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论农民收入断裂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29 次 更新时间:2019-12-09 08:5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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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雪峰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在已经形成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条件下,农民家庭收入的多少主要决定于家庭劳动力的多少,而家庭劳动力的多少又与农民家庭周期有关。一般情况下,有劳动力的农户家庭收入都相差不多,主要是收入量上的差异。缺少家庭劳动力的农户家庭因为无法从全国劳动力市场上获取收入,其家庭收入显著低于一般农户。在一般农户家庭收入与缺少劳动力农村家庭收入之间,存在一个广泛的农民收入断裂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与农村贫困线均处在农民收入断裂带之内。也就是说,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与农村贫困线存在重叠,这个重叠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关 键 词:农户收入/进城务工/精准扶贫/农村低保/基层治理

   作者简介:贺雪峰,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 武汉 430073

  

   一、导论

  

   在存在着普遍自给自足农业和非正规经济的情况下,精准统计农户收入是很困难的。而在某种意义上,对农户收入状况的掌握又与国家实施若干政策的效果有直接密切关系,尤其是农村低保与精准扶贫,既是惠民工程,是全民奔小康的基础工程,又是任何一个现代社会的基础政策。问题是,作为一项国家基础能力的农户收入统计在当前仍然有很多无法克服的困难。也正因此,在评定农村贫困户和低保户时就不仅要划出贫困线和低保线的收入标准,并计算农户收入是否在贫困线与低保线以下,还要有定性的评定,如识别贫困户的所谓六步法:“一进二看三算四比五议六定”,①以及脱贫必须要“三不愁、两保障”,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要经过“社区瞄准”,其前提又是地方性的共识性判断。村庄熟人社会是产生地方性共识判断最重要的基础。

   因为很难精准统计农户收入,仅仅靠统计收入就很难依据贫困线与低保线划定贫困户与低保户。从理论上讲,“社区瞄准”又很可能因为受到人际关系等影响而出现瞄准偏离。这样就会造成一个两难:一方面是农户收入很难精确统计,从而无法通过相对客观的收入标准来精准识别贫困户和低保户;另一方面,“社区瞄准”又容易受到社区人际关系的影响,尤其是受到村干部人为因素的影响,由此造成识别的不精准。从这个意义上讲,精准识别贫困户和低保户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在农村低保与扶贫实践中,相对来讲,最近几年借助大数据比对手段较好地实现了低保户的精准识别,而农村贫困户识别则仍然存在着严重的不精准问题。在大数据比对技术普及之前,农村低保识别也十分不准确,甚至出现了“开豪车吃低保”的情况。大数据比对极大地提高了农村低保识别的精准度。

   之所以会造成以上差异,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性问题是我们如何理解当前村庄熟人社会中的农户收入结构。实际上,当前农村熟人社会存在着一个具有高度地方性共识的农民收入断裂带,在这个收入断裂带以下的农户,其家庭困难情况是众所周知的,也是村庄内无人能比的,这种具有高度共识性的贫困是“社区瞄准”一定可以瞄得准的。断裂带以上的农户收入则相对差距不大,即使有差距,往往也只是家庭劳动力人口占比、勤劳还是懒惰以及机会多寡造成的。只有深入理解“农民收入断裂带”这个概念,才能更好理解当前农村识别贫困户和低保户中存在的问题。

  

   二、中国农民收入的特征

  

   因为乡村工业化进路的差异,沿海发达地区农村普遍在20世纪末完成了乡村工业化,大部分农村已经融入城市成为沿海城市带的一部分。因为可以就近获得本地非农化收入,沿海发达地区农村农户家庭收入相对比较高,且村庄部分创业农户成了年收入数百万元甚至更多的企业家,农村社会有比较大的分化。总体来讲,已经工业化了的沿海发达地区农村,农民已经比较富裕,贫困化程度较低,无论是扶贫还是最低生活保障都不再是当地基层工作的重要方面。

