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筑红:法律解释方法应用的实证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1 次 更新时间:2019-12-08 11:4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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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筑红  

   作者简介:王筑红,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法官。

   内容提要:“法无解释不得适用”已经成为共识,法律解释方法也日益受到理论与实务界的重视,并以其特有的内涵不断发挥着指导司法裁判的作用。虽然法律解释学说硕果累累,但法学家“关于法律”与司法人员“根据法律”的不同思维,使得法律解释方法应用的理想状态和司法实践存在较大差距。目前,法律解释方法的实践应用存在诸多失范问题。本文在实证分析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基础上,探寻法律解释方法发展规律,结合司法改革举措,对提升法律解释方法应用水平提出建议。

   关 键 词:法律解释方法/实践应用/规范说理/机制保障

  

   “法无解释不得适用”已经成为共识。人们希望通过法律解释,找“通向正义之路”;人们也希望通过法律解释,让法律尽显“善良和公正之技艺”。近年来,人民群众对于个案公平正义的需求显著提升,大量疑难案件涌入法院亟待解决,法律解释方法①日益受到理论与实务界的重视,相关研究硕果累累,实践应用日益丰富。本文旨在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4年开始,特别是1999年第一个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发布至今颁布的638个案例②为样本,努力呈现司法实践中法律解释方法应用的真实状态,剖析法学家“关于法律”与司法人员“根据法律”的思维差距,总结法律解释方法的发展规律,揭示解释方法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尝试构建“让法律舞动起来”的法律解释动力机制。

  

   一、解释方法应用的多维观察

  

   (一)时间之维:向多元化迈进

   随着法治中国的向前推进,国内对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十分热烈,也不断影响着司法实践,法律解释方法的应用日益受到法官的重视,呈现出蓬勃态势。本文以人民法院发布的四个五年改革纲要为期间(共20年),加上改革前的5年,将638个案例分为5个时段,对法律解释方法的实践应用情况进行考察。

   (二)逻辑之维:与严谨论证相适

   随着司法公开程度的逐渐加深,特别是文书全面公开上网后,裁判文书说理不够的痼疾受到诸多诟病。现代司法理念,强化法官说明裁判理由的义务,法官不仅要阐明解释的结果,也要阐明支持这种解释结果的理由。“法律解释的问题……在于为某种具体的司法做法提出有根据的且有说服力的法律理由。”④从公报案件来看,法官对于法律解释特别是非文义解释结果的说理论证十分严谨,说明法官对于非文义解释方法选择的慎重,也看出我们的法官已更加善于用法律解释方法来弥补成文法律天然的局限性,缓解客观事实与法律规则之间的紧张关系,推理链条更加完整。由于篇幅所限,在表2中稍作例举。

   (三)主体之维:向各级法院敞开

   按照目前我国的解释制度,四级法院中,只有最高人民法院被授予了解释法律的权力,下级法院和法官个人无权解释法律。但谁也无法否认,法官在实际审判中解释并适用法律。随着司法事业的进步,“法官是法律自动售货机”的观点早已过时,法无解释不得适用已成为共识。目前我国仍缺乏关于法律解释方法司法运用系统、详细的规定,但从公报案件看,最高人民法院不仅认可下级法院对法律进行文义解释,甚至能接受对文义解释的背离。⑤虽然我国法律方法的运用仍然处在初级阶段,但各级法院对法律解释方法的综合运用都愈加重视。最高人民法院虽然案件总量不多,但是拥有法律授予的法律解释权,更多、更大胆地运用非文义法律解释方法也是预料之中的。高级法院审理案件数量有限,又没有法定解释权力,作为相对较小。中级法院案件总量大,又拥有终审权力,特别是那些疑难、复杂和社会影响力大的案件,反而给了他们更大的法律解释方法应用空间。反观基层法院,受制于二审改判、人员素质、责任追究等压力,在法律解释方法运用上相对“无所作为”。

   (四)空间之维:向多种场域延展

   我国是成文法国家,严格遵循法律、有法必依是法官审判的最基本要求,决定了文义解释在法律解释方法中必然“独领风骚”。由于罪刑法定原则,相比其它解释方法,刑事法官会优先使用文义解释方法。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下图以刑事案件为例,对文义解释之外的解释方法在各种领域的表现进行梳理,破解其中隐含的方法适用“密码”。值得深思的是,在那些引起社会广泛争议的疑难案件中,法官反而有了底气运用多种法律解释方法寻求个案争议。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在社会主流价值观越认同,社会共识越明确的领域,法官越有可能突破文义解释而采用其它解释方法,寻求个案最公正的结论。比如,未成年人案件的解释结果有利于未成年人的成长与发展;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案件的解释结果有利于保护基本人权,与宪法中对人权保护的要求是相通的。保护商品名誉、生产伪劣商品案件的解释结果有利于保护合法正规厂家和智力成果,与保障市场经济秩序、保护知识产权等相契合。

   综上,法律解释方法的实践印记日益增多,趋势明显,但仍呈现明显的保守性。案件量最大的基层法院应用非文义解释方法相对较少,且集中在解释结果与社会主流价值观相契合的场域。究其原因,一方面我国只授予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权,未授予法官法律解释权;另一方面,为避免争议,也慑于错案追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尽管非文义解释可能得出更合理的结论,法官仍会选择相对保守和安全的解释。

  

   二、法律解释方法应用的理想与现实

  

   (一)方法应用的一般过程

   根据传统司法三段论,法官从认定案件事实(S)和法律规范(T)两个前提中,经过法律解释(H)将法律规范和案件事实结合,并得出合乎逻辑的裁判结论。其中法律解释是将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融合统一的关键环节,运用解释方法将“目光在事实与规范间往返流盼”。⑥在这个裁判思维过程中,法官要从法律文本出发,紧密结合案情综合衡量,选择适合的解释方法,得出合理的解释结论。然而由于解释方法应用的保守现状,使法官丧失熟练应用解释方法的机会,欠缺规范应用解释方法的思维方式,各种应用失范问题亟需我们重视解决。

