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忠梅 窦海阳:民法典“绿色化”与环境法典的调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3 次 更新时间:2020-01-01 12:5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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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忠梅   窦海阳  

   内容提要:应对环境保护的需要,民法典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修正其传统。但是民法典仍应坚守其固有特质,对其“绿色化”应有限制。在民法典之外,需要依靠环境法律规范提供更为全面的综合保护。我国目前环境法律规范已经蔚为大观,但缺乏体系建构,对环境法治产生诸多不利影响,需要对其进行体系化。对我国而言,法典化是环境法律规范提升政治影响和发挥实际效用的最佳途径。环境法规范的法典化与民法典不同,囿于其变动性和不成熟性,应以“适度化”为宜。民法典与环境法典应当实现对生态环境的“共治”:一方面,民法典通过妥当地融入环境保护理念以实现其应尽的环保功能;另一方面,环境法典通过相关规则的设置以实现与民法典整体的无缝衔接。

   关 键 词:民法典  环境法典  生态保护  法典化  适度化  Civil Code  Environmental Code  Ecological Protection  Codification  Moderation

   在地球演化史上,人的生存有两种方式。一是作为生物体的人,必须从自然环境中获得基本生存条件,同时作为生物圈的组成,与自然进行能量流动、物质循环、信息传递,其生存要依赖清洁的空气、水等环境要素以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①这是人的生物性生存方式;二是作为社会的人,必须从自然环境中获得劳动对象、工具和成果并与他人形成合作体共同创造财富,其生存要依赖社会、组织以及社会关系的各种形式,这是人的社会性生存方式。现代国家的法律体系中,民法主要规范人的社会性生存方式,环境法主要规范人的生物性生存方式。这意味着民法与环境法不仅存在着必然的联系,而且必须具有相当程度的协调性,否则将会影响人类的健康生存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②在中国,利用民法典编纂契机,使民法典应对现在以及将来的环境问题挑战,已成为环境法学者和民法学者的共识。③在《民法总则》的制定及对《物权法》《合同法》《侵权责任法》等民事单行法进行民法典编纂的过程中,学者们的愿望正在逐步实现,不仅在民法总则中规定了“绿色原则”,而且将在民法分编的编纂中考虑将其具体化为各部分的规则。但是,“绿色化”与民法基本理念——自治精神多有抵牾,因此对民法典的“绿色化”究竟到什么程度,是必须直面的难题。在民法典之外,环境法规范为生态环境提供了更为综合、更为全面的保护,这些规范应当以什么形式表现以及是否可以进行法典化,是另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民法典编纂也为制定“绿色法典”④提供了挑战与机遇,使得我们有必要在讨论民法典的“绿色化”的同时,进一步研究民法典与环境法典的关系。

  

   一、问题的提出

   “自由”是民法典所展现的核心价值,⑤它保障了法典规则体系的内在统一与协调,使具体规则的演绎能顺利进行:首先,对主体而言,民法典假定了自由的人,他们是被抽象出来的社会之中的“平均人”,无个体差别。对于这类人,即使双方之间存在因社会经济地位等所致的实际悬殊,在法典面前也是一律等同。对自由竞争引发的结果差异,民法典持中立态度,适用优胜劣汰规则。其次,对行为而言,“自由”要求民法典保障个体最大程度采取主观行动,实现其意愿,在具体方面体现为所有权自由、合同自由、婚姻自由、遗嘱自由等。最后,对后果而言,体现为责任自负。这是自由主体自由行为的必然结果。民法的自由具有消极性,用于排除外来的不当干预,并不要求主体积极追求与实现自己的权利,与公民人文主义要求公民积极参与各种共同体决策的积极自由相对。

   然而,不受限制的自由往往带来诸多极端的负面效果。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当代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已经严重影响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罔顾生态规律、漠视自然的权利和价值、经济至上、狭隘的人本主义运动、不考虑资源配置可能付出的环境代价,弊端已充分显现。比如横贯民法体系的法律行为,民事主体基于其自由意志实施法律行为,法律确认并保障主体的自由。此外衣下所进行的废弃物交易或资源使用权转让,往往伴随着污染和破坏生态环境的后果。还有作为民法基石的所有权理论,强调主体享有独占、排他的对世权。将自己的土地用于储存有毒废物或者砍伐生长于此的林木,他人不得干预。这些个体行为的总和不仅严重危害社会公众的生命健康,危及其基本的生存环境,而且导致地区生存与发展的自然条件退化,引发大范围的生态失衡,加剧灾害风险和生态危机。

   社会利益日益彰显,迫切要求改变对民事主体自由的放任,并对其进行一定的约束和限制。现代社会的民法典已经很难独尊“自由”,而漠视其他社会价值。私法自治的观念开始顺应社会法理的要求,并对自由内容进行修正,使其受到公序良俗的限制。⑥事实上,范式民法典本身就内置了体现其他重要社会价值观念的规范。我国民法典一方面应坚持以“自由”作为基本价值和构成性原理,另一方面在对法典体系不造成重大冲击的前提下,应多关注其他价值理念在民法中的适用。

   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可以由公序良俗基本原则所延展。该原则以其巨大的灵活性、包容性处理着现代市场经济中发生的各种新问题,在协调各种利益冲突、保护弱者、维护社会正义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对社会的妥当性考虑,还是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要求,都可以将可持续发展和环境道德作为现代社会公序良俗的基本内容。⑦人与环境的关系反映的是一种社会公共利益关系,将可持续发展和保护环境纳入公序良俗范畴无可争议。

