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伟: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与新的海洋文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77 次 更新时间:2024-06-09 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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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伟  

 

内容提要:海洋国家由于其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相对容易发展出所谓的“海洋文化”——冒险、重视商业、开放包容等精神,并推动了海上贸易、对外殖民和海上争霸等海洋文明的出现。但传统的海洋文明是海上贸易、殖民统治和大国争霸的混合体,其中包含的开放、进取、冒险、智慧,在一些条件下可能走向极端,变成排他、扩张、侵略和狡诈,尤其是在国际关系动荡不安时,“进取”的海洋强国很可能就会走上弱肉强食、国强必霸的道路。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我们既要充分认识海洋文化的积极因素,也要警惕海洋文化中的消极因素。

【关键词】海洋文化;海洋文明;海洋命运共同体

 

2019年4月23日,习近平主席在青岛集体会见应邀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0周年多国海军活动的外方代表团团长时指出:“海洋对于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海洋孕育了生命、联通了世界、促进了发展。我们人类居住的这个蓝色星球,不是被海洋分割成了各个孤岛,而是被海洋连结成了命运共同体,各国人民安危与共。海洋的和平安宁关乎世界各国安危和利益,需要共同维护,倍加珍惜。”“当前,以海洋为载体和纽带的市场、技术、信息、文化等合作日益紧密,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就是希望促进海上互联互通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蓝色经济发展,推动海洋文化交融,共同增进海洋福祉。中国军队愿同各国军队一道,为促进海洋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简明扼要地总结了中国提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意义、现实基础和发展路径,也表明了我国在经略海洋的过程中所希望构建的是一种具有开放、包容、共赢性质的海洋文明。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不同国家在经略海洋时基于不同的地理形势、社会文化和国际环境等,发展出不同的海洋文明,并因此塑造了不同时期的国际关系和国际体系。而我国所倡导的海洋命运共同体,是基于历史和现实的基础提出来的,是符合中国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一种新的海洋文明和国际海洋秩序。

本文通过对人类经略海洋的历史考察,分析不同海洋文明的起源和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旧有海洋文明中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传统的海洋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对其重要性和积极性不能过分高估,而应该利用其中的积极因素,并结合当前的现实情况,阐明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在不同层面如何具体推进。

海洋文化与海洋文明: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

在海洋文明中,海洋文化自然是一个核心的要素,而海洋文化的起源最根本的条件是一国所处的海洋环境。无边无际的大海不仅联通了世界各地,为商品贸易和人员往来提供了便捷的通道,还为人类的想象力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也培育了海洋民族敢于冒险、敢于接受新事物的进取精神。当然,海洋文化及其哺育的海洋文明中,既有积极的因素,也有消极的因素,对此需要有全面的认识。

一般来说,岛国或者大陆领土面积较小的濒海国家和半岛国家更容易发展出系统性的海洋文化与海洋文明,成为所谓的“海洋国家”,因为这些国家往往缺乏大片的陆地和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不得不依靠商业来维持其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同时,海洋国家往往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可以成为海上商业往来的中间站。以古希腊时期的克里特岛为例,在米诺斯文明时期,它作为地中海和黑海的贸易中转站,发展出强大的海军和商业能力。由于海洋国家的人民经常面对波涛汹涌的大海,并不得不从大海中去获取生存资源,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些国家人民的性格,使得他们更具有冒险精神、包容精神,能够与不同的文化、文明打交道,善于了解新事物、学习新的知识,但劫掠也成为一种“英雄主义”的表现。“纯粹的”海洋国家与“纯粹的”海洋文化,其本身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复杂的整体,既有开放和包容的特点,也有扩张性、侵略性的特点。这些特点不仅体现在西方海洋国家的海洋文化和海洋文明中,也体现在东亚日本的海洋文化和海洋文明中。

一些学者认为海洋文明比大陆文明更加高级,因为近代以来主导国际体系的英国和美国都是海洋强国。作为一个“纯粹的”海洋国家,英国是工业革命后的世界工厂,拥有遍布世界交通要道的海军基地和海军霸权。美国在一战后就已经拥有了和英国匹敌的海军力量,并且在二战后成为全球性的霸权国。英美的成功在多大程度上是源自其海洋文化与海洋文明呢?

