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见坤:儒学发展简史与孔子嫡裔——儒学道统的千年沉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5 次 更新时间:2019-12-14 10:58:22

进入专题: 儒学   道统  

孙见坤  

   儒学来源于夏商周三代,特别是周代积累的礼乐传统。在儒学义理中,“礼”,是作为建构国家体制、社会秩序的整体思想理念和指导人们日常生活的具体行为规范而双重存在的。就前者而言,它是指导国家与社会运作的宪制性存在;就后者而言,它又是维护人伦秩序与处理人际关系的习惯法。而“乐”则与“礼”相辅相成,二者共同达成了天道与人道的和谐,维系着三代社会的运转。在此基础之上,宗周礼乐文明的开创者周公,又注入了“敬德保民”等德治思想的因素,使其具有道德伦理的深刻内涵,从而成为中华文明最耀眼的地方。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云:“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道德之意,构成周公制礼作乐之宗旨,“道德之团体”,也更成为三千年中国文明的基础。王国维所论甚允,立子立嫡之制,实对影响后世两千余年中国社会至为关键,因为周代王制的宗法与封建正藉此而推演。

   但是进入春秋战国之后,周王室权威不再,无法维系封建邦国的秩序,天下进入礼崩乐坏之世。周秦之变是绵延数百年的社会大变革,这个过程焕发出来的能量是前无古人的,但带来的社会问题也是触目惊心的。当此环境下,规范被践踏,秩序被破坏,德治被抛弃,礼乐失去了旧日的尊严与力量,成为了当权者夸示与享乐的工具。频繁的战争让氏族、邦国成批量的解体,原子化的个人在变革大潮中无处容身;各国为了战争加强了政治的功利取向,打破了以往的行政规范,越来越倾向于惟力是视、尔虞我诈;周王室权威倒塌后,整个社会缺乏政治的、或道德的权威来源,社会的无序化摧毁了共识和底线,带来一派末世景象。文武之道、礼乐之制,当此濒临消亡之际,中华文化很有可能像后来的罗马帝国那样在享乐、堕落和战争中消亡。而在这样一个严峻的时刻,一个存亡继绝的伟大人物出现了,这便是先师孔子。

   唯有明白了礼崩乐坏的可怕,才能理解先师孔子的伟大。

   正是在这一片凋敝之中,孔子继承、整理和传播了礼乐文明,并进一步彰显了礼乐文明的精神与意义所在,强调礼乐文明的人伦教化和治世之功,同时将礼乐文明的思想精髓——王官学散入民间,开创了人类历史上平民教育的先河,从而为中国后世数千年的文明定下基调。并且,孔子立足于人类天赋的本性,以“仁”、“礼”为中心创立了儒家学说。试图以基于人性的差等之爱来重建社会秩序;把血缘之爱推及到治国理政上,实行“仁政”;重视礼乐的精神内核与象征意义,通过礼乐制度来重建权威,利用礼乐教化来挽救世道人心。

   孔子创立的儒学,虽然因为当时各国忙于争霸,未能在政治中贯彻,但是由于其理论的完备却一直受到推崇和尊敬。在汉代“独尊儒术”之前,孔子已有圣人之名,其子孙也被视为“圣人之后”,得到各国的重视,各国对孔子后裔竞相礼聘,乃至孔子后裔亦有出仕各国甚至官至宰相者。战国之时,因为儒家重视教育,道、法、墨、名诸家学者多与儒家有教育上的联系,故而虽有争鸣,但并未被视若仇雠,不过等到崛起于西陲的秦国统一后,情况则大为改观。

   秦国长期对社会贯彻严厉管束的法家制度,文化远远落后于东方六国,统治者的思辩水平和人文素养都无法与六国相比,对儒学难以产生任何共鸣和理解,故而对儒生试用之后发现水火不容,虽然在朝中保留了几个博士以作门面的点缀,但后来仍以“焚书坑儒”的手段,对儒学乃至关东地区的所有学说进行严酷的打击。不过秦国在暴政中很快崩塌,生长于山东六国地区的汉高祖刘邦虽然未必服膺儒学,但对圣人孔子却满怀景仰,以帝王之尊亲自祭祀,预示了儒学的复兴。至汉武帝时,随着汉初军功集团的凋零,以及儒生看到大一统帝国已成定局而作出的部分妥协,官方意识形态选择影响最大的儒学而非楚人重视的黄老之学,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

