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巧宁:1950年代大学生的校园生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07 次 更新时间:2019-12-27 21:01:28

进入专题: 1950年代   大学生   校园生活   政治运动   义务劳动        

李巧宁  

  

   [摘要]1950年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建社会秩序的重要时期。大学校园里,学子们如饥似渴地上课、读书,渴望自己能为祖国的建设添砖加瓦。然而,频繁的政治运动以及义务劳动既挤掉了学子们的许多求学时间,又使他们的身心在疲惫中受到伤害。看电影、跳舞、唱歌、打球是大学生最常见的休闲方式,他们深深地陶醉在苏俄文艺作品所洋溢的浪漫与抒情之中,也在集体性的娱乐中放松自己。可以说,1950年代的大学校园既展现出乐观向上、奋发求学的热情,又流露着忙于政治运动、难以静心读书的无奈。

   [关键词]1950年代  大学生  校园生活  政治运动  义务劳动   

  

   2001年台湾“1950年代的海峡两岸”学术讨论会与2004年上海“1950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相继召开,使1950年代研究逐步成为史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但从总体上看,现有的成果主要着眼于1950年代的政治事件、经济活动及文化变迁,讨论1950年代社会生活的作品并不多见,尤其是专题讨论1950年代大学生活的学术文章至今没有。

  

   大学校园是求知的园地、思想的牧场,也是时代的音符之一。19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全国洋溢着破旧立新、建设新生活的热烈气氛。大学校园也不例外。可以说,认识1950年代的大学校园是了解当时社会的一个重要窗口。作为大学校园最庞大的群体,大学生的校园生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大学的气质与风貌。

  

   研究1950年代的大学生活不仅有意义,而且有可能。1990年代以来出版了不少1950年代大学生的回忆1,近年来一些相关日记2也陆续公开。此外,1950年代的档案大多已经开放,从一些省市宣传部门和高等教育系统的档案中,可以看到反映1950年代大学生风貌的材料。这些回忆、日记和档案是研究1950年代大学生活的重要史料。本文拟以它们为基础,勾勒1950年代大学生的校园生活。

  

一、从求知若渴到无心读书

  

   上大学,是许多中学生的追求与梦想。当追求实现,梦想成真,大学校园里的学子们最渴望的是能在专业方面很好地充实自己。更何况,1950年代,报刊上充斥着各种令人动心的远景规划和国家建设的喜人成绩,风华正茂的大学生被这些规划与成绩深深鼓舞着、激动着,胸中充满着对国家未来的信心和责任感。他们个个摩拳擦掌,意欲学好专业,以自己的本领为祖国的建设添砖加瓦。正如1955年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徐成淼在开学之初所涌动着的情怀:“啊!我可爱的世界与祖国,让我用文学与艺术将你打扮得更美丽吧!”3

  

   大学校园里,弥漫着一种如饥似渴的求学气氛。1953-1957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马嘶曾以一首诗《未名湖畔有一个姑娘》描述过一个常常在校园幽静处读书学习的物理系姑娘的倩影。青春的美和求知的美相交融,使《未名湖畔有一个姑娘》成为当时的美谈,“未名湖畔的姑娘”也成为北大学子气质的一种象征。当时北大校园这种崇尚读书的风气也可从1955年入读北大的赵鑫珊的回忆中得到证实。他说,反右派运动前,北大“大小图书馆和各阅览室都是座无虚席,日夜灯火通明。用完早饭,上千名学生往教室、图书馆匆匆赶去,生怕没有座位。”4

  

   不光是北大这样的著名大学学风浓厚,普通大学的学生也沉浸在对知识的渴求之中。1954年考入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的蒋大鵾回忆大学时光时这样说:“头两年的大学生活是在紧张、平静而愉快的氛围中度过的。大家都将精力集中在学习上,甚至连寒暑假期间,有不少同学都不回家,而是选择留在学校读书。因为平时功课较紧,老师讲课时布置的课外阅读书目是读不完的,只有利用寒暑假的时间来多读些书。”5

  

   然而,1950年代接二连三开展的政治运动以及对思想“进步”的过度重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的学习热情。以时任西南师范学院外语系教授的吴宓在日记中所记西南师范学院为例。1951年1月18日日记:“校令上课,而学生不遵,惟事锣鼓演习。又女生群集在本楼厅中唱歌舞蹈。今校中已无人读书。姑不论中西文哲史之学,敢有劝学生用功英文、数、理、化者,亦将犯‘阻碍进步,破坏团结,反对参军,援助美帝’之嫌疑矣。”6学生无心读书,不愿读书,教师不敢规劝,只能听之任之。这种情况不仅不是偶尔出现,而且有时会持续好几个月。吴宓1951年2月14日日记:西南师范学院“自1950十二月中旬以来,未尝上课。学生自侵晓以至深夜,惟分组群聚闲谈、踏步、唱歌……”吴宓因此很痛心地做了《咏教育史》诗一首:“半年只上三周课,博学何如一技工。歌唱游行书勿读,鲜卑伏事语当通。”7

  

   在学生普遍地忙于政治运动与社会活动而无暇读书的情况下,认真钻研专业的学生受到讥嘲,不得不当众检讨、表态。比如1951年2月24日,西南师范学院外语系系务会上,学生曾燊禄等坦白自己“前此专欲用功读书,学俄文,求个人之进步,而少与诸同学共事活动。今痛悔,决尽改,云云。”81954年以后,随着各种政治运动的进一步开展,学生肯钻研专业被讥为“个人英雄主义”,老师勤于教学被责为“急躁冒进”,所以“学生皆安于固陋不学,而教师更兢兢业业,但求寡过”。91958教育界“拔白旗,插红旗”,重视专业学习被公开批评为“白专思想”、走“白专道路”,大学校园的专业学习之风再次受到冲击。