一方面,基于海洋文化中的一些积极因素,英国、美国这样的国家的确具有开放、包容、进取的一面,推动了自由贸易秩序、海上航行自由和世界大市场的形成。荷兰是近代历史上海上商业非常发达的海洋国家。荷兰法学家格劳秀斯也是“海洋自由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所有人依国际法均可自由航行”,“所有民族之间可自由地交往和贸易”。海洋文明之所以受推崇,是因为海洋有利于全球大宗商品的贸易,本质上是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战胜了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与庄园不同,城市国家的财富,来自商业的利润。所以商人有着崇高的地位,尤其把海外经商看成是人们具有崇高身份的象征。”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其著作《历史哲学》中说:“尽管中国靠海,尽管中国古代有着发达的远航,但是中国没有分享海洋所赋予的文明,海洋没有影响他们的文化。”这一评价虽然有失偏颇,因为中国的沿海地区在部分历史时期(例如南宋时期)出现过较为发达的海上贸易,但总体上来看古代中国仍然是以农耕文化为主体,“士农工商”中商业排在最后一位。

另一方面,需要注意区分海洋的重要性和海洋文化的重要性,两者并非一回事。英国、美国之所以成为霸权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工业革命后人类开始有能力进行持续的全球航行以及开发利用大海的资源,使得海洋的重要性不断上升。海洋国家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技术革命的出现使得西方海洋强国船坚炮利,拥有了全球到达的能力和对非西方国家的军事优势。类似地,在美国军事理论家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的著作中,海权国家的出现并不仅仅是因为所谓的海洋文化,而是更多基于地理位置、自然结构、领土范围、人口数量、民族特点、政府性质等一系列的因素。虽然这些因素或多或少与海洋国家的地理条件相关,但是并不完全属于海洋文化的范畴,而是属于一个综合性的“海权”概念。相比英国,美国并不是一个岛国,而是拥有广袤大陆的陆海并重的国家。当然,由于周边没有强敌,美国可以着重发展海军力量,拥有类似于英国的有利地理位置,总体上也可以被视为一个海洋国家。相比开放、进取的民族性格,一个国家的疆域与人口规模、国家的政治体制与政策至少是同等重要的。相比英国,法国、德国算不上“纯粹的”海权国家,但它们的综合实力并不逊色于英国,其结果是英国无法在19世纪主导欧洲大陆的政治,只能扮演“离岸平衡手”的角色。

虽然海洋文化的确有利于促进工商业的发展、技术革命的发生和市民社会的出现,但很难说海洋文化就是单一的决定性因素。同时,我们需要认识到,西方学者所描述的海洋文明和海洋文化可能更多集中于积极方面,而忽略了其中的消极方面。例如,黑格尔就非常强调海洋文化和海洋文明的积极方面:“大海给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的无限的时候,人类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从事贸易必须要有勇气,智慧必须与勇敢结合在一起。因为勇敢的人们到了海上,就不得不应付那奸诈的、最不可靠的、最诡谲的元素,所以他们同时必须具有权谋——机警。”但实际上,海洋文化中包含的开放、进取、冒险、智慧,在一些条件下可能走向极端,变成排他、扩张、侵略和狡诈,尤其是在国际关系动荡不安时,“进取”的海洋强国很可能就会走上弱肉强食、国强必霸的道路。西班牙和葡萄牙作为开辟新航线的先行者,两国不仅对全球海洋进行了瓜分,试图垄断海上贸易,而且占领了大片的殖民地,并对殖民地人民进行了残酷的剥削。

