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巧宁:1950年代农民流向城市现象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4 次 更新时间:2019-11-16 19:3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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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巧宁  

  

农民向城市流动现象是目前的学术热点之一,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流动的现象却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尤其是关于1950年代的农民流动至今几乎没有专门的研究成果。实际上,在整个1950年代,中国政府反复劝说农民安心于农业,但农民尤其是青壮年农民向城市流动的欲望和行动一直没有停止过,只是因农村生产生活环境与政府查禁严厉程度的变化而时急时缓。本文拟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对1950年代农民向城市流动这一现象进行分析、考察。


一、农民向城市的流动

  

   1950年代,农民中普遍存在着流向城市和工矿的强烈欲望,一些农民甚至说,“到城市,倒屎也干”[1]。有人把农民的这种心理称为“脚踏田里,眼望城里,心在厂里”[2]。据共青团江苏省涟水县委在该县城北乡的调查,即使是“政治觉悟高”的团员青年,不安心农业生产、向往城市的现象也很普遍;该乡一个识字速成班有26人,愿在家生产的只有3人(因家中无人),其余均想去工厂做工或当干部。[3]这种情形在城市郊区更为普遍。比如1956年夏收以来,南京郊区“五四”、“江南”、“栖霞”、“紫金山”等四个农业社的808个青年中就有305个不安心农业生产,占青年总数的37.7%;有些青年整天忙于打听进工厂的消息,很少参加农业社的劳动。[4]为了达到脱离农村到城市去的目的,农村青年想尽种种办法,尝试一切可能的渠道:有的为抓住可能的招工机会而努力学文化,“宁可饿饭也学而不倦,或经常学到深夜”[5];有的女性想嫁给工人、嫁给干部;有的到处托人情找“关系”。

  

   与此同时,不断有农民化欲望为行动,通过种种渠道流向城市。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2年的文件中就指出,“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目前是在无组织无计划地盲目地向城市流动着”[6]。陕西省南部城固县1954年的一份档案也显示:“近几年来,每当农暇时即有大批农民盲目流入城市找寻工作。”[7] 1955年以后,随着农业合作化的不断深入,农民向城市的流动愈加迅猛。仅1955年初春从江苏高邮、宝应、淮阴、盐城、江都、兴化等地流入上海市的农民即达8385人,其中以兴化县为最多。[8]在湖南湘潭县,1956年冬,许多青年农民纷纷流向城市、工矿,愿意在家里从事生产的人很少;长家社第一队,有20多农户,接近年关时只有4个劳力在家。[9]就全国总的情况而言,1956年10月到1957年4月间外流农民约有57万多人。[10]农民流入各个城市的都有,但以交通枢纽城市为多。以徐州市为例,1956年秋季,每天从山东、安徽、河南等省流入徐州市区的农民达500多个。[11]

  

   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后,农民不安心于农业生产的现象更加普遍而严重。我们选取陕西、浙江、山西三省作为考察点。陕西省关中各县和商洛山区农村劳动力出外谋业的情况在1958年夏季就大量存在,而且不断扩大和蔓延。[12]浙江省从1958年秋季到1959年2月间有145000多农民外流,其中流入浙江省各城市厂矿企业中去的有5万人。[13]山西晋北地区1959年春节前后流入城市的农村强壮劳力有8万多人,占当地强壮劳力的十分之一;到1959年4月,有些公社的青壮年劳动力已经跑走70-80%以上,有的生产队几乎跑光了。[14]


二、国家的态度与政策

  

   农民向城市流动的欲望和行动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高度关注。从1950年到1959年,中央人民政府下发了一系列阻止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法令、法规、通知、指示等,如1953年4月17日的《政务院关于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15]、1954年3月12日的《继续贯彻(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16]、1956年12月30日的《国务院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17]、1957年3月2日的《国务院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补充指示》[18]、1957年5月13日的《国务院批转内务部关于灾区农民盲目外流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的通知》[19]、1957年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务院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20]等。其中反复提醒各地密切注视农民的“盲目外流”(即农民通过非政府渠道的自主外流)。就农民“盲目外流”的原因,上述文件认为,其一是部分农村地区出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其二是部分青年农民存在不安心农业的思想。从这些文件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在整个1950年代,中国政府对农民“盲目外流”持一贯反对的态度,只是在1957年之前以“劝”为主,从1957年开始则以“禁”为主;至于反对农民“盲目外流”的公开原因,则主要有两点:一是农民外流不利于流出地的农业生产,既减少了流出地的农业劳动力,又不利于该地其他农民安心于农业生产;二是农民外流不利于城市社会秩序的维持,加大了城市管理的难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发的上述文件的核心则是就如何阻止农民的“盲目外流” 给各地方政府以具体指导。1957年以前的文件指出的主要措施是:对农民进行思想教育和说服,即向农民说明投身农业生产意义重大,在城市找工作很艰难;做好生活困难群众的救济工作;各县、区、乡政府不得给农民随便开外出介绍信;各厂、矿、建筑等用人单位不得在农村私自招收工人;对已经流入城市且未找到合适出路的农民,可由民政部门、劳动部门会同其他有关部门动员还乡。然而,到1957年春,“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现象不仅没有得到制止,并且有些地区还日趋严重。外流人数最多的有河北、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广西等省,多数是流往西北和东北的工业建设基地,一部分流入邻近灾区的大城市。在外流的人员中,多数是青壮年,而且有乡、社干部和党团员”。面对这种状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对于农民“盲目外流”,除了要从思想上进行说服外,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在水陆交通中心,设立专门劝阻农民流入城市的机构;水陆交通部门在车站、港口和车船中,加强查票制度,将无票或欠票乘车乘船的外流农民,收容起来交就近的劝阻机构;农村人口流入较多的大城市,应当由民政部门设置收容所,临时收容,集中送回原籍;各城市公安机关严格户口管理,禁止外地人口流浪乞讨;城市粮食部门严打冒领粮食或买卖粮票的行为;城市市场管理部门严格控制自由市场,防止农民弃农经商;城市一切用人单位不得擅自招工,即使临时工的录用也要尽城市人口为先。可以看出,国家的严厉禁止措施,使得自主流入城市的农民在城市生存的空间与机会越来越小。

