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 刘悦笛:历史、伦理与形而上学(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81 次 更新时间:2020-02-15 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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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 (进入专栏)   刘悦笛  

中国是“有情宇宙观”


李泽厚(以下简称李):既然回到伦理学,我的《伦理学新说述要》,包括与你的那个附录“杂谈”,虽然很短,但是重要。

刘悦笛(以下简称刘):其中,侧重论经验变先验嘛。

李:侧重由历史(伦理)、教育 (道德)而来,所以强调孔子-荀子的“劝学”。

刘:对谈短而精。

李:当时就讲了,良知乃直觉。讲了中国传统是非之心与好恶之心融在一起。

刘:是非与好恶之心的相融,就是“情理合一”嘛!是非里有好恶之心,好恶里也有是非之心。

李:因为西方强调理性观念,主情感的如Hume 又贬斥理性,说理性只是情感的奴仆。而未注意两者的结构关系,所以我提出“情理结构”,在英文里似乎并没有 emotio-rationalstructure 这个词汇。

刘:从 Plato 到 Kant,都是太偏重理性。

李:因为西方“两个世界”。

刘:中国没有超验传统吗?

李:不是。几乎任何文化,包括中国都有超验亦即另个世界的思想、情感的趋向和方面,中国也有,但这个方面,比较起来,非常模糊空泛。

刘:还是有趋向吧。

李:已再三说了,中国人相信天道、天意、天命等,相信有个超越人类的东西,但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有些什么具体内容、状况,却并不明确清楚。不像许多宗教有非常明确的如上帝、耶稣的语言道说,当然中国道教也有玉皇大帝之类,也有信关帝、信妈祖、信各种天神,等等,但无甚理论可言,都属民间习俗。中国儒学的“天”则既是精神,又是物质。如我多次引用过的王国维。

刘:《圣经》里面,上帝就讲了很多话,中国恰恰“天何言哉”!但你不也说过,Kant的“位我上者,灿烂星空”可以作物质理解吗?

李:这是我对 Kant 的解释,在 Kant 那里,恐怕主要仍在强调统制一切的那个超人类的理性。我则视之为不可知的物质物自体,即宇宙本身。

刘:还是用了 Kant 范畴。

李:不可知的“物自体”。这就是“天道”,它的内容由“人道”来填充。包括对宇宙的解说,如 Hawking 讲的宇宙图式、黑洞理论等,所以还得用 Kant 的范畴。

刘:这个就是人和宇宙的和谐共在?

李:对。

刘:这是一种更高的悬临。

李:我讲的这个,也是给“性善论”的一个前提、预设。

刘:怎么?

李:中国人只有“一个世界”,并且相信这个世界是好的。虽然西方 Leibnez 也问过为何有有而无无,也讲过先定和谐,讲这个世界是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圣经》也说人是依照上帝的形象而创造,从而,应该是本善的,但与中国的有情宇宙观仍不同,他们那里原罪论影响仍然更大,中国这个宇宙观远为彻底和“其来有自”,即这个传统优势悠久而一直持续。

刘:“乐感文化”!

李:孟子的四心,可说是对“有情世界观”的重要贡献。

刘:这个你没说过,还以为您反四心呢?

李:我没有大讲,因为你们太强调“心学”了。

刘:你不是反对恻隐之心嘛?

李:什么时候我反对过恻隐之心?我只是说这不过就是一种动物本能,并非天赐的先验道德。孟子特别是宋儒把它提升到先验,实际是由于一种“有情世界观”的设定。孟子和王阳明讲的良知良能,我已多次说过了是自由意志的直觉不择恶而行良,这是由意志锻炼而成的良好的认知和行为的能力,此即 good will,善良意志,能自我立法普遍适用,便是自由意志。中国的背景是“有情宇宙观”。

刘:的确是一种积极的趋向。

李:前面已讲,善恶观念有很多变化,因古今不同、文化不同而常有不同。中国因为“有情世界观”,认为天是好的,“天行健”,所以人的出生、存在便是善的。人没有原罪,“三生”有幸而非有罪,这也不是佛教的三生,是我讲的生命、生存、生活这“三生”,哈哈。

刘:与西方“罪感文化”相对而出。

李:这与西方的原罪论,恰恰可以并立,因为是在同一个层次上,即超出了讲动物本性有善恶两面的层次,而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讲性善性恶。

刘:怎样?高层次?

