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同学:关于制约当代民族研究的若干重要问题反思——迈向实践社会科学的视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7 次 更新时间:2020-01-22 07:5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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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同学  

   【内容提要】 我国民族研究曾深受“阶级分析法”和“民族识别”的影响。这有其历史原因,也有其成效。不过,“阶级分析法”被教条化后,严重制约了民族研究。其后,“文化解释法”被广泛用于民族研究,也不乏成效。但是,民族研究因过于倚重此法,无法全面涵盖当代中国经济、社会、文化与政治转型的实践经验,陷入了新的制约。由此,在新时期,以透视实践经验为导向的社会科学视角,应是民族研究值得探索的方向。

   【关键词】 民族研究,阶级分析,文化解释,实践社会科学

   近年来,若干涉及民族因素的重要社会事实给我国民族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值得反思的问题。知识界就此展开的讨论表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无疑是基本共识,但在诸多重大议题上仍纷扰不清。民族问题“何谓”“何在”“何治”,“中国特色的民族发展以及研究范式的转换”,成了现实的关切①。麻国庆认为,这是由于“相当多的研究者在讨论中国民族的时候……忽视了民族之间的互动性、有机联系性和共生性”②。张小军表示,它与“民族单义性”“民族问题化”有关③。范可尝试论证,这是因为“边疆范式”难以契合当代族群互动的事实④。何明则指出,它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学科认同危机和学术体制问题有关⑤。

   本文将尝试指出,姑且不论当代民族研究是否已陷入“范式危机”⑥,它受到了若干重要的制约,应是无疑义的事实。并且,它并非现在才第一次受到较严重的制约,在20世纪80年代也曾遭遇过。两次受制约的问题有显著的差别,但也有密切的关联。若要更细致地考虑改进当前的民族研究,似乎有必要将这些问题共同置放在更长时段的历史视野下,进行对照分析,从而清晰地呈现学术脉络走向,以及有现实可能性的当代研究视野转向。

  

   一、国家转型、民族主义与阶级分析

  

   不少研究者谈到当前的民族问题,会溯及20世纪中叶的民族识别工作,以及围绕它形成的一套研究视角、方法。这样追溯,当然有其道理。毕竟,当代民族问题和民族研究不能说与此段历史无关。不过,民族识别本身也有其历史背景。只有被放置在更长时段的历史脉络中加以审视时,它的前因后果才能得到比较清晰的呈现和公正的评价,才能为当下朝前摸索找到更准确的路标。

   在世界史进入“现代”之前,“民”以“族”分的现象并非不存在,但至少不比宗教、文野、贵贱等界限更重要。“民族”作为一个现代概念与现代主权国家联系在一起,观念上源于中世纪晚期,实践上的标志性事件则是《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缔结。此前欧洲大大小小的封建主拥有世俗政权,宗教的区别显得非常重要,即便是战争,首要因素也不是民族,而是宗教⑦。但是,随着欧洲争霸和殖民地争夺战日益激烈,民族和世俗国家观念的重要性开始上升⑧。1618年至 1648年间欧洲异常惨烈的“三十年战争”,将这种趋势推向高潮。“三十年战争”由信奉新教的波希米亚人反抗控制天主教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开始,德意志地区的各个公国和法国、丹麦、瑞典、荷兰、英国、俄罗斯、西班牙、波兰等国家纷纷卷入。连年战争使得愈来愈多的人认识到,基于民族的国家利益比宗教派别更为重要(如信奉天主教的法国就支持波希米亚)。战争结果之一体现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中,就是“人民”“主权”等观念得到了各国承认⑨。此后,欧洲各国之间依然战争不断,但战争阵营主要不再是宗教派别,而是基于民族的主权国家,从而坐实了这种国家观念。与传统帝国认为领土、臣民均属于君主不同,在主权国家观念下,国家属于人民,国与国有清晰的“边界”而非传统意义上的“边陲”⑩。后世西方学者常称这种现代国家为“民族-国家”(nation-state)11,但笔者认为,此概念容易引发“一族一国”的误解(而事实上,即使在西欧也并非一族一国),倒不如“主权国家”概念清晰且有国际法依据。不过,不管用哪个概念,有两个事实是清楚的。其一,民族跟国家紧密联系起来,变成人群分别日益重要的标识,是伴随欧洲资本主义兴起而出现的现代事件;其二,欧洲因相互残杀而形成现代国家之间的游戏规则,以民族主义为基础,并不断强化了民族主义。

   欧洲的,也是现代世界的灾难之一,是《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虽确立了与民族主义紧密缠绕的主权原则,却没有任何一个强国试图去尊重这一条约,尤其是他国主权。强国如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等,从17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从未停止过在全世界范围内确立和维持霸权,瓜分其他国家的努力。它们建立起殖民秩序,给亚非拉国家带来深重灾难。亚非拉国家在团结本国各族人民反抗西方侵略,争取主权独立的过程中,也主动或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接受了现代民族主义。

