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利安:从人性需求的角度看中国佛教的文化定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4 次 更新时间:2020-01-06 23: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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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利安  

  

   今天中国佛教面临空前未有的机遇,也遭遇空前未有的挑战。这个机会如果抓住了,中国佛教未来就有希望,如果抓不住,或许几百年后会从历史舞台上消失。因为这是一个社会巨大变革的时代,是文化竞争在中华大地上以前所未有的激烈态势迅猛展开的时代,这是中国五千年来从来没有的一次外来文化正在迅速占领中国的时代,中国固有文化面临的危险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严重过。当年佛教进入中国,一些儒家的人士觉得华夏文化面临被排挤的危险,其实今天中国整个传统文化面临的危险不知道多少倍地大于当年那些儒士们的担心。当然,人类文化总是在交往中相互竞争,相互替代,并在竞争与融合中不断淘汰与转型。从人类的全局来看,文化关系的演变、文化角色的调整,乃至文化命运的变迁,倒也不是什么要命的问题。不过,我们身处这个变革时代,并以文化研究为我们的兴趣所在,自然会非常关心文化的问题,尤其是作为佛教研究者,当然会不甘于佛教文化的角色游离。所以,我觉得今天会议所讨论的佛教在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定位问题非常重要。

   我要讲的题目是“从人性需求的角度来看中国佛教的文化定位”,希望能给大家提供一点新的思路。

  

   一、人性需求与文化应对

   首先,我想和大家交流一下人性需求与文化应对。这也是我今天发言的一个总纲,也可以说是我的一个理论基础。我就在这个框架下来谈今天中国佛教的文化定位问题,所以,我得多用一点时间来做一个说明,希望大家耐心一些。

   过去人们以为性善性恶的讨论就是所谓的人性论,我觉得这太狭隘了。性善性恶是就人的相互关系而言的,审查这种关系中人们所采取的价值判断,即对其中所包含或所呈现的是非、真伪、好坏、高低、贵贱等进行判断,并以这个判断来涵养内心,并指导自己的行为。所以,从本质上来讲,这是处理人和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时所表现出来的特性,而这种特性又与人们的天性有关。传统所说的人性大概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谈的。

   可是,人活在世上,要处理的关系太多了,而不仅仅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性善性恶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性。我觉得要从更加丰富多彩的人性面向当中探讨完整的人性内涵。从这个意义来讲,我觉得存在着一种3+1的人性结构。所谓的3,就是生物性、社会性和精神性,所谓1,就是人的灵性。

   人的生物性,也就是天性,是作为一种动物天然具备的那种特性,比如说我们都要呼吸,要吃喝,要睡觉,要御寒,要防雨防风,要有房屋可住,要实现物种的延续,我们都有新陈代谢,有天然的求生欲,有天然的自私,等等。这种人性,说大一点就是物质性,说小一点就是生物性、动物性,其中与人的教化和礼仪相去甚远的部分也可以叫兽性,这都属于自然性,也可以简称天性。这种人性与外在的物质世界、生物界、动物界等是相一致的。生物性需求的应对就是要处理我们和大自然的关系,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天人关系。当然这个“天”是自然,不是至上神意义上的天。处理这种关系就是一种文化的应对,也就是生物性需求的应对办法。例如,从古到今,观察天相,观察四季,观察风雨阳光,观察物种及其特性,知道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如何生产等等,这些都是处理天人之间的关系。处理这种关系的文化,我们称之为科技。我说的是广义的科技,就是认识自然,把握自然,理解自然,处理我们和自然的关系,向自然索取我们所需要的东西,这都称之为科技。这种文化所支撑的文明形态,就是物质文明。