李:善恶本来是动物性的两个不同方面的人为描述,这我已重复多次了。把它提到原罪、有情宇宙观,便与动物性无关了。

刘:性格?本性?

李:孟荀之分本来来自动物性的这两个方面,但孟子特别是宋儒把性善抬到远非动物性的形上层次,所以一下占据了绝对优势,一直到今。

刘:那倒是,孟荀别异。荀远低于孟。

李:主要是宋儒捧上天的,当然韩愈等人作为先导,本来就人性无所谓善恶,还是孔子讲得好,“性相近,习相远”,一切靠学习嘛。

刘:无善无恶论?

李:人就像动物一样,前面已讲,动物的“本性”有好(合作、爱抚)的一面,也有坏(凶残、杀戮)的一面。当然这里的好坏仍是人的定义。在动物本身无所谓好坏善恶。

刘:动物伦理,也是对应人而言的。两方面都是为了其族类的生存延续。有善有恶,有阴也有阳。

李:人把这两方面说成是善、恶,于是就有性善性恶,孟子把人的动物性的一个方面提高到人性本善的先验层次。我则把它归纳于“巫史传统”所具有的“有情世界观”中。

刘:对,历史根源还在巫史也。

李:这就够了,这就可以与西方的原罪层次相当。

刘:就是一种宗教的设定吧。

李:原罪是一种宗教性的设定。中国人就不相信有什么原罪。但中国这种“有情宇宙观”也是一种包含情感信仰的非宗教的宗教设定。

刘:那是,忏悔意思也不足。

李:对。中国人缺少足够的忏悔意识,这是缺陷。西方好些人就相信原罪,我觉得哲学家 Wittgenstein 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负罪感。

刘:难怪他爱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并受其影响。

李:但有情世界观或原罪感的意识或潜意识,便与讲动物性的两面是完全不同层次了,原罪感是西方传统环境下的文化心理结构的一个具体内容,中国没有。

刘:乐感使然。

李:中国恰恰强调人......

刘:以人为本?

李:在西方基督教,人被赶出乐园,接受苦难和死亡,经过最后审判,才入天国。

刘:没错。

李:中国不是这样,中国人认为生在这个世界是幸福的,人只要努力奋斗,死后也可以上天,尽管那个“天”很空洞模糊,犹太-基督教的原版则是人再努力,也不一定能入天国,入天国仍由神定,所谓“选民”是也。中国人希望一辈子快活下去,升天也要带着地上享受的一切。

刘:五百年来的王学,该真正衰微了吧。

李:你因此被围攻,不投降就不错嘛。

刘:那有什么可以投降的呢?

李:我怕你经不起围攻。

刘:那无所谓。我敢面对心性一派。

李:他们是主流呀,恻隐之心,并且讲就是情感呀,这也投合你的味道。

刘:我也不是唯情主义。您讲的“情本体”,也是以理为主,以情为辅的。

李:是理性渗透进去,不是主辅问题,所以叫“情理结构”。因是后天的各种原因,各人有不同的情理结构。而且有时情主理辅,所以叫“结构”,结构可以多种多样,百花齐放。

刘:理入于情也。

李:人类是理性的动物,这个老定义还是对的!

刘:这么古老的定义,人难道不是符号的动物?

李:这是 E. Cassirer 的定义,但符号便是理性的产物嘛,关键是理性又是什么?如何人才能生发出来,这请看我的认识论。说人是情感的动物就不准确,动物也有情感嘛。

刘:情欲关系,至今未决。

李:情欲这种关联和它们的区别,以及各种不同的情与各种不同的欲的关系。有的情与动物性的欲关系密切,有的不然或根本没有关系,各种观念也如此。性爱与婚姻便不同,后者社会性占优势。我提出“儒学四期”以情欲论为主题,而不同于第三期的心性论,本应细说一番,但现在无能为力了。

刘:相互匹配的秘方?

