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飞跃: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法学研究的回顾和展望笔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5 次 更新时间:2020-03-24 16: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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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飞跃  

   中国经济法与中国经济法学是改革开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法律产物与法学产物。经过40年的不懈努力,经济法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门,经济法学研究也取得了大量成果。40年间,中国经济法学经历了几次重大理论转型,理论周期呈递进式的发展态势。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法学对经济法存在与发展的认知方式也逐步趋于成熟,对经济法内在规律的把握日渐清晰,初步形成了传统的、基本的、特定的经济法认知范式。

  

   一、中国经济法学研究的递进式理论周期

   中国经济法学的产生与发展,与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法制建设相伴随行。虽然中国经济法学借鉴了苏联以及东欧国家的经济法理论成果,参考了德国、日本、法国等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法研究成果,但更多的是立足于本土化的中国国情与中国立场,通过自我化的过程形成了中国经济法学的性格与品格。由于中国经济体制的变革性以及经济法制的进步性,中国经济法学研究呈现出鲜明的递进式理论周期特点,到目前为止,呈现为三个标志明显的理论周期。

   (一)以《民法通则》颁布为标志的第一个理论周期

   这一周期的时间跨度大体为1979年至1992年。以1986年《民法通则》的颁布作为标志和节点,这一周期可以划分为大经济法理论与小经济法理论两个阶段。《民法通则》颁布前的阶段为大经济法理论阶段,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法学与民法学等法学学科都处于没有太多实证法支撑的理论建构阶段,在立法机关的经济立法主张影响下,经济法调整全部经济关系的大经济法理论观点较为盛行。《民法通则》颁布后,平等主体间的财产关系由民法调整,依立法者的意图,经济法主要调整纵向经济关系,由此,经济法只调整部分经济关系的小经济法理论相应形成。在这一时期内,经济法学研究迎来了自己的初创阶段,经济法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也被初步界定。经济法学研究更多地注重对经济法部门独立性的建构和论证,尽力凸显自身研究的个性化。与此同时,经济法学研究也和改革开放后的经济立法活动具有较强的配合度。

   (二)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为标志的第二个理论周期

   这一周期的时间跨度为1992年至2011年。以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作为标志和节点,这一周期之前的经济法理论可以被视为计划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经济法理论,而1992年以后的经济法理论可以被视为市场经济的经济法理论。随着1992年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和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的实施,以及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逐步建立,经济法学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井喷式”的发展阶段。此时的经济立法和经济法学研究更多地聚焦于为维护市场经济发展而建立经济法治体系。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也体现在具体的经济法法律之中,如1993年制定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条皆有“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立法目的表述。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为经济法研究提供了价值指引。虽然经济法总论研究中有各种各样的学说,但在论及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时总是要和市场经济目标相契合,比如市场基础和优先原则①等。这一时期,经济法学研究也在思考重塑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相比并不必然具有优越性,政府干预的范围需要受到限制,而且政府干预的程序应当合法。

   (三)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为标志的第三个理论阶段

   这一周期的时间跨度为2011年至今。以全国人大常委会2011年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作为标志和节点,这一周期之前的经济法理论可以被视为理性法形态的经济法理论,而2011年以后的经济法理论可以被视为实证法形态的经济法理论。对经济法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标志着经济法法律部门的地位已经确立,经济法法律体系的框架已经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经济法由哪些法律具体组成已经变得清晰明确,经济法与传统法律部门之间基于建构立场的理性法之争基本结束,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已经实在化和具体化,对实证法形态的经济法进行研究已经成为经济法学的主要任务。从理性法向实证法的转型必然带来经济法学研究方法论的相应改变②。经济法需要从观念形态走向适用形态,需要从理性构建转向法律解释,“纯粹的形而上意义的理论探索固然有一定的必要,但针对具体制度和客观法律现象的务实研究更显重要。”[1]传统的经济法理论研究范式有比较明显的实用主义价值取向,即跟随经济立法或者经济政策进行注释性研究以及针对法律漏洞开展修补性研究。虽然这些研究方式可以对社会热点问题和矛盾进行敏锐追踪,却忽略了对经济法法律品格的塑造,也使得经济法学的科学化程度有所减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经济法部门为经济法学理论研究提供了文本支撑,从法律条文的字里行间之中总结经济法的立法目的、价值追求、运行方式等内容,也成为越来越多经济法研究者的研究方法③。

   40年的改革开放史为中国经济法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为经济法学研究提供了价值导向。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法学研究随着改革开放进程和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理论周期不断递进的态势,并且这一递进态势仍将继续下去。

  

   二、以调整对象和法律关系为核心的传统认知范式

   如何建立对经济法这一新兴法律部门的法学认知体系,经济法学不大可能从一开始就采用与法律科学传统认知范式完全绝缘的认知方法,而是必然会受到法律科学传统认知范式的影响。

   (一)“调整对象—法律价值—基本原则—法律体系”认知范式

   无论是赞成经济法部门还是不赞成经济法部门的经济法理论主张中,大多偏好于从调整对象入手来讨论经济法的相关问题,“调整对象始终是总论研究的主题之一,并总是成为引领各个时期甚至整个经济法学理论研究的前奏。”[2]以调整对象的论说为基础,建构型的经济法理论成果在经济法研究中特点鲜明,“经济法调整对象”“经济法价值”“经济法原则”“经济法体系”一直是不同时期经济法研究的理论主题,形成了“调整对象—法律价值—基本原则—法律体系”的经济法认知范式。