   在生态环境良好、没有突出环境矛盾的情况下,这是一种适当的扩展解释方式。但是,当今中国,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国家提出绿色发展新理念,并要求将生态文明建设贯穿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个环节。这就需要采取更为直接的方式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民法典,以利于公众理解,便于在民事活动中进行直观识别和具体贯彻。基于此,《民法总则》第9条直接规定了“绿色原则”,⑧规定民事主体开展民事活动应当保护生态环境,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确立为一项独立的民法原则,通过直接的方式要求民事主体开展民事活动需履行保护生态和环境的行为义务。较之《民法通则》以及其他国家的民法典,这是《民法总则》的创新性规定。

   目前,对《民法总则》第9条的理解存在一定分歧。有学者认为《民法总则》第9条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原则,仍将保护环境、维护人与自然和谐附属为公序良俗的一种类型。⑨也有学者认为该原则是倡导性的原则规定。⑩这些理解低估了“绿色原则”在民法典中的作用,会影响民法典对环境问题的有效回应。“绿色原则”和公平原则、公序良俗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等一样,从不同角度体现了社会化的要求,旨在实现民事主体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利益平衡,是民法典社会化的新表现和新动向。(11)

   一方面,“绿色原则”在民法中宣示绿色发展理念,确立生态安全价值,协调经济自由发展与生态安全的关系。民法典在按照市场经济规律配置资源的同时,充分考虑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和价值多元性。在确认自然资源的经济性价值的同时,承认自然资源的生态价值,并在两个相互冲突的价值之间建立新的平衡。在当前中国资源约束趋紧、环境问题凸显的现实情况下,交易安全与生态安全必将发生冲突。“绿色原则”将生态安全纳入民法,可以作为价值平衡的“利器”,明确严重影响生态安全的交易行为无效。在交易安全与生态安全发生价值冲突,又无明确裁判性规范时,可为司法裁判提供原则性指引。

   另一方面,“绿色原则”在民法中确立生态伦理观,协调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的关系。在“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伦理观下,民法典应该为“自由人”注入生态理性,(12)承认个人的行为必须受到环境公平与正义的约束。环境危机的严重后果,让人们看到了“自由人”的“自私自利”对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所造成的严重威胁,迫使人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思人类极度追求物质消费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抛弃绝对的人类中心主义,建立整体主义的环境正义观。只有将生态伦理纳入民法的基本原则,才能为民法规范、条款、制度的“绿色化”和相关裁判解释提供依据。

   可见,“绿色原则”作为限制性基本原则,是对民法自由理念的修正,有着特定的功能与作用,其本质是在民法典中为个人经济利益与生态公共利益的协调建立沟通机制。这种沟通机制不仅要通过确立生态环境保护理念为民事活动设定环境保护义务,而且还要将可以体现为个人权利的相关内容纳入民法典,保护个人环境权益。此外,还要与环境保护相关制度相互衔接,为环境法提供保护环境公共利益的接口和空间。在这个意义上,“绿色原则”必须贯彻到民法典的具体制度中,而不能仅仅停留在倡导或者宣示层面。更应在微观层面规范民事活动,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民事主体自然资源财产权的行使,构建民事主体间良好的社会秩序,从而间接地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欲将“绿色原则”贯彻到具体民事制度,必须解决好现行立法存在的两个现实问题:一是具有环保功能的民事规范存在于环境和资源立法中,如何根据普通法与特别法的一般规律,在民法典编纂时予以妥善处理,建立科学合理民事法律制度体系;二是现行环境和资源立法分立分散,民事规范之间相互冲突、民事规范与公法规范难以衔接,产生了环境规范法典化需求,使得我们必须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既考虑间接实现保护生态环境的民法典,也考虑以保护生态环境为目的的“绿色法典”,以建立科学合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产生了讨论“绿色化”民法典与“绿色法典”的关系问题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二、民法典“绿色化”的射程对环境法的体系化需求

   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提出了民法典“绿色化”的命题,但并不意味着要将民法典变成“绿色法典”,而是需要以大的体系化思维,既合理勘定民法典“绿色化”的射程,又综合考虑民法典编纂过程中与环境法的关系,明确环境法体系化的需求。

   (一)民法典对生态环境保护无法跨越的界限

   民法介入调整涉及环境的法律关系需有两个前提:一是环境资源的生态价值必须是可度量的,是可以经济价值化的具体利益;二是环境资源的其他非经济价值必须成为法定的人格利益。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环境资源利益才可能成为个人支配的利益,也就是成为民事权利的内容。于是,可否经济价值化和可否人格利益化就是民法手段能否在环境保护领域发挥作用的界限。基于此,“绿色化”至少在以下方面是民法难以跨越的:

   第一,就环境要素以及环境本身来看,物权法中的“物”与生态环境(及其特殊要素)并非完全契合。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环境要素(如空气、风、阳光、潮汛、生物物种、基因资源等)与生态功能(如碳汇、环境容量、生态系统服务等)以及这些有形、无形要素构成的生态系统整体的重要性凸显。对这些要素的确认与保护,尽管民法基于财产的利用角度做了一定的努力,但所起的作用甚微。当前在我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中大力推进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试点,本质上即是把生态环境视为由国家或“全民”所共同拥有的公共财产,为了全民利益追究损害者的修复、赔偿责任。(13)但在民法框架下,该制度难以顺利推行。十九大报告所明确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14)等重要思想和战略在当前民法物权体系下几无用武之地。因此,对环境要素所具有的局部性以及整体性生态功能的确权需环境法作出专门规定。

第二,就环境侵害后果来看,作为侵害后果的生态破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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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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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文摘》2018年 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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