李:异常复杂,人的许多动物本能如何与理性相结构,但要彻底弄清楚,恐怕要等百年自然科学的研究。


“有人哲学”与“无人哲学”


刘:现在,中国哲学研究人很多,也很热,西哲研究有所衰微。

李:那不奇怪,最近这十多年来,中国富强起来了,学人们跟着转向。

与 20 世纪 80 年代完全相反。

刘:李:80 年代,激烈反传统的学人,现在大都变成了激烈拥护传统了。

刘:民族本位主义。

李:这其实是错误的方向,以为不需要向外学习了。

刘:当然还要拿来主义。

李:孔子高于一切,这是完全错误的。

刘:尊孔也不可能回去了。

李:你不是很关注我最近说的“有人美学”与“无人美学”。

刘:刚写过文章《以“有人美学”之道建构中国美学学派》。

李:其实应该推论到“有人哲学”与“无人哲学”上去。

刘:人类中心不该反思吗?

李:我就是人类中心论,那又怎么样?!哈哈哈......

刘:您是一脉相承,从“主体性实践哲学”到“人类学历史本体论”!

李:本来就是其中应有之意。

刘:现在强调人类中心,似乎就是错的。

李:那也错不到哪里去,不要怕。离开人讲世界、自然、宇宙并无哲学意义。宇宙具体如何,如黑洞等,是科学问题。以前我倒一直讲,人类中心论是西方的。

刘:为什么?

李:《圣经》第一章就讲,上帝让人类管理自然,那当然就是人类中心论喽。

刘:没错呀,这是宗教视角。

李:当然启蒙理性也要负责任,要人去征服自然。但我的人类中心只是说我站在人类立场上,而不是站在狗熊或灵长类的立场上,也不是站在全动物族类的立场上立论,那有什么不对?我把人类生存延续作为最重要的实在和最高的善,有什么不对?尽管这个实在和善必须有天地、自然的前提,但研究、探讨、认识天地自然最终也还是为了人,这天地、自然等等,离开人也没意义、无价值可言嘛。

刘:您是无所畏惧,有道理!

李:这就是我的人类中心论。这样,也可以回答 Hume 的著名哲学难题,“是”(认识) 不能推论出“应该”(伦理),的确,“这是一本书”

刘:(非价值判断,中性)推论不出“这是一本好书”(价值判断,好书便“应该”读)。但追溯到根源上,书是为人出版,读好书便也许可以培养做好人好事,伦理道德与认识可以在最终根源统一,并非一定要彻底分开。我知道这本书,读或不读对我都可能有影响,因之认识“这是一本书”在最后根源上可以与“这是一本好书”有关联,尽管这个推论或推理可能很曲折漫长。

不是动物中心。

李:这里牵涉到的是认识与行为(伦理道德)的关系问题。总之,这“中心”不是“圣经”让人去管控自然,人类去统领自然,对抗自然的“中心”。

刘:顺应自然,也不对,也不完全可能。

李:人类为了自身生存延续恰恰是要与万物相和谐。即使控制、使用,也还是为了生存延续并与自然和谐相处。

刘:民胞物与,倒是可能的。

李:只有那样,人类作为一个生物族类群体,才能很好地生活、生存和延续保存自己族类的生命。

刘:这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核心,这才是人类存在主义。

李:不讲什么存在主义,没有人的生存延续,一切都没有意义,认识也是为了生存嘛。但这只能在总体方面讲,而不能作实用主义有用即真理的解释,这也就是人类学本体论敬畏“天道”和在人道中、在历史(形下)中寻求“天道”(形上)的重要环节。

刘:Hawking 说,外星文明会威胁人类。

李:我不相信,没足够证据。但你讲宇宙、天道、上帝等,如果离开人类,有什么意义?当然,你可以作自然科学的考察研究。对人类生存延续不利的事物也得认识、研究,科学并不管这些,但伦理学要管,所以有医学伦理等各种规范伦理学和政治哲学。