需要指出的是,不要把海洋文明和大陆国家对立起来。大陆国家未必一定是封闭保守的农耕文明,海洋国家也不一定是开放、包容的象征。虽然葡萄牙和西班牙是大航海的先行者,但是它们本质上还是农业文明,对全球海洋的瓜分、对殖民地的剥削、对自由贸易的排斥,都使得它们无法真正利用全球资源,从而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对于大陆国家来说,它们拥有庞大的陆地疆域,可能农耕文化和农业文明的色彩更重,但同样可以接受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无非是起步的时间相对晚一些。这里面的关键在于国家的政治制度和领导人的政策导向。俄国彼得一世的改革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彼得一世在欧洲广泛接触现代科学技术,带回一大批专家,并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从而为俄国的崛起奠定了基础。相比纯粹的海岛国家,大陆国家如果能秉持开放包容的精神,接受现代工业文明和政治文明,那么它们的发展潜力和可持续性远远超过小规模的海岛国家,在规模庞大的铁路网建成后尤其如此。美国的霸权根基之所以比英国牢固得多,就是因为它具有广袤的大陆基础,综合实力远远超过英国。肯定海洋文化和海洋文明的积极作用,并不意味着海洋文明和海洋国家具有某种天然的优越性。

传统海洋文明与构建新的海洋文明的现实基础

相比农耕文化和农业文明,海洋文化的确具有一些独特的优点,例如,更有利于商业的发展、创新的出现和社会的变革,但是,这些并不意味着海洋文化是近代以来英美发展霸权的主要原因。一个很简单的事实是,英国政治现代化的开端是13世纪的《大宪章》,这远远早于其海上力量的崛起和海上霸权的确立。同样是海洋国家,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都没有形成全球性的霸权。因此,对于海洋文化的重要性不宜评价过高,而应该认识到海洋文明的本质是商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同时,海洋文化和海洋文明都是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兼备的,积极因素在一些条件下容易转变为消极因素,因为当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时,强大的海洋国家可以凭借自己的实力优势去主导国际体系。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我们既要充分认识海洋文化的积极因素,也要警惕海洋文化中的消极因素。

传统的海洋文明是海上贸易、殖民统治和大国争霸的混合体,与海洋文化中所具备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是对应的。英国等西方国家往往通过战争和殖民统治的方式打开亚非拉国家的市场,这些战争和殖民统治往往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例如鸦片贸易、奴隶贸易。“1500年,欧洲拥有世界上14%的人口,控制世界7%的陆地面积;1800年,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8%,控制的陆地面积占35%;到了1914年,人口超过世界总人口的30%,控制了世界陆地面积的84%。”大量的金银从亚非拉地区流向西班牙、葡萄牙等海上殖民强国。西班牙在各殖民地拥有税收权,又控制了丰富的银矿,各殖民地所收缴的税收和白银大部分被送回本国。这无疑是一个赤裸裸的以强凌弱的掠夺过程。正因为如此,在十九世纪的国际政治中,大国对领土和殖民地的争夺仍然非常激烈。大国的海上争霸和全球争霸仍然存在。德皇威廉二世宣称:“没有一支能够发动攻势的舰队,德国就不可能发展世界贸易、世界工业以及某种程度上的公海捕鱼、世界交往和殖民地。”即便是英国,那些位于全球海上交通要道的殖民据点以及作为“大英帝国皇冠上的明珠”的印度,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殖民体系、大国争霸无疑是传统海洋文明中应该被抛弃的部分。

相比传统的大陆帝国之间的领土扩张,海洋扩张本质上是工商业的全球扩张和建立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就如美国学者罗伯特·吉尔平所言:“帝国时代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财富的相对稳定性。由于没有突出的技术进步,农业生产率保持在一个低水平上,经济和财富增长的基本决定因素是土地的可获得性和人与土地的比率。由于这一原因,一国财富和力量增长的主要作用在于控制可以生产经济盈余的领土。除了有限和断断续续的真正的经济增长,国际关系的动力都是由领土的不断分配与再分配以及掠取奴隶(或驯服的农民)去耕种土地所提供的。因此,当农业还是财富与权力的基础时,财富与权力的增长几乎与掠夺领土是同义语。”也就是说,虽然土地分配仍然是近代以来国际秩序的重要内容,但国际秩序中更重要的部分是争夺世界市场的优势。海洋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全球大宗商品贸易的通道,大国无需占有海洋,只需要能够自由地利用这些通道即可,当然,如果大国能够凭借其技术优势自由开发海洋资源,那么就更不需要去“圈地”了。