   对于全国绝大多数农村来讲,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一度有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但进入新世纪,中西部地区绝大多数乡镇企业关闭,农村务工经商机会消失。时至当前,中国绝大多数农村的农户家庭都已经形成了普遍性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农户收入来自两个部分:一是农业收入,二是务工经商收入。且一般是中老年父母留村务农,年轻子女进城务工经商。在农村土地有限、人多地少的情况下,农村中青年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极大地增加了农户家庭收入。随着城市化的深入,有越来越多农户全家进城,退出了农村和农业获利机会,一些不愿或无法进城的农村劳动力因此增加了从农村和农业获利的机会。这样一来,当前中国一般农业型农村就有四种主要的农户家庭收入模式。②第一种,“半工半耕”模式,主要是年轻子女进城务工经商,年老父母留村务农。这种模式占到当前中西部农村农户家庭的70%左右。第二种,全家进城模式,农户家庭收入主要依靠在城市务工经商收入,不再从事农业生产,来自农村和农业的家庭收入十分有限。第三种,“中坚农民”模式,即不愿或无法进城的农户家庭通过获取进城农户让渡出来的农村获利机会,在不离开农村的情况下获得不低于外出务工的收入。这个“中坚农民”群体占比不大,对于农村治理却十分重要。第四,小农家庭农业模式,农户家庭主要收入来自耕种自家承包地的有限农业收入,缺少种自家责任田以外的其他大笔收入。这样四种模式的前提是,农户家庭是正常的有劳动力的家庭。有些特殊家庭没有劳动力,比如孤儿或无子女老年人。这些无劳动力的特殊家庭或群体已被纳入国家救助体系中,接受在孤儿救助和五保救助基础上建立的特殊困难救助。从实践上看,这个救助力度还是比较大的。尤其重要的是,因为特殊困难群体情况特殊,容易识别,特困救助在实践中很容易操作,具有很高的瞄准率,也极少引发负面舆情。还有一种特殊情况是农户家庭主要劳动力重病或重残,重病重残的主要劳动力不仅无法劳动以获得收入,而且可能需要家人照顾,就造成这样的家庭缺少劳动收入。此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单亲家庭,包括离婚或丧夫丧妻家庭,既要照顾父母或子女,又要劳动以获得收入,家庭收入就不高,条件就不好。

  

   三、农户家庭收入的规律

  

   当前中国农村,因为几乎所有农户都从集体承包了人均分配的承包地,同一村社范围,农户的农业收入相差不多。从全国来讲,虽然同一个村社集体是按人均承包的耕地,不同地区资源条件差异却很大:有的地区人少地多,且土地肥沃,农户就可以从土地上获得更高水平的农业收入;另外一些地区人多地少且土地贫瘠、灌溉困难,农户只能从土地上获得有限的农业收入。

   在分田到户以前乃至分田到户以后很长一个时期,全国绝大多数农村,农民收入主要来自农业。20世纪70年代乡镇企业崛起,出现了普遍的“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农民在不离开农村的情况下获得务工收入。一个地方乡镇企业发展越好,就为当地提供了越多务工收入的机会,这个地方的农民就越富裕。20世纪末,全国性劳动力市场开始形成,越来越多农村劳动力离土离乡,进厂进城,青壮年农民到城市和沿海先行工业化地区(尤其是长三角和珠三角)务工经商,这样一个进厂进城的浪潮很快就席卷了整个中国农村,推动了农村劳动力的全国性流动,产生了一个成熟的全国劳动力市场:哪里收入高,哪里就有更多劳动力涌入,从而形成了相对均衡的全国劳动力价格。

