同时,空间也是由社会关系生产出来的。换言之,空间是社会的空间,社会关系的建构、运作与实践不仅建构了空间,同时也不断呈现着空间的存在及其再生产。围绕着空间的社会建构这一主线,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辩证法将空间问题框架与资本主义的生存联系起来,并将资本主义空间与社会中各种生产关系的社会再生产直接联系起来。

   苏贾将空间性引入到当代批判社会理论的分析框架中,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简单地变量叠加,而是希望通过空间来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空间本身也许是原始赐予的,但是,空间并不神秘,空间的组织和意义是社会变迁与个体体验的产物,同时也形象地展现着各种社会问题。因此,空间性不能简单地被视为时间性或者社会性的附属。在书中,苏贾认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过于注重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与时间规律,进而忽视社会的空间型构,因此,苏贾希望借用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的矛盾关系来分析后资本主义时代的城市问题,并将其作为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背后的主要推动力量。

   通过对列斐伏尔“社会—空间”唯物辩证法的借用,以及对批判社会理论中空间性的重申,苏贾将空间提升到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中心地位。空间是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通过探讨和阐释时间、空间和社会这三者之间的互构关系,我们可以寻求对于社会存在的本质与概念化的解释,同时,我们也能够更好地认识包括阶级斗争在内的当今世界的各种构造性矛盾。对批判社会理论中空间的重申实质上是一种对于历史决定论的反动,它有利于我们理解人类社会空间的真实性和本质性,也体现着当下批判社会理论的发展趋势。

   需要注意的是,“空间—社会”辩证法否认了在一般意义上区分时间和空间何者优越的可能性,并理所当然地赋予空间性对时间性的优先权,以至于其所表现的空间具有一种乌托邦的潜能(郑震,2010)。换言之,“空间—社会”辩证法可能并没有体现出空间的优越性,也没有对历史决定论与时间在生产关系中的统治意义形成实质性的反思,反而可能重新构建了一种时间与空间、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因此,虽然苏贾(Soja,2005)注意到空间辩证法在批判传统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时,可能创造了一种新的空间决定论的论调。但是,苏贾并没有对这种隐含对立矛盾的空间辩证法及其争议加以充分重视和解决,而是选择了中和和外化,并直接将其用到第三空间理论的论述之中。①

   其次,与“社会—空间”辩证法所依赖的“资本主义通过内部的相对剩余价值的榨取和外部的全球地理发展不均”的分析语境不同,随着全球化和消费社会的出现,社会理论的建构论转向使列斐伏尔的批判路径有所改变,空间所具备的革命性批判意义还有待重构。随着交通工具机械化和交流工具智能化的提升,在空间得到扩张的同时,现代时间也获得了无与伦比的可变能力和扩张能力。在现代时空之战中,空间是笨拙、僵化、被动的一方,只能进行防御性壕堑战并阻碍时间的前进。虽然鲍曼所说的“空间不再对行动和行动的绩效产生约束,空间已没有多大意义,或者根本没有意义”的观点有待商榷(鲍曼,2002:184),但仅仅将空间作为后现代批判理论的主要工具与对象,其解释力也许和空间概念本身一样,有待重新辨析和明确。

   再次,基于苏贾等人对批判社会理论中空间的重申,有学者认为,自20世纪中叶以来,时空体验的不同构成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严格界限,“现代性就是时间,后现代性就是空间”的观点渐成共识(崔丽华,2012)。然而,这种以时间和空间来区别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两分观点,其实质是缺乏对后现代主义空间理论本身丰富内涵的理解。应该看到,时间性和空间性是我们理解社会、构建社会理论的两个必要面向。如果我们将时间性理解为行动的可能性,那么空间性便可以理解为行动可能的关系性,在实际行动的过程中,并不存在关系性和可能性两分的状态(郑震,2010)。因此,我们需要摆脱人为的划分时间和空间来区别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新二元论调,并站在一个更为多维的角度和高度来认识后现代主义的空间批判理论。