基于海上贸易的开放国际经济体系的建立,塑造了今天各国经济高度依存的经济全球化进程;而贸易国家的形成,减轻了土地和人口在国家财富中的重要性,国家无需再为无限制扩张领土而发动战争,从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有利条件。大国争霸、领土扩张的做法已经过时了。这是我们在探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时需要了解的第一个现实基础。

海洋无边无际、无法被完全占领和瓜分的特点,是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第二个现实基础。正是因为海洋无边无际,所以人们更多是利用海洋作为一个大通道进行贸易,而无法将其完全垄断独有。地球上海洋表面积约为3.6亿平方公里,约占地球总面积的71%,其中公海面积约为2.3亿平方公里。作为传统农耕文化的一部分,一些国家的确存在过“耕海”、圈地的思路,将近海的一部分土地圈起来发展海洋种植业、渔业等,但总的来说,没有哪个强国能完全控制海洋,这样做的成本是不可接受的。对于海洋强国来说,它们更关注的是一种有利于它们进行资源分配的国际海洋秩序,例如公海上的捕捞自由、航行自由等,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利用海洋资源,而不是对海洋进行瓜分。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价值来看,海洋最重要的价值仍然是作为贸易和人员往来的大通道,而不是其丰富的鱼类资源或者海底矿产资源(毕竟这些资源开发的成本短期内仍然过高)。即便英国海军曾经拥有过海上霸权,但它也只能控制一些关键性的海上通道,而不可能对海洋进行全面的控制。在没有国家能将全球海洋完全作为自留地的情况下,海洋就必然是一个全球性的公用地,其保护和开发利用都受到许多国家的影响,尤其是公海属于人类的共同财产。

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人类利用海洋能力的提升,使得与海洋有关的全球公共问题增多,这些公共问题的发展态势会影响到大量的国家,各国不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而应该共同努力解决问题。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海水里面吸收了大量的二氧化碳导致海水酸化,对海洋生物的生存环境造成巨大的影响,例如影响到许多海洋生物的卵的发育,以及贝类、甲壳类和珊瑚类海洋生物的外壳发育。气候变暖也导致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一些海岛国家面临生存危机。除了海洋环境保护以外,对海洋资源的过度捕捞、海上跨国犯罪的增长、海上难民的搜救等,都是各国面临的全球公共问题。举例来说,全球海运的便利性使海上难民问题成为一个日益严峻的全球公共问题。“海上难民不必然是相对熟悉的‘邻居’,他们可能经历过长途的公海航行,比如从中东到澳大利亚。”“世界上所有地方的绝望的人一直以来都冒着生命风险,乘坐不适航的船舶和其他运输工具……这常常意味着把他们自己的命运置于道德沦丧的走私罪犯手中。在旅途中,许多人除了危险的旅行条件外,还面临着剥削、虐待和暴力。”一些国家出于利益考虑,采取的是“外部化”的海上拦截策略,这导致人口贩卖集团寻求更加危险的人口走私路线,延长难民的海上漂流时间,导致海上难民的死亡率远高于陆地难民。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各国共同努力,一方面合理划分搜救责任区,另一方面消除难民产生的根源。在交通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各国想要独善其身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充分发挥海洋在促进人文交流和经济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才能有安全、绿色、繁荣的海洋大环境。

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原则与路径

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是对传统海洋文明的扬弃。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坚持对话协商,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推动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推动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真诚呼吁,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深刻阐明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与基本原则,适用于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与传统的海洋文明相比,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建设目标是打造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海洋环境。要实现海洋的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各国必须摒弃传统的大国争霸思路,充分照顾彼此的安全关切和合理利益,联合起来打击海盗、人口走私、贩毒等海上犯罪行为,在涉及到海洋权益争端时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短期内无法协商的问题可以考虑搁置争议。目前,全球海上安全面临着多方面的威胁。对于小岛屿国家来说,它们的生存正在面临气候变暖导致的海平面上升的威胁和其他威胁,国际社会应该进一步行动起来,帮助其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这些问题不仅是小岛屿国家面临的问题,也关系到世界上其他国家,因为海平面上升导致岛屿的沉没和领海基线的变化,会对许多国家的领海划界、专属经济区的界定都产生直接而重大的影响。