   两汉是儒学的黄金时代。西汉用儒者来妆点合法性,用文法吏来日常行政,此即汉宣帝所谓“霸王道杂之”。要言之,秦始皇以任法为主,列儒术为诸子之一;汉武帝虽尊孔子为宗师,实用管、商而佐治之。但随着儒学影响和声望的扩大,汉元帝之后开始纯任儒学,使儒者的地位提高,不少儒者能出任高官。《五经》的地位已经超越一切,成为政令与谏言合法性的来源。通晓经书,在宣帝之后已经成为做官的必要条件,博士弟子,也成为官员的储备队伍。而儒者们也逐渐由贾谊、董仲舒等气象恢弘的大儒,演变为拘泥于章句以求爵禄的经生。经生可致封侯,则士人争诵六艺,故元帝之后,一个庞大的经生官僚群体逐渐产生,并逐渐演化为后世的士大夫群体。两汉时代孔子的后裔多能祖述家学,在朝廷中有一席之地,甚至能出任三公级别的高官。汉成帝绥和元年(前8)孔子第十四代嫡孙孔吉的被封殷绍嘉侯、汉元帝初元元年(前48)孔子第十三代孙孔霸的被封关内侯,遂开孔子嫡裔晋侯爵之先河。汉朝赐予孔裔世袭爵位,以作为道统存续的象征,更翻开了历史上尊道崇儒的新篇章。西汉后期,儒生借助道统的力量来反对朝政的失政,最终选中了王莽来实现儒家的理想,但却因为不切实际而遭到惨败。东汉虽然表面上重视儒学,光武、明、章诸帝热心学习儒术,但实际上却是想让皇家来垄断儒学的解释权,当汉明帝得意洋洋的对大儒桓郁自称“我为孔子,卿为子夏”时,代表官方儒学的今文经学实际上沦为政治的附庸,陷入不可避免的衰微,将要暂时退居于新学术的身后。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评论说:“盖西京儒学,经武帝之推尊而骤显。经生可致封侯,则士人争诵六艺。利禄所归,动机不纯。浸至朝廷以儒术为文师,士人藉《诗》《书》以干利禄。狡黠者或至窜乱经文,拘牵者不免泥滞章句。安、顺以后,时君不复措意,则并此名存实亡之状况亦不能维持。及至魏正始中,廷臣四百余,能操翰者竞未有十人。文化学术之本身且几于息绝,则儒术之衰,乃势所必至。论者每以秦始皇焚书坑儒为古今一大劫,而不知汉末‘圣文埃灭’之情形固几乎与汉初相似也。”儒学思想至东汉盛极而衰,迄魏晋几于熄灭。单就历史来看,自东汉以后,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直到隋唐五代,都是儒学衰微、在思想上不再占有绝对统治地位的历史时期。而对于孔子嫡裔,也和儒学的时代地位密切相关,同时又由于长期的战乱,则更造成了骨肉的泮涣分离和代序失守。

   两汉的今文经学,在日后大发展中逐渐掺杂了许多道家和阴阳家思想,而浸失原意。进入东汉以后,则又与皇室大力推崇、社会普遍迷信的符命谶纬牵扯到了一起,带有了许多神学的意味,于是天命流为图箓谶纬,灾异成为具文。但既然是神学,就讲究应验。然而东汉政治的黑暗,已然超越了人们所能想象的范畴,人们叫天不应,叫地不灵,于是在完全理想主义的王莽式改制之后,神学化了的今文经学也逐渐被人所抛弃。就在今文经学衰败的同时,讲求训诂、史事、制度名物,不拘泥于师法章句的古文经学在民间却流传开来。到了东汉末年,一代儒宗郑玄“囊括大典,网罗众说,删裁繁芜,刊改漏失,择善而从,自是学者略知所归”,生机勃勃的古文经学在学术上一举吞并了已经奄奄一息的今文经学。而随着曹魏九品官人法的实施,士大夫入仕无需再死守今文经学,郑学的地位因之从此确立。而这一变化,使得私学与地方学校大兴,并且兴起了一批儒学大族,使得原本的国家学术权社会化。又由于东汉末年以来,士人群体的数量已经超出国家官僚的需要,迫使一部分士大夫由治国转而治家,逐渐形成了重视家族利益胜过国家利益的风气。魏晋南北朝时期,更因为战争频繁,时局分裂动荡,为中国社会衰乱期,从而造成儒学的式微。受此影响,士人开始不守志节,放任个性,蔑视礼教,纵性情,安恣睢,所谓魏晋风流、名士风度亦随之开始出现。