   (二)“主体—权利—行为—责任”认知范式

   法律关系是法律科学研究中常用的认知范式。通过对法律关系中主体、权利、义务、客体的认知,能够为立法以及法律适用提供较为清晰的法律事实识别框架。中国经济法学研究中,受到传统法律关系范式的启示,但也结合经济法多关系、多主体、多权利样态、多行为、多责任的具体特点,在经济法主体、经济法权利、经济法行为、经济法责任等研究领域产生了大量的理论成果,形成了“主体—权利—行为—责任”的经济法认知范式。有学者主张将“主体—行为—责任”作为经济法学的研究框架之一[3],还有学者主张以“主体—行为—责任”经济法法律关系为中心建构经济法法理学[4]。

   “主体—权利—行为—责任”认知范式对于经济法的学科规范、科学化程度、理论体系建构有重要的影响,有助于夯实经济法的理论根基,打通经济法和其他法律部门的对话渠道,同时也有助于加强经济法知识传播的稳定性。

  

   三、以“政府—市场”关系为主线的基本认知范式

   经济法研究的一种常规性逻辑进路便是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规约入手,力图廓清政府与市场在现代市场经济关系中的角色、位置、功能与版图,将“国家(政府)—市场之间关系的法治化作为经济法学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5]。尽管以这种研究框架为依托的经济法理论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描述有“干预”“协调”“管理”“调控”“规制”“调节”“调制”等用词上的差异④,但在本质上基本相同,“均可理解为对市场滥用或市场失灵进行校正的描述,反映了国家在市场经济中对经济生活进行某种程度干预的理念,凸显出国家利用公权力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进而不同于民法‘私法自治’的调整模式,实现一种自然秩序与设计程序良性互动的法律机制。”[6]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经济法认知范式,对推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法学的体系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以该认知范式为基础所形成的“市场规制法—宏观调控法”经济法体系,比较系统地将平行且分散的经济法律法规进行了板块式的整合,在非法典化的经济法形态条件下,使社会认知经济法的难度大大降低,使经济法知识的传播更加通达。

   在“政府—市场”关系认知范式之中,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市场本身的问题和缺陷是政府干预的逻辑起点,政府作为公共意志凝聚的体现,掌握了丰富的政策资源与监管资源,拥有矫正市场失灵的能力与动机。尤其是在一些市场发展相对薄弱、政府干预传统较强的国家,市场及公众对政府干预仍然保有较高的期待和信任。宏观调控作为一种国家治理方式在意识形态各异、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中都有所体现,因此,将政府作为经济法理论研究的主体具有重要价值。政府根据不同的经济社会场景会有不同的干预目的、干预期限、干预手段及干预程序,也会因为政府层级的区分而有不同的干预偏好,绝非是模糊和大而化之的空洞理解。根据这些区别,经济法的内部构成体系有了市场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的区分。

   市场调节有其自有的规律和理念,甚至远远早于政府干预而存在。政府干预通常利用经济立法等方式人为地介入市场经济活动之中,其运用须慎之又慎。由于政府通常以有形的机构存在,市场与之相比具有无形性,在“政府—市场”关系的研究范式中,极易将政府置于第一位、市场置于第二位。一些经济法学研究者也在检讨这种思维定式,对政府功能进行重新定位⑤。市场的基础作用和优先作用并不意味着政府干预的完全退出,市场万能主义的取向也是不科学的。市场的缺陷必然存在,但这些缺陷并非否定市场的借口,只是为政府干预提供了干预合法性的证明和恰当的时机。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分析要结合具体的时空背景,需要实证支撑而非简单的价值判断。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济发展历程其实也是政府与市场关系变迁的缩影。中国经济法的“政府—市场”关系范式并非简单地就是为了矫正市场失灵,也绝非是一方完全压倒或者替代另一方的二元对立模式。

  

   四、经济法特定认知范式的凝练

   作为现代法的经济法,应当有不同于传统法的认知方法论。经济法是规范性与回应性交织的法律部门。作为法律科学层面的经济法学认知方法论,既要对政府与市场关系体制与机制进行法治性确认,又要对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与新问题进行相机性回应,更要对实证法中的经济法要素、内涵与特征进行规律性升华,还要对经济法实施中的机制与方法进行系统性整理,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为经济法学所拥有的特定认知范式。

   (一)“促进—发展”范式

   “促进—发展”范式是对经济法独特的法律目标的认知范式。就我国的国情而言,经济生活中的国家主体并非是消极的看护人,而是具有极强目的性和价值偏好的设计规划者,常常将促进、发展等意志融入经济立法之中。值得注意的是,时间和空间是我国经济立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考量因素。发展是我国的迫切要务,体现为时间上的紧迫性以及空间上的不均衡性,这就要求国家主动承担更多的资源整合功能和扶持功能。

在经济法法律中,有相当多的促进型法律,如《中小企业促进法》《循环经济促进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农业机械化促进法》等。除了上述以“促进法”为名称的促进法以外,经济特区、自由贸易区等经济功能区的专门性立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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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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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法学》2019年 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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