   以中国为例,19世纪末清王朝统治在内忧外患中摇摇欲坠。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者最开始采用的政治动员口号,仍是较狭窄的“反满”。1894年成立兴中会,宗旨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1905年成立同盟会,其宣言表述依然是“驱除鞑虏……满政府穷凶极恶,今已贯盈。义师所指,覆彼政府,还我主权”。12在不断斗争中,革命者才逐步认识到,仅靠反满并不能破解中国面临的危局。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孙中山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写道:“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131922年,《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革命的任务应为“反帝”“反封”14。此后,孙中山也主张“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15。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者是中国现代意义上民族主义的先行者。中国共产党是这一思想最忠实的践行者,它领导各族人民经过数十年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实现了中华民族独立自强的目标。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提出并长期践行各民族平等、团结一致对外的目标,最深刻的根据便是各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现实,而不仅仅是因为它所奉行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强调民族平等。尽管后一个原因并非不重要,但若仅有此原因,就不能说明孙中山为何也强调这种民族主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反帝、反封最重要的成果,首先当数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建国的重要纲领性文件,则是1949年各民族、各党派形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个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起到临时宪法作用的文件,明确写下了“各民族一律平等”和“民族的区域自治”等一系列规定。这些原则性的条款当然不是直接用于依据的具体民族政策,却比具体民族政策具有更根本、更实质性的意义。用于操作的具体民族政策依赖于诸多具体的行政条件,不仅可以而且必须因地、因时制宜,但根本原则不宜随意改变。

   由此,新中国成立之后就有制定各种用于操作的具体民族政策,来保证落实民族平等、团结的根本原则,以及民族区域自治等基本民族政策的必要。若平等、团结不只是停留在形式层面,在实质上当然就有必要对因自然、历史等原因发展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给予倾斜性的优惠。进而,既然给予少数民族优惠政策,首先必须识别谁是少数民族。可如何判定一个人的族属呢?一方面是群众自我认同、自报为何民族的主观标准,另一方面则有由识别专家操作的历史、语言等客观标准16。在研究视野上,这产生的结果之一,是直至20世纪80年代,民族研究队伍中以历史、语言研究者居多。从研究方法上讲,主观、客观标准叠加起来(再加上不少具体从事民族调查、识别的专家还未必能准确把握历史、语言标准),能否真正准确识别一个人的族属,当然是一个可以再争论的问题。但是,必须注意,这只是一个技术性问题,即使有粗糙乃至识别不准的现象,也不能证明没必要进行民族识别。

   民族识别是为了落实针对少数民族实施的优惠政策,以确保各民族在政治平等的基础上,逐步实现经济、社会、文化上的事实平等。但是,在实践中,并非所有少数民族成员的利益都与此目标一致。对于那些长期以来在少数民族社会当中居于上层,拥有特权,靠剥削群众为生的人来说,利益将受到损害。在这种格局下,不管是要推行民族优惠政策,还是维持少数民族地区起码的社会秩序,对国家而言就绕不开依靠谁、打击谁的问题。由此,围绕这一目标而展开民族研究,阶级分析的方法就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需要,而更是活生生的现实需要。

   在微观层面上,阶级分析未必对每个人的阶级地位判断都精确无误。但是,从宏观层面来看,它的确有效地帮助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在每个民族中都找到了坚实的依靠力量,团结了绝大多数的群众。从国家历史形态比较来看,将国家权力渗透到每个民族的基层社会,正是现代主权国家的重要特征之一17。对于新中国而言,尤其是在少数民族地区,正是阶级分析为此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若无阶级分析法,不仅新中国建国纲领中关于民族平等的设置会变成空中楼阁,甚至根本就不会有一个现代中国,而只能得到一个由各个民族特权集团控制其属民的封建政治体拼凑而成,形式上统一的国家。

   这样说,当然并非指阶级分析法在民族研究中是万能的。事实上,阶级分析教条化、泛滥化,会给民族研究带来严重失误。当民族研究将阶级分析任意扩展成政治斗争的工具,或粗俗化为简单进化论时,不仅无助于解决现实中的民族问题,甚至还会人为制造出新的民族问题。例如,当农耕被简单地认为比游牧在生产方式上更“先进”时,不顾生态、生产技术条件毁草开荒也就有了充足的“专业理由”18;那些在日常生产和社会管理中爱提意见或站出来为群众利益说实话的群众、干部、专家,则很容易被粗暴地定性为“阶级敌人”19;甚至于,身有残疾,曾克服惊人困难深入武陵山区调查的潘光旦,竟因参与识别了土家族而被诬为分裂民族的“右派”20。凡此种种都表明,教条化地滥用阶级分析与社会实践严重脱节,已成为制约民族研究的主要问题。由此,其后调整研究视野,让研究重新贴近社会实践,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要求。

   不过,这里有必要强调的是:虽然此类民族研究在后期出现了严重教条化倾向,必须被调整,但在更广阔的历史脉络中来看,不可否定它曾取得巨大成就,更不可以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来看待民族区域自治、民族识别。其实,即使从其同时代国际横向比较来看,在研究视野上,它虽受到了苏联民族学体系影响,但与之并不真正相同,它们形成的民族政策和后果亦不同。与其他接受了起源于西方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中国家相比较,它更是在根本制度上找准了中国历史与现实的“脉搏”,为中国成为唯一成功从传统国家转型为现代主权国家却未解体,从未侵略其他国家却迅速崛起的大国,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社会转型、民族问题与文化解释

  

   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转型。进入21世纪以来,市场作为配置国民经济要素基础性手段的地位已经确立,社会变得更加开放,其他改革也在逐步深化。这一重大社会转型过程既有“不充分”,也有“不平衡”的问题21。不充分、不平衡的重大社会转型过程,也对与民族相关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现象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进而,一部分由社会转型带来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问题也常混杂着民族因素。

   第一,它让经济平等变得更复杂。市场对于每个民族来说都不陌生,历史上中国各民族都有不同层次的市场交换,但就以市场作为配置经济资源的基础性手段的“市场经济”而言,却又是另一回事。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人民对市场经济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知之不多到逐步深入的过程。一开始,人们假设市场经济在中国会“起点”平等,“终点”相对平等,但是,从不同区域、民族、社会层级与领域来看,各自进入市场经济的“起点”,如自然禀赋、产业结构、教育水平、营生能力等,客观上并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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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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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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