   三国时代,人们从先秦的诸子百家中寻找思想资源,用以道家思想为主,包含法家、名家、墨家思想的理论来解释儒学,从而催生了玄学,并很快蔚然成风,成为学术界的风尚。当玄学的理论在西晋末年郭象的手上快要完成闭环的时候,佛教又在北朝胡人的扶持下大昌,比玄理更为精深的佛理逐渐吞噬了玄理,佛学也因之兼并了玄学。而在南朝,原本较为松散的道教得到了整顿、提高、充实,并在与佛教的不断交涉中,共同发展成为中古时期信仰与思想世界的主流。在这个过程中,儒学虽然仍保持着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但在思想层面上的成绩与影响实在是难以与二教相比。不过凭借对现实世界的关怀,以及政治运转中的需要,无论是两晋还是五胡十六国,南朝还是北朝,儒学都顽强的存在,并且继续有所发展。曹魏以来,祭祀先师孔子的释奠礼越来越受到重视,祭祀后由帝王或皇太子亲自讲经,到南朝时更是蔚然成风,后来在此基础之上又受到佛教的影响,乃至最终产生了一种新的经学注释文体——义疏。而随着南北的分裂,经学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南学与北学。概括而言,南学较多承袭了玄学影响,重视义理分析;北学则主要坚守汉学传统,重视章句名物。相较而言,北学更多保留了儒学正统。再加之留居北方的士族,对玄学研究不深,而且因修行方式与南朝不同,对佛理的了解亦不及南朝精深,儒学占据了更重要的地位。与学术相伴的是,当这一时期的孔子后裔在南朝的世系陷入混乱且欲断欲续之时,在北朝则受到尊崇并一脉相承,成为孔氏的正脉。

   隋文帝开皇九年(589),隋灭陈。隋的平陈,是中国中古史上的重大事件,自西晋永嘉之乱后,近三百年的战乱和分裂至此而终归一统,而继之而起的李唐盛世,则更被史家视为其文治武功,震烁前古。随着隋唐时期统一的重新达成,经学也由对峙的南北二学而重新复归于一统。隋统一后,南学渐盛。陆德明作《经典释文》,偏重南学,风行一时。至唐太宗,以其经籍文字舛误甚多,乃于贞观之初即命颜师古考定五经。而贞观十二年,又以孔子第三十二代孙孔颖达奉命作《五经正义》为代表,标志着南学取代北学为结果,经学亦重新实现了统一。坚守汉学传统的北学败于了受玄学与佛教影响甚深的南学,看似费解,实际上却是时势的必然。虽然从短期的政治现实来看,南朝为北朝所灭,原本衰落的皇权在北朝得以重振。然而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唐代经济、政治、军事以及文化诸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中的最重要部分,则是对东晋南朝的继承,也就是史学界所说的“南朝化”。经学上的舍北从南既是南北朝以来学术文化倾向的表现之一,更是整个“南朝化”过程中的关键一环。在文化和学术上,随着《五经正义》的颁布,经学复定于一尊,同时更作为统一经学的代表而被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这也就使得其更有了制度性的保障。

   汉魏以降,世道丧乱,儒术式微,而相较于南北朝的分裂时期,隋唐大一统帝国的政治需求,则使儒学得到了极大的重视。终有唐一代,官方对于儒学的尊崇、和对于孔子后裔的优礼,都是前所未有的。然而此时的儒学更多的是被当成一种实用的学问而非践行的信仰,无论是士人还是民众,在思想与生活中更多的仍是受到佛、道二教的影响,可谓是“儒门淡泊,收拾不住”。而原本维护经学地位的科举考试,在盛唐以后变为首重以诗赋为主的进士科,士人群趋文辞而舍经书不观,甚至于一度出现了视明经科为“贱科”的现象。钱穆先生《朱子学提纲》亦云:“故通论有唐一代,儒学最为衰微,不仅不能比两汉,并亦不能比两晋南北朝。其开国时代之一番儒业,乃自周隋两代培植而来。其经学成绩,亦是东汉以下迄于隋代诸儒之成绩。唐初诸儒只加以一番之结集而已。”正是在这样的变化和背景之下,旧有的经学研究范式已经难以招架,汉魏诸儒的经注与官方的义疏也难以提供新的思想资源,迫使儒学必须经历一场内在的重大变革,才能重新焕发出生机与活力,进而夺回社会主流思想的地位。这一场重大的变革倘自唐代啖助、赵匡等人舍弃注疏,自义例入手直探《春秋》经文开始,到宋代朱熹才可以算是全部完成,其时间持续了近四百年。而这其中,在唐代起到承先启后,转旧为新的关键人物,就是韩愈。后世奉祀韩昌黎于孔庭,并以其嫡裔为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之一,良有以也。

在对于先师孔子的尊崇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儒学   道统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哲学 > 中国哲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9449.html
文章来源:微信公号:至圣孔子基金会

2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