   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对那些人多地少、自然条件恶劣的农村的劳动力有更大吸引力,因为进城务工经商收入远高于务农收入。所以,率先响应全国劳动力市场机会的是那些人多地少经济比较贫困的地区,如四川、贵州和河南,且越是人多地少经济贫困的村庄就有越彻底的劳动力进城。那些人少地多农业条件优越的农村地区,农业收入相对较高,进城务工收入只是略高于务农收入,甚至没有务农收入高,这些地区农村劳动力进城就比较晚且相当不彻底,最典型的是黑龙江农村,人均耕地比较多且农业生产条件优越,到现在,黑龙江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也不普遍。还有一些资源条件恶劣、相对封闭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民文化程度比较低,受地方传统影响大,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的适应能力比较差,从而出现了虽然贫困却仍然较少进城务工经商的情况。也就是说,同样的全国性劳动力市场对不同农村地区的效应却是不同的,对于人多地少、农业生产条件恶劣的农村地区(尤其是汉族地区)具有极大吸引力,这些农村劳动力最早且最彻底地进城务工经商,从而留下了较多农村获利机会给仍然留村的劳动力。农村资源条件越好、农业收入相对越高的农村,农业劳动力进城时间就越晚且越不彻底。相对封闭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则往往由于农民缺少教育文化基础,不很适应进城务工经商,以至于当前仍然有相当部分劳动力困守农村。

   当前全国绝大多数农户家庭都可以同时从农业和进城务工经商两个方面获得收入。从农业收入来讲,虽然同一村社农户都平均获得了土地承包权,不同地区农业资源条件差异却很大。有一些地区人多地少,农村剩余劳动力缺少在农村的获利机会,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就为这些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提供了机会,越多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就留下越多农村获利机会给缺少进城机会或能力的留守劳动力(比如因为父母年老需要照顾而无法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村青壮年),且正是因为可以在农村增加获利机会,那些缺少进城条件的农村劳动力才不会勉为其难地离村进城,而是留下来成为“中坚农民”。

   资源条件好的农村,所有农户都平均获得了相对优越的农业生产资料,从而可以有相对较高的农业收入,农村剩余劳动力较少,农业收入不低于外出务工经商收入,这些地区农村劳动力就不愿意外出务工经商,也就较少让渡出农村获利机会。但这不是问题,因为优越的农业资源条件使得所有留村农户都可以获得较高农业收入。相对封闭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资源条件不好,又因为文化教育程度较低而难以有效进入全国劳动力市场,因此造成了区域性的农村贫困,这类地区的贫困是尤其要重视的。

   在当前中国农村,全国劳动力市场对资源优越的农村地区影响有限。绝大多数人多地少资源条件较差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受全国劳动力市场的巨大吸引,较早及较彻底地进城务工经商,不仅提高了农户的收入水平,而且为无法进城的农村劳动力让渡出新增获利机会。也就是说,除相对封闭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一般农村地区只要农户家庭有劳动力,这些农户家庭就可以从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获得相当于平均工资水平的收入,这样的农户家庭就不可能落到贫困线以下。

  

   四、关于平均工资率的问题

  

因为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劳动力的充分流动,当前中国已经形成了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这个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首先表现在进城务工经商方面的充分竞争性,即劳动力会依据收入高低、劳动时间长短、劳动艰苦程度、工作环境好坏等等进行选择,最终形成与劳动力条件相匹配的工资收入水平。从劳动力来讲,有技术性、专业性比较强的技术工人,技术工人前期投入教育相对较多,且因为专业性强而存在职业黏性,往往有较为稳定的工作和较高的工资水平,一般普通的生产线工人则专业化程度不高,只有较低的工资,流动性往往较大;工厂生产线劳动对个人纪律性和耐力要求很高,建筑工地劳动则活动范围较大,身体相对自由;年轻人普遍愿意在相对干净安全的工厂劳动,中年劳动力则更多到工地上从事危险性更大也更脏累的工作;文化程度低的人可能更多从事体力劳动,文化程度高的人更多从事技术性强的工作;不愿受约束的人更愿选择自雇就业比如做城市摊贩,风险厌恶型劳动力则偏好工厂劳动。这些差异又不是绝对的,而是在个人能力、偏好、年龄与工作收入、工作环境、工作自由程度等之间的平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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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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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研究》(广州)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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