   二、空间的权力批判:日常生活的空间政治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也关心空间的权力建构问题,并将矛头直指资本主义。不同于列斐伏尔将资本主义的社会空间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进行批判,福柯很少直接分析国家的机制,但这并不消弭福柯空间理论的独创性和启发性。

   福柯反对宏大历史叙事,将注意力集中于研究对象所处的时间与空间,并将社会问题置于特定的社会情景中加以考虑。虽然福柯坚称自己是一名结构主义者,但他对纪律权力起源的各种探讨表明,“他一直在关注时间和空间的分布问题”(吉登斯,1998:244)。以空间为分析路径,福柯将知识、权力与“身体”空间的建构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全景式监控”的监狱或海军医院,还是“泰勒式工厂”的生产车间,福柯栩栩如生地给我们描述了一个个封闭的、分隔的、经过精密计算和严格管理的纪律空间。福柯让我们看到纪律权力是如何通过对身体空间全方位的监控和管理,从而实现对个体身体的规训以及纪律权力的内化。那些曾经属于个人生活世界和隐私的空间,正日益被建筑、摄像头等外在的物质所规训,而权力则以“安全”和“效率”为幌子,堂而皇之地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世界。

   苏贾认为,社会学研究的“空间转向”(spatial turn)与福柯的空间思想有着重要的联系。自福柯开始,人们日渐认识到,阻碍我们认清这个时代的关键,与其说是时间,不如说是空间。从知识与权力的空间化解读出发,福柯并不仅仅局限于对历史决定论的反思,而是希望通过对空间与时间、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阐释,走上一条整合的空间理论路径。简言之,在福柯看来,正是因为空间上的可见性,权力得以实现,知识得以演进(何雪松,2005)。福柯空间理论的深刻之处在于从微观上展开对社会权力的批判。尽管身体通过权力与知识建构,但权力与知识在空间中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不能外在于空间去想象权力和知识的运作,权力只有在空间中才能够生产知识并通过知识去发挥效能;也正是通过建构起这一特定的空间,权力和知识才可能作为一个关系的整体去建构身体(郑震,2010)。基于对生活世界中空间政治的重申,空间理论在社会批判理论领域开始大行其道。社会学研究将过去被“忽视”的社会空间重新纳入到分析范畴,那些被歧视、压抑与排斥的对象,如少数族裔、女性、同性恋等,也日渐成为社会学研究的重点。

   虽然福柯对苏贾的后现代空间理论有重要的理论贡献,但是,苏贾的后现代空间理论显然有别于福柯的空间思想观念(Philo,1992)。虽然福柯以一种明确的空间视角来解构和分析身体及其背后的“知识—权力”关系,并以更为空间化的路径来对权力进行批判,然而福柯的“身体”并非行动者(吉登斯,1998:256),从而也不能将“身体”理解为一种研究对象,而只能是一种研究的路径。此外,在空间的权力批判中,权力的使动性与行动者的能动性是相对的,有认知能力的行动者是如何解释甚至“欢迎”这种规训的,即如何从行动者的角度去分析空间中微观权力运作的,这是福柯的空间理论所未谈及的。因此,我们不能简单的将福柯的“身体”作为具有认知和反思能力的行动者或研究对象来对待,从“身体”空间出发对知识与权力关系的解析并非代表行动者对于权力的“屈从”,与知识和权力对身体的空间建构相对应的是行动者对于知识与权力的理解和反抗,即使是监狱也是一个充满斗争和反抗的地方。换言之,在福柯的权力批判之中,空间是路径而不是“对象”。

苏贾(2004:24)认为福柯的空间思想观念不过是福柯分析社会问题的一个视角或路径,而不是其研究对象,因此,福柯的空间思想不可避免的是一种“含糊不定的空间性”。在苏贾的后现代空间理论中,空间不仅仅是分析的视角或维度,而且也是研究对象。围绕着对城市规划等生活实践的空间政治的批判性审视,苏贾认为随着阶级斗争向着以城市为场域、以集体消费为特征、以日益空间化为方向的变革性演进,全新的社会批判理论急需重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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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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