   第二种人性就是人的社会性。人都有这样一种特性,就是告别动物,告别单纯的自然体,成为和动物不一样的一种生命存在,这就是人。所以,也可以简称为人性,当然是狭义的人性,即相对于动物而为人所具备的那种特性。动物不会思维,没有文字,不能交流感情,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结构和伦理道德约束,也没有人的荣誉感、神圣感等等。而人具备这些东西,人有社会的角色,有社会的定位,有社会的承担,有社会的地位,有社会的荣誉,有社会对他的记忆以及他对社会的影响等等。人有自己的组织,有家庭,有朋友,并在一定礼仪下开展某种活动,这都属于人的社会性。而人的社会性需求,无论是成名成家也好,还是和谐相处也好,乃至生命安全和尊严以及归属感也好,说到底就是要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一个人几十年在孤岛上生存下来,即便从生物性上来讲还是一个人,但因为他没有了社会角色、社会承担、社会礼仪、社会归宿,他已经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了,大概只能说他是野人了。社会性是与生俱来的,一个人在还没有生出来时就已经注定是张家、王家、李家或赵家多少代孙,出生以后,邻居、幼儿园、朋友、师生、同事、上下级等等社会关系越来越复杂,又有了民族的认同、国家的认同,形成重重无尽的关系网络,定位一个人的社会存在,烘托并约束着一个人的全部生活,一个人的社会性也就越来越彰显。从这个意义上看,马克思讲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确抓住了人的本质属性。

   人的社会性促使人叩问,为什么人有不同的社会角色、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有的人地位很高,我为什么就不能呢?所以,一定会关心安全、公平、正义、尊严等问题,要求搭建一个公共平台,让所有的人能够自觉遵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准则,自由发挥自己的才能,获得本来应该得到的地位。我们讲中国梦,这个梦主要还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或者是一个笼统的集合性名词——人民的梦。美国梦却首先是个人的梦,而且这个梦的核心内容是一定是人人机会均等,我只要勤奋,只要有才华,就能够立足,就能够致富,就能够获得地位,就有信仰的自由和其他生活领域的自由等等。这种梦的实现,就是要使每个人的社会性需求都得到满足,而这就必然要求有一个合理的社会制度。这种制度可以靠法律,还可以靠很多其他类型的文化,但最重要的就是靠政治文化来维系。在西方,或许可以这样说,主要是政治文化转化为法律形式来维系社会的和谐运转,连政治家都会熔化在法律的体系中,为法律体系所左右,这样的社会制度很可能更高一级。像日本,首相可以随时变更,政客之间可以不停地斗,但是社会非常平稳,民众生活照旧。但是民主不发达的国家,政治家的打斗很可能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造成巨大的影响,这是政治文明不进步的一种表现。总之,我觉得人的社会性需求如何满足,最终要靠制度文明。

   第三种人性就是人的精神性。人都是有精神的,不同于一般的生物。我们有思维能力,我们不仅能认识周围的一切,包括自然、社会、我们自身,而且我们能够积极地、主动地来掌控我们的精神,从而不断告别忧虑、恐怖、孤独、烦躁、怨恨、悲伤、狭隘、自私,形成沉稳、安详、自在、超脱、博大、慈悲、积极的精神状态。这是不得了的,不是被动地为外面的世界所决定,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内心世界建构一个体系,形成一种状态,达到一种境界,叫做自我的完善也好,自我的提升也好,自我的存在也好,自我的感觉也好,等等。这是精神性的一个最大特点。这是动物所不具备的,其核心就是能够掌控自己的精神,使得精神既有对外界的把握和理解,更能够有一种独立而自由的存在,从而来支撑自己的生命的价值、生命的意义和生命的尊严。这是作为人必然具备的一种人性,如果没有精神性,人肯定是残缺不全的。好比说植物人,从生物学角度来讲照样是人,但是没有了精神,是残缺不全的人,所以被称之为植物人。这也像前面我们所说的,从社会性来看像孤岛上生活几十年的人,也是人性残缺的,所以被称之野人。孩童时期精神性不饱满(其实他们的社会性和生物性都处在不断增长和完善的时期),所以还不是一个成熟的人,很多权利不能获得,也难以自由地存在,必须受到保护。

   精神性需求说到底要处理好主观和客观的关系,有的时候我们把这种关系叫做身心关系,这种关系的处理是要以自由地掌控主观、掌控人的心来实现的,这是它的最大特点。这种关系怎么来处理,有很多不同类型的应对方法,如通过艺术,通过文学、哲学、心理学等等,都可以来应对。但是,真正能够彻底、持久、深厚地来应对人的精神性需求,那不是世俗文化中的精神文明,而是宗教领域内的精神文明。宗教的精神文明是这样的一种文化体系,它通过人神关系来处理人的身心关系。而人神关系又涉及到人的灵性问题,3+1的人性结构中的1就是灵性。