共同繁荣、开放包容和清洁美丽的愿景意味着,我们要继续坚持传统海洋文明中的积极因素,坚持开放的自由贸易体系,同时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海洋环境保护等问题,发挥海洋作为国际贸易大通道的积极作用,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诉求。随着人类技术水平的提升和各国经济发展对资源需求的日益增加,各国都希望开发利用更多的海洋资源。如何才能在更好地利用海洋资源的同时又促进可持续发展、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海洋发展的“四个转变”,即“要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着力推动海洋经济向质量效益型转变”;“要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着力推动海洋开发方式向循环利用型转变”;“要发展海洋科学技术,着力推动海洋科技向创新引领型转变”;“要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着力推动海洋维权向统筹兼顾型转变”,为中国的海洋开发利用指明了方向。具体到全球、地区和双边层面,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应该着眼于不同的路径,从而使得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更具有可行性。

在全球层面,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主要着眼于涉海全球公共问题的治理,各国应致力于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稳定有效的国际法和国际规则体系,本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积极提供国际海洋公共产品。目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仍然存在矛盾。发达国家过于强调“公海自由”原则,希望利用技术上的优势开发更多的公海资源。发展中国家更多强调公海作为人类共同财产的原则。如果公海被确定为人类共同财产,那么它就不得被占有,所有国家共同参加公海管理,积极分享公海开发中获取的利益以及公海只用于和平目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了航行自由、飞越自由、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的自由、建造人工岛屿和其他设施的自由、捕鱼自由、科学研究的自由六项公海自由,这也导致了公海内过度捕捞、海运业的污染和温室气体过度排放等问题,以及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生物多样性的大量丧失。因此,人类共同财产原则更有利于保护公海环境和对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对于实现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愿景来说更为可行。类似地,国际海事组织将全球划分为13个海上搜救区,其中存在多个地区出现不同国家海上搜救区范围的重合,以及尚无国家认领搜救区的空白区域状况。在搜救责任区内,各国有搜救的义务,却没有处置事故的权利,很容易出现相互推诿的情况。总的来说,全球层面的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应着眼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合作制度体系。

在地区和双边层面,由于相关成员在海洋利益方面拥有更多的交集,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应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如果某个地区内或者两国间存在海洋权益争端,应该致力于让局势降温,避免引发军事冲突,为海上贸易和人员往来提供安全的环境。地区大国和地区性的安全架构应该在这一方面发挥主要作用。其二,建立高水平的区域经济合作制度,充分发挥海洋作为运输大动脉的作用,提升两国间或者地区内成员国之间的经济交流水平。以亚太经合组织的成立和发展为例,太平洋沿岸的国家充分利用海运的优势,实现了高水平的双边和区域贸易。其三,对两国或者本地区的海洋环境保护开展联合行动,保护海洋资源、打击海上违法犯罪以及联合进行海上搜救等。因此,相比全球层面的海洋治理,区域和双边层面的海洋治理应该具有更高的一体化水平,以及更加具体的政策措施。

海洋文化和海洋文明的发展既有联系,也有区别。海洋国家由于其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相对容易发展出所谓的“海洋文化”——冒险、重视商业、开放包容等精神,并推动了海上贸易、对外殖民和海上争霸等海洋文明的出现。但是,海洋文化和海洋文明本身都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基于海洋不可占有、开放国际经济体系的形成以及海洋公共问题的凸显,传统海洋文明中争夺殖民地和海上霸权的内容已经过时。而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在抛弃传统海洋文明中消极成分的同时,坚持和发扬其中的积极成分,例如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强调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等。因此,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是对传统海洋文明的一种扬弃。

来源:《人民论坛》2023年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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