   (二)方法应用的现实失范

   对法律解释方法实践适用的失范情况类型化归纳,有利于问题的集中呈现和深入剖析,帮助我们更全面地把握法律解释方法适用的现实状况。值得一提的是,下文案例中法律解释方法可能与法律发现、法律适用、法律推理存在一定交叉。本文着重从法律解释的角度进行阐释。

   1.失范之一:解释方法缺失

   [例1]⑦男方张某和女方赵某自由恋爱结婚。婚后因性格不合,二人经常吵架,甚至大打出手,男方离家在外租房。女方多次到男方张某单位哭闹,导致张某无法正常工作,只好辞职。男方张某先后三次以感情破裂为由起诉女方赵某离婚,赵某认为双方感情尚未破裂,不同意离婚。第一次起诉,法官依据《婚姻法》第32条,以无法证明双方感情破裂为由,驳回了张某的离婚诉讼请求。第二次起诉,法官仍依据上述法条驳回起诉。第三次起诉法官判令双方离婚。

   依据《婚姻法》规定,感情破裂是判决是否准予离婚的实体性要件。⑧法律规定一目了然,可以直接理解,但是对于“感情破裂”存在多种解释的可能性。本案中,男女双方对感情是否破裂存在争议,法官没有使用法律解释方法对“感情破裂”作出解释,而是直接引用法条作出判决,反映了法官判案的思维定势。

   判案的思维定势实际上是将法律规定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往返对比变成了单一的线性思维。一旦形成思维定势,法官就会忽略法律解释方法的运用,直接根据案件类型作出裁判。比如离婚案件,原则上只要是原告第一次起诉,被告不同意,法官就会驳回离婚起诉。这样忽略解释方法、缺乏说理的判决会引起质疑,也会让司法丧失理性力量。

   2.失范之二:解释方法错误

   [例2]警方查获辖区一理发店店主雇请多名按摩女为客人提供“打飞机”“洗飞机”“波推”等色情按摩。检察机关以店主组织卖淫罪提起公诉,一审法官认定,涉案场所提供“打飞机”“洗飞机”“波推”三种色情服务,是异性之间通过金钱交易,提供服务满足性欲的行为,是治安管理法规中予以禁止的内容,应认定为“卖淫行为”,判决被告犯组织卖淫罪。

   由于现行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均未对“卖淫行为”做出具体界定,司法实践对于“卖淫”的解释分歧很大。⑨本案中,法官仅从体系解释的角度,认为法律体系的法规对于“卖淫”的认定应当一致,将色情服务与性交行为均认定为刑法中的“卖淫”行为,扩大了对“卖淫”的解释范围,忽视了文义解释的优先性和其它解释方法的综合使用。

   从文义解释来看,“卖淫”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的“卖淫”应包括色情服务,狭义的解释应限于人体生殖器官之间的粘膜接触。就刑法的谦抑角度而言,应对“卖淫”行为采取狭义解释。如果扩大解释,将利用身体其它部分提供色情服务也纳入“卖淫”范围,可能会造成判断标准混乱,不利于司法实践操作。⑩

   3.失范之三:回避解释争议

   [例3]王某明知某商场销售的手机存在以旧充新的问题,仍从该商场购买了3部手机。后经检测,3部手机均为翻新机。王某以欺诈为由起诉商场,要求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11)判令商场作惩罚性赔偿,商场辩称王某明知手机为翻新机,商场没有欺诈。审理中,法官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条,(12)认定王某购买3部手机的行为不是生活性消费,对王某惩罚性赔偿的请求未予支持。

   仅从字面理解,商场销售翻新机,当然是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存在欺诈。本案的特殊性在于,原告知假买假,商场是否存在欺诈。庭审中双方对于如何解释“欺诈”存在争议,围绕这个争议开展对抗。而法官判决的依据是双方均未提及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条,对于当事人而言是一个法律突袭,也是一次解释方法的回避。

   当前司法实践中,法官的法律解释不受当事人法律主张的约束,法官可以直接引用各方当事人均未主张的法律规范作出判决。判决结果也许并无错误,但对于解释争议的回避,没达到明辨是非的效果,降低了判决的可接受度,也使得庭审程序流于形式。

   4.失范之四:文义解释失限

   [例4]朱某非法侵入了陆某、赵某夫妇股票交易账户,并采用高进低出的方法进行恶意交易,造成陆某、赵某夫妇较大资金损失。法官认为,朱某违法进入他人股票账户,通过高抛低买的方式造成他人经济损失,应认定为破坏他人财物,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

   如何解释“破坏他人财物”中的“破坏”,不仅存在理论分歧,也面临司法操作难题。“如果允许超出文义可能范围,就会将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理性丧失殆尽”。(13)本案中,法官将低价抛售他人股票的行为认定为破坏,明显有突破规范文义之嫌。

   文义解释是刑法解释最重要、最基本的解释方法,在忠于刑法文本的基础上,为弥补法律漏洞,应在文本“意义域”范围内适当扩大或者限缩解释。但必须遵循可预测原则,即解释结果对普通民众来说是否意外?如果偏离了大众常识,就超越了文义解释的限度,无法保证解释的合法性。

   5.失范之五:目的解释偏颇

[例5]工人何某到厂内厕所小便,后被发现晕倒在厕所,经救治无效死亡。医院证明何某死于“呼吸循环衰竭,重型颅脑损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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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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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律适用》2018年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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