   前三个人性,社会性、生物性、精神性都还比较容易理解,这个1是最难理解的。我不知道应该用什么词来表达这第四个人性,权且就用灵性这个词。比如说,佛教讲三世轮回,前世到今世之间的链接是什么,如影随形的业力是什么,业报轮回的时候靠什么维系。部派佛教时期的补特伽罗、有分识、穷生死蕴等不同的概念都是通过不同的方法来探索人性当中是不是还有另外的一种存在。用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种人性,各个派别都不一样。在佛教文化的现实存在中,这样的人性存在是被承认的,尤其在中国的佛教史上,南北朝佛性论占据中国佛教理论体系的主导地位之后。佛性是什么,争论很多。但不管怎么争论,中国的佛教信仰者,都会有不同类型的对人性当中的这样一种特性的存在的认可。这种人性需求,就是终极超越的需求,也就是要叩问生命的意义、来源和归宿,解决生命的未来延续与永恒存在问题。实际上,就是要解决一个圣凡关系问题。你承认那个东西的存在,或者是修炼那个东西,并在认识和修炼那个东西的基础上实现对宇宙、人生、未来、价值、意义、痛苦和幸福等的判断,就有可能超凡入圣,就可能获得庄严感、幸福感、神圣感,从而获得提升自己生命境界的最大空间。这个时候,你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了,不是一个俗人了,不是一个凡人了,是得到解脱的人,是实现了生命尊严的一个人。说到底,这是处理一个终极超越的问题,处理一种圣凡关系的问题。如果说人的精神性需求还是一般人文类型的文化可以应对的话,那么凡圣关系的调整,灵性需求的应对问题,就只有宗教文化才能胜任。

   学术界从内涵角度对人类文明的划分无非是三种,当然今天又加了一种生态文明,这是环境污染、生态危机的特殊背景下刚产生的一种说法而已,从某种角度上来讲,这并不是一种独立的文明。比如说太湖的治理需要科技,但是更重要的是人文的介入,如抑制我们的物欲,重新看待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这是世界观、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问题。所以,从古到今,人类独立地应对这个世界的文化,实际上就是三种: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这三种文明为什么能够成为独立应对这个世界的文化体系呢?是因为它们分别应对了三个最重要的人性,就是生物性、社会性、精神性。而精神性和灵性是纠缠在一起的,甚至是分不清的,真正意义上的精神提升和安慰一定要靠灵性的关照,而灵性的关照是需要神圣意义的信仰来完成的。我有一个做心理咨询师的朋友,做得已经非常出色,但他也会遇到一些心理的问题,当转而用佛法的信仰来应对这些心理问题的时候,就感觉非常的犀利,就可能迎刃而解,而他平时所讲的那些身心灵三者贯通呼应的学说,尽管已经触及到人的灵性关照问题,但因为缺乏深刻而虔诚的信仰,而只能流于学说的层面,很难发挥真正的作用。在信仰支撑下的灵性呼唤以及这种灵性呼唤的应答,是最给力的精神关照。总之,3+1这样一种人性结构,是我所理解的完整的人性。

总而言之,我的意思是说,人有四种人性,就有四种人性的需求,就有四种人性需求的应对,从而产生了四种不同类型的文化,分别支撑了四种不同人类文明,即物质文明、制度文明、世俗精神文明、宗教精神文明。其中第四种人性和第四种文明体系的特性和意义,在今天中国是有巨大争论的,因为官方的意识形态还是以唯物主义为主导。而在历史与现实之中,人的精神性主要还是依靠宗教信仰来塑造和提升,这也就是为什么自古以来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精神文化始终是宗教,而在今天全球依然有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人将宗教信仰作为他们灵魂的安顿之处。与此同时,世俗的精神文明,如文学、艺术、哲学、心理学、民俗、伦理等,其实都会从宗教的精神文明那里寻找源泉和动力,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宗教文明的表达和传播手段而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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