刘:意义和价值,乃是人造的。

李:地球变暖,对黑猩猩等动植物也可能不利,但也可能对某些动植物、微生物、细菌有利,所以就看你站在哪种动植物族类上讲话。我是站在人类族类的立场上,你说是人类中心论也无不可。人类生存延续就应是人的中心主题,是有关命运的课题。

刘:一定少不了被批!对自然破坏,不能再下去了,生态失衡已不可逆转了。

李:我当然反对现代大工业对自然的破坏,如地球升温、海水上涨、砍伐亚马逊的原始森林,等等,这是人类犯的大错误,亦即大有害于人类族类的生存延续,现在不已开始觉醒了么,可以逆转嘛。

刘:主要说的是人与自然和谐。

李:人类会做错许多事情,搞错的事情,那就吸取经验,极力纠正。这正是在历史中追求“天道”。

刘:人类每次进步,都要付出代价。

李:倒不一定“每次”,但历史与伦理的二律背反,我不早已提出来了吗。Engels 早就说过,原始社会时候乱砍树的什么的,使得没法生存了,以后就要吸取了教训。孟子也早说过,“斧斤以时入山林 , 林木不可胜用也”。树还是要砍的,但要掌握好“度”,只是要“以时入山林”,以保护树木的再生长,总之还是为了人。

刘:刀耕火种,大面积燃烧森林,那是人类第一次污染大气。

李:一开始还是为了人类生存的,后来就改进了,这就是历史经验教训建立起来的。“度”之所以具有本体性,正是因为只有它对自然、对人际(如在历史与伦理的背反中)在历史中才能建立起“人道”即“天道”。“巫”的特质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人“与天地参”的历史具有神圣性。所以,“人道”,才能是“天道”,这才是历史进入形上。在历史中求“天道”,是件很难的事。但以“人活着”为第一命题的历史本体论仍然要重复其根本观点,即不同意“上帝造人”“基因变异”“人有语言”三大看法来解释“人类如何可能”,认为只有使用-制造工具才能解释。尽管原始的斧斤就会破坏森林,尽管有人不断提出黑猩猩或某种动物(如鸟类)也制造工具,但我仍然强调只有人能普遍必然地使用-制造工具,一直到今,但从一开始便有其必要条件(无工具不能生存)、充分条件(使用-制造工具的多样性)和前提条件(生物进化到灵长类的身躯和脑结构)。理性由是出,历史由是建,从而人类的生存延续的生活质量便远超其他动物。人所特有的语言也是由于其语义主要有使用-制造工具的实践活动中的动作(与对象和与人际)经验传承下来,成为人类最重要的符号工具和力量,在这意义上,说“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才对。

刘:但是如何不让自然付出“代价”呢?

李:什么叫“自然付出代价”?不懂。总之,犯了错误,改正错误。地球变暖,就应有巴黎协定 。这是人道,也是天道。

走向“美学是第一哲学”

刘:还是再谈谈您的伦理学建构吧。

李:前面已说,我的伦理学,如伦理、道德的划分,道德心理三要素,两种道德论都只

是对伦理学形式结构和概念范畴的设定。

刘:这是目前所见的简约构架。

李:我将有关社会规范的功利主义、自由主义划入政治哲学或规范伦理学,中西美德伦理因追求个体品德修养为重点,便应从道德心理学入手。

刘:这也似乎关系到公私之分,抑或您的社会性与宗教性道德的分殊。

李:再重复一下,这两方向我都未涉及具体内容,如各种规范伦理学或政治哲学如何因时代、文化、传统的不同而有何不同。

刘:仅述其大略,这有点可惜啦。这次历史三性中没谈偶然性。

李:也丝毫没谈心理三要素如何具体结构培育才使个体美德能够形成,等等。所有这些均尚待进一步阐释展开,历史偶然性也未能谈了,可参考我那本《从美感两重性到情本体》的增补本,其中谈了不少。

刘:留给后人去做吧。这似乎有关系到道德与宗教的关系。

李:既然标题仍涉及伦理学,就再说几句。Kant 说道德最终要走入宗教,我也说过道德与超道德,后者便正是指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或审美的天地境界(中国)。

刘:这是您的“超道德”论,在何种是“超”道德的呢?

