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经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7 次 更新时间:2020-03-07 15:5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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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40年,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进步斐然,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社会稳定,民心相融。随着我国进入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方位的确立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如何将40年的改革开放历史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近70年的历史中去系统总结“中国经验”,并将“中国经验”贡献和分享给世界,是一个当前面对的重要课题。中国的发展,从可供世界借鉴的角度,可以概括为“改革—发展—开放”的战略框架、“自力更生—国际合作—自主创新”的发展框架和“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的未来框架。这三大框架在实施中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强烈的世界价值。以三大框架构成的“中国经验”是中国对世界作出的巨大贡献。

   关 键 词:改革开放/中国经验/战略框架/发展框架/未来框架

  

   历经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不仅实现了逐渐从富起来向强起来的转变,而且对世界经济社会的发展也作出了重要贡献。系统总结40年的经验教训,无疑对我们正确认识40年的改革开放之路具有重要意义,也对我们如何走好改革开放再出发的道路提供科学的指导,使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中行稳致远。一些同志认为经验已经总结清楚了,但现实的情况是,总结经验不是列出一些条条框框,而是必须探讨清楚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各内在要素之间的有机联系,探明这一主动发动的深刻变革中取得的成就和出现的问题,这些成就和问题是有效控制导致的,不是随机运动形成的。同时,在总结经验的时候,不能仅仅总结“中国特色”,还要总结具有国际价值的“中国经验”,这些“中国经验”应该为世界各国的发展提供既具中国特色又可资借鉴的新内容,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对世界的重大贡献之一。2018年11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时强调:“要注意从历史、全局、战略的高度总结40年改革开放成就和经验,突出时代性、思想性、实践性。要坚持问题导向,对一些带有共性、规律性的问题,要注意总结和反思,以利于更好前进。”①这些共性、规律性的问题,除了中国自身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所决定的部分外,就是能够为世界其他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可复制、可借鉴、可运用的“中国经验”。

  

   一、用世界眼光看待中国在世界中的方位,形成了“改革—发展—开放”的战略框架

   我国的改革开放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年不断探索、艰辛前行、打下比较坚实的国民经济基础上开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成为首要问题。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其目的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也就是为新中国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服务。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了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发展社会生产力,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以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强调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②这些思想认识逐渐具体化为“四个现代化”的中国未来发展的总目标。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③1959年底到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进一步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④1964年在全国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周恩来代表党中央郑重宣布:我们一定要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从而使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任务具体化了,并且实现了从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战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发展战略的伟大转变。可以说,毛泽东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规划师”。遗憾的是,由于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局势变化,这些规划和战略在实施中,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干扰。

   粉碎“四人帮”后,经过短暂的徘徊,通过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上的拨乱反正,我国把重点重新转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改革开放的号角正式吹响。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方针和目标是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生前提出来的,邓小平强调指出:“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⑤我们搞四个现代化会遇到很多复杂的问题需要解决,这个逐步克服、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改革。同时,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需要国际合作。1978年10月,邓小平在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谈话时指出:“中国在历史上对世界有过贡献,但是长期停滞,发展很慢。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⑥。实行开放政策,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成为国家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一般的认识是,改革是率先从农村开始的,其实安徽小岗村的“十八个红手印”只能是改革的基层探索之一,具有象征性意义。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是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开始的,这样才将自上而下的改革和自下而上的实践探索结合了起来,形成了改革的“合力”。1980年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就是讨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⑦,“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⑧,强调“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任务的关键⑨。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届三中全会,经过几年的酝酿,《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了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方向,由此经济体制改革正式全面启动。

   1987年3月21日,在报给邓小平的《关于草拟十三大报告大纲的设想》提出,十三大报告全篇拟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立论的根据,说明由此而来的经济建设的发展战略,由此而来的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任务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由此而来的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任务,由此而来的在理论和思想指导上避免“左”“右”两种倾向的必要性。3月25日,邓小平对这个设想作了如下批示:“这个设计好”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也成为改革开放全部理论的基石,成为进行改革开放具体方案设计的基本遵循。

   改革开放的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定,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呈现出无限的生机和活力。但是,中国的发展本身是世界发展的一部分,如何看待中国改革发展所处的世界,以及中国如何和世界互动,是决定改革开放深度和广度的重要方面。1984年5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巴西总统的时候指出,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1985年3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进一步阐述了对当代世界的认识,指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个问题,“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11)邓小平直言不讳地指出,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继续发展下去面临的是什么问题?是资本要找出路,贸易要找出路,市场要找出路,不解决这个问题,你们的发展总是要受到限制的。所以,加强南北合作,互利共赢,才是真正的战略眼光。

   所以,中国在将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通过发展到最终实现现代化的过程,正是在认清自身所处的发展阶段的基础上展开的。这一基础在中国就是在认清国情的前提下,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由此,实现首先在内部进行了改革,解决包括体制、机制在内的,涵盖政治、经济、教育、科技、社会、生态等现代化过程中各领域面临的各种复杂问题;对外则不断扩大开放,扩大国际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以开放促改革。因此“改革—发展—开放”这一战略框架,构成了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总构架。也就是说,随着确立了我国自身的发展阶段和发展基础,对内坚持改革,对外扩大开放,使得经济发展和国家综合实力提升,并不断调整我国在世界上的定位,据此形成良性的政策循环和共赢发展的良好局面。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12)而这一新的历史方位的一个重要含义,就是“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3)。因此,在新的历史方位基础上,认真研判新的发展阶段,全面深化改革,持续扩大开放,就成为我国进一步完成现代化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们需要用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来引领新发展,既不仅要注重提高发展质量,更要注重全面发展。但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将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需要我们在新的发展过程中,对于新时代、新矛盾、新征程下的“改革—发展—开放”的战略框架中出现的新问题,提出新要求、提出新的解决方案。这就是变与不变的辩证法,同时也是这一战略框架的长期指导意义。

  

   二、用自力更生、自主创新走好中国道路,形成了“自力更生—国际合作—自主创新”的发展框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就确立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方针。改革开放,就是要在夯实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前提下,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邓小平曾经深刻地总结过:“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搬照抄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14)邓小平在说明实现现代化必须具备的前提的时候,除了强调政治路线、政治局面和干部队伍之外,特别强调要有一股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中国搞四个现代化,要老老实实地艰苦创业。我们穷,底子薄,教育、科学、文化都落后,这就决定了我们还要有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我们要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也要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但是必须要以自力更生为主”(15)。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应该表现在比资本主义有更好的条件发展社会生产力,但是一些原因使得我们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进程推迟了。邓小平指出,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同世界上有差距,但不太大。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这一二十年,我们同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这十多年,正是世界蓬勃发展的时期,世界经济和科技的进步,不是按年来计算,甚至于不是按月来计算,而是按天来计算。“我国建国以来长期处于同世界隔绝的状态。这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不是我们自己的原因,国际上反对中国的势力,反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势力,迫使我们处于隔绝、孤立的状态。六十年代我们有了同国际上加强交往合作的条件,但是我们自己孤立自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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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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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理论学刊》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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