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五四运动的爆发与近代以来逐渐形成的新知识群体有密切的联系。五四前夕，全国大学以及专门学校突破100所，全国在校的大学生及专科生18429人，历年留学生累积总数达到了近10万。这些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群体，不仅接受的知识新颖且视野开阔，他们具有强烈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情怀和意识。他们对于当时中国外处于列强欺凌、侵略，内有军阀政府无能昏聩的统治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严重不满，他们面对民族国家衰落、危亡的现实有强烈的忧虑和悲情意识，逐渐形成了一种改变现实的巨大冲动。五四前夕大量学生社团的出现就是以学生为主体的新知识群体关切社会、改造社会意识的直接体现。五四就是新知识群体对于国家被列强蹂躏、社会被无能腐败的官僚阶层统治失望的悲情意识的激情表达，五四标志着新式精英知识群体以整体的自觉来承担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重任，五四也标志着以下层民众为主体的社会革命运动开始越来越发挥其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了。“五四”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被接受，推动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发展进程。

　　 关键词:五四运动;新知识群体;大学生;留学生

一、民国大学生群体的形成

　　 五四的主角是以西方的教育体系训练出来的大学生以及中学生等知识群体，没有他们的呐喊和冲锋陷阵，不可能形成一股声势浩大且具有先进发展方向的伟大社会运动。而这些受过新式教育的大学生为主体的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是近代以来中国教育现代化的产物。近代中国教育从传统的科举走向现代教育，是经历了一个很长历史过程的，是随着西方列强侵略中国和我们需要更新变革的双重因素而逐渐形成起来的。

　　 近代中国大学教育首先应该要从教会大学谈起，虽然它在鸦片战争之后就开始具有合法性，但由于与主流科举教育不能并轨，所以很长时期是处于教育的末流，不过由于他们的教育理念和内容的独特性，对于中国近代知识群体的形成还是有影响的。1919年前的教会大学主要如下:

　　 之江大学。1845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麦卡第等人创办崇信义塾，1867年崇信义塾从宁波迁到杭州，改名为育英义塾，1897年改称“育英书院”，1911年取名之江学堂，1914年改名为之江大学。

　　 圣约翰大学。1879年成立，初名圣约翰书院。1905年改名圣约翰大学，设立神、文、理、医、工等学院，1913年开始招收研究生。

　　 华中大学。1871年，美国圣公会在湖北武昌城内昙华林创办了文华书院。1885年，英国循道会也在武昌开办博文书院。加上英国伦敦会在汉口创办的博学书院，并称为武汉地区的三大教会学校。这些学校中，以美国圣公会在武昌开办的文华书院规模较大。1924年，文华书院改名为华中大学。

　　 东吴大学。1871年，美国基督教监理会在苏州十全街设立存养书院，1879年迁至天赐庄，并改名博习书院。1881年，美国监理会在上海设立中西书院。1901年两校合并为东吴大学堂。

　　 岭南大学。1888年，美国长老会在广州沙基金利埠创办格致书院。1903年，格致书院改名岭南学堂，1912年9月学堂改为“岭南学校”，1918年改称岭南大学。

　　 燕京大学。1888年，美国以美会在北京设立汇文书院。1893年，公理会在通州设立潞河书院。1919年两校合并为燕京大学。

　　 金陵大学。1888年，美国基督教传教士傅罗在南京设立汇文书院;1907年，南京基督教书院与益智书院合并为宏育书院，1910年两校合并为金陵大学，协和医学院。1906年，英国伦敦会与英美其他五个教会合作开办了协和医学堂，1915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收购协和医学堂，1917年9月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帮助建立北京协和医学院1919年10月开办医学本科，学制为八年制。

　　 沪江大学。1908年，美国浸礼会在上海设立浸礼大学，1915年改名沪江大学。

　　 华南女子文理学院。1908年华南女子文理学院预科成立，1917年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开始创办四年制本科专业，1922年9月28日得到纽约州立大学董事会的临时承认学士学位的授予权。

　　 华西协和大学。1910年3月11日，华西协合大学正式开学。华西协合大学的教师大多来自英国剑桥、牛津，加拿大多伦多，美国哈佛、耶鲁等院校，大学管理以“协合”为原则，管理体制仿牛津、剑桥，课程设置按哈佛体系。

　　 金陵女子大学。由美国浸礼会、监理会、美以美会、长老会、基督会等在1913年于南京筹办，1915年开学。

　　 福州协和大学。1911年由美国公理会、复初会、美以美会、英国圣公会等教会在福州联合筹建，1915年正式成立。

　　 1917年前英美在华设立的高等学校数量以及学生数量如下[1]:



　　 鸦片战争后清朝政府的专门学堂，不叫大学，但具有西方大学的一些功能，尤其是科技外语方面内容居多，与传统科举教育内容上有着根本的差别。在甲午之前清政府办了若干外国语专门学校:京师同文馆、上海方言馆、广东广方言馆、自强学堂、东山精舍;三所工业专科学校:福建船政学堂、上海机器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八所军事学堂:广东水师学堂、南京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广东陆师学堂、南京陆军学堂、湖北武备学堂、天津军医学堂。[2]