李:因为“我为什么要道德”的最终答案,例如“牺牲自己为了什么”,最终涉及了我的“生命意义”的问题。

刘:生命意义?这个问题有无答案。

李:“生命意义”本无任何确定的答案,它是由个体去选择和决定的。此亦“自由意志”。

刘:您始终是位“自由意志”决定论者吧。

李:因为生命和人生的虚无性正是在这里鲜明地凸显出来,为什么活?为什么死?从而去行动,从而去遵守、履行或反抗、叛逆某种伦理规范,出现某种道德或不道德行为(道德的标准又是什么),这是由每个人的思想(观念)、情感又特别是信仰所决定的。我在 1970 年代便说过哲学是科学加诗,即哲学不只是认识论,不只是追求真理,而是与人生境界有关。

刘:哦,这是指向所谓“超道德”的向度了吧。

李:因之,伦理道德的最高目标,在有基督教传统背景的 Kant,是某种福德一致,但它在现实中不可能,只可能在不可知的另个世界才能实现,所以必需保留对上帝、灵魂的先验幻象。

刘:那在中国呢?福德何以一致?

李:在中国非人格神背景的天道 = 人道的巫史传统中,宋儒所追求道德而又超道德的“孔颜乐处”只能实现在“天人合一”“万物与我同一”又并不脱离现世的高级“悦神”的审美境地中。那个完全脱离人世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纯灵、至上的形上世界,如我在《养育代宗教》文中强调说道,实际上是异常单调、同质、贫乏、空幻的。

刘:这是我最赞同的地方,由此走向“审美形而上学”!

李:历史本体论承继这个传统,将“空而有”“四大皆空人还得活”作为道德行动的前提放在“人与宇宙协同共在”的先验的信仰设定中。既然哲学研究命运,历史进入形上,寻求历史中的“天道”便使“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的美德伦理背负着“为生民立命”的历史责任感或使命感(calling),“以美启真”“以美储善”“以美立命”便可以成为追求和实现个体生命意义而“知其不可而为之”,并与宇宙协同共在。

刘:“人与宇宙协同共在”,就是 新的“天人合一”!

李:“修辞立其诚”。语言是公共 的,心理是个体的,走出语言是向心理的“诚”,开始体验与宇宙协同共在的审美愉悦,“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天道、人道在审美境地中合一,是为天地境界,是为“孔颜乐处”。我认为这也就是“尽心、知性、知天”。总之,人是历史的存在,历史进入形上,使这个“空而有”充满了世间人际种种悲欢离合的浓郁情感,并可将现实的更多情感提升到本体实在的高度去作审美领悟或体验,而不致滑向干枯、寂灭或自圣。我说过 Time is emotional(时间是情感的),此即我说的不同于时间的时间性(见《美育代宗教》文)。它在超脱或超越那个体的有限和无常的审美情境中,如对废墟那实在感与虚无感共在便是对人的有限性、偶然性的存在体验,并增添着深刻的悲剧音调。而在丰满的世俗中悟天道,便成为审美形而上学。所以我提出中国的美学是“大美学”(TheGreat Aesthetics)而不符合或能等同于西方的Aesthetics。

刘:这就不仅是历史成为形而上,也是形而上走向审美。

李:这样,美学也就是第一哲学。一切终将归于虚无。但人还得活下去,如何活?“知其不可而为之”,即仍然奋力前行,不负此三生有幸,不负于人类生存延续这个最大的实在和最高的价值。

刘:哎呀呀,这就是我一直要追问的——美学如何成为第一哲学?而不似 Levinas 那种伦理学作为第一哲学。

李:我在《论语今读》新版序曾说,“岁云暮矣,人已残年,来日无多,盍胜警悚”。人贵有自知之明,我自知乃老朽一枚,确太陈旧,早就不该如此多言,特别今天所说以前已多次讲过,你寄给我的《关于“内圣外王之道”(提纲)》的短文,是 1994 年发表的,其实哪家愿意,我可以再发表一次,只字不改。足见我确实顽固如昔,不能与时俱进,从而更不宜在此啰嗦了。谨以此告别诸位,祝大家身心康健,新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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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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