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田玉:关于“大国热”的冷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54 次 更新时间:2006-12-04 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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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田玉  

近几年来,中国的媒体和一些紧随政治风向的学者文人,逐渐掀起了一股谈论“大国”的热潮。随着近期中央电视台十二集记录片《大国崛起》的播出,这股潮流达到了大众化、娱乐化的热度。这种讨论和宣传,给人一种明显的暗示,即中国很快就要成为一个世界大国了。对于某些“爱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来说,这样的宣传无疑会使他们血脉喷张、意气风发。但是我认为,这股热潮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学术思想界虚火上升、自娱自乐的一场闹剧,对中国的发展有害无益。正如多年前的那场“说不”热,并没有对中国的国际战略产生任何有益的作用。在国际舞台上,今天的中国既不能坚定地说“不”,也不敢肯定地说“是”,仍然是一个难当大任的参与者。今天,很多人又在谈论“大国之道”,似乎中国的“大国地位”已经呼之欲出。这种清谈有多大意义,实在令人怀疑。

在人类迄今为止的历史上,世界性大国常常是依赖许多可遇不可求的条件而形成的。其首要的条件,是整个世界局势经过激烈的动荡,旧的格局被完全改变。这个过程往往伴随着残酷的战争、痛苦的毁灭和难熬的衰败,在摧毁旧世界的瓦砾中诞生新的霸主国家。纵观世界近代史,西班牙、葡萄牙及荷兰的崛起,得益于地理大发现。这一发现彻底改变了欧洲人对世界的看法,也为这几个国家的财富积累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其情其景,犹如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所遇到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正是在这种千年未有的大局变革之中,他们捷足先登、抓住了机遇,才得以成就霸业。此后,大国地位的确立,无一不是经历了激烈的争霸和残酷的战争,将旧有的世界搅得天翻地覆之后,才产生新的霸主国家。以今天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为例,如果不是两次世界大战,一定成就不了今天的美国。二战在欧洲爆发很长一段时间后,整个美国还笼罩在孤立主义的氛围里,丝毫没有充当“国际警察”的意愿;再想想当年日本人对美国人的傲慢和蔑视,如果不是二战中美国彻底击溃了日本,你能想象日本今天对美国的态度吗?没有经历过极其痛苦的毁灭,谁都不愿意放弃自己的霸权地位和利益。从这层意义上看,时下在中国流行的“和平崛起”是一个假命题,是那些富于想象力的人的“单相思”。没有世界旧格局的完全摧毁,是不可能崛起新的世界大国的。

世界大国的产生除了难得的外部机遇,还必须具有强有力的内在动因。就内在动因而言,充足的财富、优越的制度和先进的文化,是三个基本的要素。充足的财富是指数量庞大而实实在在的物质财富,而不是虚妄的经济增长指标,在泡沫经济下,一个亿万富翁可能一夜之间变得赤贫,因为他并不拥有财富。在财富因素中,最重要的是生产财富的方式方法,即科技力量和生产组织。优越的制度是国家崛起的决定性要素,向下它可以产生强大的物质财富生产能力,向上是凝结先进的精神文化的基础与保障。制度中最主要的是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经过全人类几百年的反复试验,还没有能求证出比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更优越的制度设计。反映时代要求的文化理念,是一个国家崛起的精神之源。文化因素中最核心的是对人的价值的认识。

任何世界大国的崛起,都是内因和外因相结合的产物。当一个国家的内在实力蓬勃兴起的时候,正好赶上国际局势动荡不安的外部机遇,就有可能天降大任于斯“国”,成就其世界大国的地位。在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中,长期以来灌输着这样一种宣传:历史上的霸权国家都是通过殖民掠夺、海外侵略,来转移国内的矛盾,攫取财富发展自己,进而称霸世界的!这种说法,对于近代以来长期受到压迫的中国人来说,很容易赢得道义上的认同感,可实际上却是似是而非、倒果为因的片面之见。事实上,没有一个世界大国是在自己内部危机四伏的火山口上,冒险发动掠夺战争,从而成就世界霸权的。

从国土和人口来说,中国无疑是一个“大国”。但是,就其综合实力、国际影响以及在国际事务中的领导作用而言,中国离世界大国的地位还有相当遥远的距离。今天中国的国际影响,更多地得益于其庞大的人口、悠久的历史,还有二战结束时特殊的时代背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时间里,并没有多大的机遇让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大国。尽管冷战已经结束,但二战以后以雅尔塔体制为中心所形成的世界格局并未得到根本的改变,今天管理国际事务的所有规则及其执行主体,都一如既往地发挥作用。所以,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几十年里,世界格局不会发生根本的转变,也就意味着新的世界大国难以产生。从内在条件来看,中国的社会现实及制度面临着太多的挑战,需要改进的地方何止千千万万;在文化价值观念上,中国仍然疏离于当今世界的主流价值之外,却又难以创造一种能被世界广泛接受的价值观。几十年来中国给世界作出的贡献实在“乏善可陈”,这意味着今后中国的主要方向是接受世界的普遍价值,融入世界。有的人看到中国的经济总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就岌岌于谈论中国的“大国崛起”。这种不合时宜的议论,不管其主观意图如何,其客观效果则是误导、麻醉中国人的心智,转移中国内部的努力方向。

作者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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