  

   吴宓所记的这种“学生不学”或“不能学”的现象不是西南师范学院所独有,而是当时政治大环境下大学校园的一种普遍现象。据《复旦大学志》记载,1951年开始的思想改造运动以后,复旦大学:

  

   由于教师在学生中的威信下降,加上有些学生分配所学的专业不符其本人志愿等原因,学生旷课现象严重,课堂秩序比较混乱。当时全校学生总数为2301人,每周旷课人数达444人次,占总人数的20-25%,……在上课时,有些学生未经许可自由出入教室,有些在做其他作业或看小说,有些在谈话,个别的甚至在上课时睡觉。晚自修时,有相当数量的学生在宿舍打桥牌、唱京戏、谈天等等,也有少数学生去上海市区跳舞、看电影、赌博,考试时,作弊现象亦相当严重。10

  

   受思想改造运动影响而下滑的复旦大学学风到1953年有所好转,但是一个接一个的运动总是激荡着学子的求学生活,使他们常常不得不放下书本。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更甚。就连学风浓厚的北大,1957年以后也是“图书馆一下子变得空荡荡的。因为学生怕被扣上一顶政治帽子:只专不红的白旗。”11

  

   值得一提的是,整个1950年代,在“一边倒”、“全面学习苏联”的背景下,高等教育界崇尚苏联观点,有的专业甚至用的是翻译成汉语的苏联教材,所以读苏联书籍是大学校园的时尚,苏联文学作品如《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三个穿灰大衣的人》、《大学生》、《第十二夜》》、《勇敢》、《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海鸥》和《幸福》等很受大学生的欢迎。就如当时就读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吴中杰所说:

  

   在课外阅读上,苏联文学仍是主流。……我们不但常常谈论奥涅金和泰吉娅娜的爱情、安娜·卡列尼娜的命运,而且还学着《死魂灵》中乞乞柯夫与玛尼罗夫的虚伪动作……大家对《静静的顿河》的内容更加熟悉,不但记得葛利高里与阿克西尼娅故事的详细情节,而且还背得出该书的《卷首诗》。……苏联文学已经融入了我们的生活。12


二、频繁的政治运动与大量的时事学习

  

   1950年代,新中国为了建立一套全新的社会秩序,一方面在生产领域大张旗鼓地掀起一轮又一轮的运动,如农业生产战线的土地改革运动、农业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工商业生产领域的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大炼钢铁运动,卫生领域的爱国卫生运动、除四害运动等,另一方面在思想文化领域紧锣密鼓地开展一波又一波的批判与改造,如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观点、反右派运动、向党交心运动、教学改革运动等,同时夹杂着镇反运动、三反五反运动、肃反运动等。此起彼伏的社会运动形成了1950年代中国社会的主旋律。

  

   作为祖国未来的建设者,青春年少的大学生身处这样一个运动频起的时代,不可能无动于衷,也不可能置身事外。可以说,几乎每一次社会运动都没有绕开高等学校。为了配合这些运动,开会、政治学习、听形势报告十分频繁。比如,1951-1953年的新区土改运动中,高校师生不仅仅有组织地学习有关文件,有的还直接下乡参与了土改。复旦大学、重庆大学等许多大学都曾组织过师生到农村参加土改,当时称之为“到火热的阶级斗争前沿去接受锻炼”。土改如此,其它的运动如抗美援朝运动、大炼钢铁运动、三反五反运动、肃反运动等,学生也常有参与。吴宓日记中时常出现学生因为参加政治运动而不上课或上课时到者寥寥的记述。比如1950年12月以来,西南师范学院的学生为抗美援朝运动停课两个多月,专门搞宣传、声援等活动。吴宓的诗句“抗美参军极奋兴,七旬活动甚喧腾”13就是对当时学生的描述。1951年的镇反运动中,西南师范学院的学生也常常忙于揭发、批斗、控诉而无心上课。1951年4月13日晚,吴宓听完俄文课回家途中,看到教室中“学生十余人又斗争某工人特务。其人大哭,而众怒叱狂詈,喧呼震天。从此鸡犬不宁,无罪之人,亦恒受惊扰,而眠食难安矣。”14 4月14日下午西师学生“又进行控诉会,震惊人之心魂,刺激人之神经,不得安静休息!”15

  

   至于思想文化界的各个运动,大学生的参与就更不用说了。以1957-1958年的整风反右运动为例。当时很多大学都半停课式地组织师生鸣放、反右派,有时有组织地学习相关文件,有时开批判会,有时写大字报。中国人民大学1956级学生张之华回忆反右派运动时的情景:“1957年5月下旬-6月下旬,学校开展整风运动。大鸣,大放,开始争。我们一面大会小会揭发‘三害’,一面又要准备大考,运动占去了大部分时间,基本上是上午学习,下午和晚上搞运动,这几天是全天搞。”16复旦大学的学生对这个时期的生活有同感:“功课很忙,政治讨论很多。”17复旦大学甚至从1958年1月8日起停课,并取消了1957-1958学年第一学期的期末考试,专门开会反右派。18西北大学1957级学生也有类似的经历:1957年9月跨进西北大学后,“我们新生经过数天入学教育后,正式开课。一般安排是上午上课,下午参加反右派斗争的大会。”19

  

1958、1959年运动频繁,大学校园更是一片如火如荼的运动景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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