　　 戊戌维新到民国前夕，清政府设立的大学有三所:京师大学堂、山西大学堂、北洋大学堂;这三所学校毕业的学生，截至1911年，京师大学堂预科120名。山西大学堂有法科16名、工科19名、预科24名。北洋大学堂有工科35名、法科9名;私立大学2所:中国公学、复旦公学;各省高等学堂24所，学生数4124人;专门学堂83所(这些专门学堂在民国初年被改为专科学校，也可以说是大学专科的起源吧。作者注)，学生数15720人，其中法科学堂多达47所，学生数12282人。[3]

　　 辛亥革命后中国的大学得到大发展。1914年全国有高等院校102所，其中大学7所，学生数730人，专门学校95所，学生数31346人。1915年，全国高等院校有104所，其中大学10所，学生数1219人，专门学校94所，学生数27975人[4]。1919年，全国的大学及专科生18429人[5]。

　　 广大留学生更是五四前夕中国新知识群体的重要来源。近代中国留学生主要开始于1870年代的赴美幼童留学计划，及至甲午战争之后掀起了一股强烈的以留日为主的留学潮，在清末新政中，留学运动更是如火如荼，1909年后美国带头退回部分庚子赔款兴办西式学校，此后中国留学欧美一时成为风潮。截至五四前夕，估计中国留学生总数达到10万人左右。这些人受过系统西方学校教育，无论是知识结构还是价值取向，都属于新知识群体。

二、学生组织社团的发展

　　 五四爱国运动的形成，与当时各个学校学生社团的发展兴盛有直接的关系，这些学生社团不仅仅是个学习联谊的机构，很多都具有强烈的社会现实关注的取向。面对当时中国积贫积弱的局面，这些既具有现代知识视野又受过传统家国情怀教育的学生们在共同的社团内必然要采取一定的方式来表达共同的心声、共同的情感，采取共同的行动。五四前夕的学生社团有影响的主要有以下:

　　 学生救国会。1918年5月21日，北京大学、北京高师、高工学校广大爱国学生2000多人为了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在北京向北洋军阀政府当局举行了游行示威活动，北大学生许德珩、易克嶷、段锡朋参加了活动。游行示威活动失败后，北京大学和其他各校的学生组织起学生救国会(初名爱国会)。1918年暑假，学生救国会派出代表南下天津、济南、武汉、九江、上海等地，会见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如马骏、郭隆真、谌志笃、马千里、张传琦、张太雷、方志敏、恽代英、程天放、刘清扬等，拜访孙中山、廖仲恺、朱执信等人，并与《民国日报》的邵力子、《申报》的史量才、江苏教育会的黄炎培等进行联系。因此，学生救国会几乎成为全国性的团体，并得到各界人士的同情。[6]

　　 新民学会。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在长沙发起成立，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宗旨。主要成员有向警予、蔡畅、罗学瓒、郭亮、夏曦、张昆弟等七八十人。

　　 互助社、利群书社。1917年10月8日，恽代英等成立互助社，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一开始只有四人，一年间发展到5组19人，互助社是武汉地区成立最早、影响最大的进步团体。1920年初恽代英又在互助社基础上成立利群书局，以“利群助人，服务群众”为宗旨，为改造社会造就人才，恽代英、林育南、沈志耀、廖焕星、郑遵芳(郑南宣)、郑兴焕、刘世昌、魏君谟(魏以新)、胡竞成、李伯刚、萧鸿举(萧云鹄)和余家菊等12人是早期成员。

　　 少年中国学会。1918年筹建，1919年正式成立。李大钊、王光祈、曾琦、陈淯、周太玄、张尚龄、雷宝菁等为发起人。以“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为精神，以“奋斗、实践、坚忍、俭朴”为信条，全国各地及巴黎、东京、纽约等地设有分会。

　　 国民杂志社。1918年10月20日，由学生救国会组织，宗旨是“增进国民人格，灌输国民常识，研究学术，提倡国货”，1919年1月20日，组织出版《国民》杂志，进行反帝爱国宣传。北京大学学生邓中夏、许德珩、周炳林、张国焘、段锡朋等是重要成员。

　　 新潮社。1919年初，由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杨振声等北大学生为主体成立的学生社团，以《新潮》为阵地，提倡民主与科学。

　　 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1919年3月由邓中夏等发起成立。总干事邓中夏，成员有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朱自清、许德珩，向工人农民宣讲时事政治、科学知识和革命道理。

　　 工读互助团。1919年3月，由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王光祈等17人联合发起并募集经费成立北京工读互助团，目的是组织工读互助团帮助北京的青年实行半工半读，达到教育和职业合一的理想。

　　 工学会。1919年2月成立。发起人匡互生、周予同、刘熏宇等，以“国有困难外交，则竭力以谋补救”为宗旨，希望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平等社会[7]。

　　 上述这些新知识群体所成立社团基本成立于五四前夕，他们成立的社团不是自娱自乐的个体之间的生活交流，而是带有很强的社会改造的目的，他们的现实针对性很强，对于国家、民族的使命感很强，他们胸中涌动着强烈的爱国火焰。这些涌动着爱国情感火焰的学生社团的成立对于任何有损于国家民族利益的事情都必然要发声，必然要付诸有时代特点的行动。“五四”爱国运动后成立的学生社团更多，平民教育社、曙光杂志社、少年学会、青年学会、觉社、浙江新潮社、学悟社、永嘉新学会、批评社、新人社、改造社、共进社等社团在全国各地纷纷出场。

这些学生社团在五四前后如雨后春笋般成立，既表明此时的大学生群体已经发展到一定的规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