  

   此外还有一些法令、规定也就如何防止农民外流提出了一些举措,如《政务院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决定》[21](1952年8月1日公布)强调通过垦荒、发展农业生产等方式把农村剩余劳动力尽量地消化在农村;《国务院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22](1955年6月公布)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1958年1月公布)[23]则通过加强户口管理限制农民的随意流动。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在限制农民流动方面所起的作用相当突出,其第十条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用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第十五条规定,“公民在常住地市、县范围以外的城市暂住三日以上的,由暂住地的户主或者本人在三日以内向户口登记机关申报暂住登记,离开前申报注销;暂住旅店的,由旅店设置旅客登记簿随时登记”。如此严格的户口制度,再加上城市粮油、劳动用工、住房、教育等与户口的紧密挂钩,基本卡住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盲目”流入。

  

三、农民流向城市的原因

  

   整个1950年代,国家虽然三番五次地劝阻和禁止,农民向城市的流动却一直没有停止过。那么,农民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烈的流向城市的欲望和行动呢?这主要和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有关。

  

   首先,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比较大。从总体上来说,1950年代城市人口的生活水平与福利水平虽然不是很高,却是极有保障的,尤其是1950年代中后期以后,即使没有工作的城市闲散人员,每月也可以凭户口本领到一份与他人相差不大的口粮;农民劳动强度大,生活却毫无保障,碰到年成不好的时候,就连能否维系生命也只能听天由命。对此,社会各阶层均有明显的体会。

  

   高级知识分子:以梁漱溟为例,他在1953年提出:“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天之下”,“工人有工会可靠,农会却靠不住,党、团、妇联等也靠不住,质量都不行,……”。[24]他的这一观点虽然遭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斥责,但其真实性却被当时一些工矿经常以工农差别教育工人的做法从侧面所印证。1950年代前半期,重庆、南京、武汉等地,就曾经组织工人访问农民,使工人们亲眼看到农民终年劳动、生活却毫无保障的生活实况,从而通过工农对比对自己的生活现状产生满足感,更加珍惜自己的工作机会,安心生产。[25]

  

   干部对城乡差别的看法,我们以解放军军官在1956年的议论为例。他们中很多人认为:“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工农之间的矛盾。……农民生活太苦,农民生活与工人生活的悬殊太大”;“工人生活现在提高了,但是农民一年辛苦劳动,还抵不上工人一两个月的工资”;“农民一年劳动到头,还穿不上棉衣,半年看不上一次电影,工人有俱乐部,有其他福利事业,但农民则没有”;“工人创造价值虽高,但工人的条件好,机器是国家的,技术也是国家培养的,而农民想用机器也没有,想学技术也不行”;“刘少奇同志在八大报告中把农民生活说得那样好,回家一看,并不是那个样子,很多农民还要退社哩!”[26]

  

   工人也有切实的感触:“农村生活苦,布票少没衣穿。油票少,吃的油抹锅也不够。”[27]

  

   1957、1958年鸣放时,一部分学生表露了自己对城乡问题的真实看法,认为农民生活太苦,不仅干部和农民不平等,而且工人和农民不平等,女人少有心甘情愿嫁给农民的。[28]

  

   在生活空间上比较贴近农民的农村教师这样论及1950年代后期的工农差别:“农民是生产粮食的源泉,农民辛辛苦苦一年,吃不上一顿好饭,粮食标准少,蔬菜不好买,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水平相差很远。”[29]

  

农民对城乡差别的认识则是感性而形象的。1953年前后,江苏很多农民说:“工人是政府的亲儿子,农民是政府的蛮儿子”,“农民要出民工、要缴公粮、要参军,一年三百六十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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