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子枫:阿尔都塞的国家理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23 次 更新时间:2019-12-06 19:4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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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子枫  

  

  

   一直以来,阿尔都塞都被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人物。使这种观念变成一种“常识”流行起来的,是佩里·安德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中,安德森尽管承认“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性人物的“成就和缺点是各不相同的”[1],却又仍然毫不客气地把他们都装进了自己制订的这个筐子里,并对他们作出如下概括:

  

   西方马克思主义故意闭口不谈那些历史唯物主义经典传统最核心的问题:如详尽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运动规律,认真分析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机器以及推翻这种国家机器所必需的阶级斗争战略。葛兰西在这方面是唯一的例外,这象征着他的伟大,这使他不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所有其他人物。[2]

  

   这个概括毋宁是一种指责。但既然这种指责可以排除(可惜是作为唯一的例外)葛兰西,那就意味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个豆荚,包含在里面的都是豆子。比如,如果安德森在写下这段话时真的读懂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而不是仅仅从中读到了一种意识形态理论[3],那他就要么不会作出这样的概括,要么会把阿尔都塞也当作一个例外。当然,那时安德森不可能读到阿尔都塞的遗稿《论再生产》,否则他就更不应该这样说了[4]。因为正是在前一篇文章中,但尤其是在后一部遗稿中,阿尔都塞认真细致地分析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机器,以及推翻这种国家机器所必要的阶级斗争的战略”,也就是说,阐明了他的整套国家理论。

   要说明的是,虽然阿尔都塞在《论再生产》中非常完整地论述了一套国家理论,但这本书绝不仅仅只涉及国家理论。《论再生产》的真正抱负,是要发展马克思主义最核心的理论,即由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科学[5]。

   在《论再生产》的“告读者”里,阿尔都塞这样谈到自己的研究:

  

   如果我们想提出一种哲学定义,让它不再是关于哲学的简单的、主观的、从而是唯心主义的、非科学的“自我意识”,而是一种关于哲学的客观的、从而是科学的认识,我们就必须求助于别的东西而不是哲学本身 :求助于能够让我们科学地认识哲学一般的某门科学或某几门科学的理论原理。我们寻找的正是这些东西。大家会看到,我们将不得不将某些原理阐述得更明确,并尽我们所能地把一些认识向前推进。

   正如大家所见,这门科学及由它所派生的其他科学,都取决于一个史无前例的发现,马克思通过这个发现为科学认识开辟了一块新“大陆”,历史大陆。关于这一科学发现的一般理论叫作历史唯物主义。

   因此,为了能够实现我们的目标,即给哲学下一个科学的定义,我们将不得不兜一个大圈子,先谈谈我们所需要的由历史唯物主义带来的科学成果。[6]

  

   所以《论再生产》所属的那套著作的最初计划[7],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并在此基础上为哲学下一个科学的定义(作为一位哲学教师,阿尔都塞并没有忘记在自己的“专业领域”进行具体的战斗)。实际上,阿尔都塞在不同的场合多次提到过,马克思为“科学认识”开辟了一块新大陆,即“历史大陆”,马克思因这个开创性贡献,而类似于科学史上的泰勒士和伽利略——前者开辟了“数学大陆”,后者开辟了“物理学大陆”;后来阿尔都塞还提到弗洛伊德,后者也为科学认识开辟了一块新大陆,即“人的无意识”。所以他认为,弗洛伊德和马克思是出生于19世纪的两个最伟大的人。

   从阿尔都塞的论述来看,所谓历史科学,就是关于社会形态及其变化的理论。但阿尔都塞在谈到马克思开创的这门新科学时,总会有所保留,会说马克思只是为这门科学奠定了基础。在《论再生产》中他也一再强调,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还处于描述性的阶段,而他的全部努力,就是要促使这种仍然处于描述性阶段的理论发展成名符其实的理论。正是在这个由他发展了的社会形态理论中,包含着一种较完整的国家理论。因为在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中,国家并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虽然在马克思最初的研究计划中,“国家”本来与“资本”是相并列的[8],但可惜他最后写出了一部《资本论》(尽管未完成),却没能写出一部《国家论》。所以可以说,《论再生产》就是阿尔都塞替马克思写成的《国家论》(尽管也同样没有完成)。之所以说是替马克思写成的,是因为阿尔都塞在这里是向着《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结尾匆匆提到的“国家和法同所有制的关系”所暗示的方向前进的[9]。

  

  

   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中缺少国家理论,这一点阿尔都塞早就注意到了[10]。

   1966年6月26日,阿尔都塞以个人名义邀请了一些自己认识的哲学家到巴黎高师开了个小会。他在邀请函中说明了此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让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坐在一起,使他们互相跟上对方工作上的最新进展;同时也盘点一下马克思主义研究无论如何都必须着手解决的一些主要理论问题。”会上他第一个发言,作了题为《哲学的形势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演讲。他在演讲中提出了在当今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中占有理论战略位置的一些重大问题,而在“历史唯物主义领域”中“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有六个,其中第三个是“关于法律-政治的上层建筑的理论(法的理论、关于国家政权的理论和关于国家机器的理论)”[11]。

   1977年11月11日至13日,意大利《宣言报》编辑部在威尼斯组织了一次题为“后革命社会中的权力和对立”的研讨会,阿尔都塞在会上作了题为《马克思主义终于危机了!》的发言。发言中他提到了马克思主义危机的诸多方面,其中有一个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存在很多疑难问题,如关于哲学,尤其是关于辩证法的疑难问题,等等。他认为其中有些问题在他的《保卫马克思》中已经解决了,但还有一些其他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在马克思和列宁那里,存在着两个具有重大后果的理论空白:一方面是国家理论的空白,另一方面是阶级斗争组织理论的空白。我们可以说:不存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并不是马克思和列宁试图躲避这个问题——这是他们政治思想的核心。但我们首先会在我们的作家那里,在各种把国家与阶级斗争和阶级统治联系起来(具有决定作用的暗示,但没有分析)的做法中,发现一种反复的警告:千万要避免关于国家的那些资产阶级观念——而这是关于国家的消极界定和定义。马克思和列宁确实说过,存在着各种“国家类型”。但根据什么来区分它们呢?国家又是如何保障阶级统治,国家机器是如何运行的呢?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分析。[12]

  

   也就是说,其实早在1966年,阿尔都塞就已经把国家问题当作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中具有重要战略位置的问题,并计划要对它进行研究了。到1977年,他又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存在国家理论的空白。而《论再生产》的出版,让我们终于知道,当他1977年那么说时,其实早已经为填补这个“理论空白”作出了多么大的努力和贡献。

   填补“国家理论”这个“空白”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正如列宁所说,“国家问题是一个最复杂最难弄清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被资产阶级的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最混乱的问题”[13]。为什么这么说呢?难道不是有不少资产阶级学者就这个问题写下过一些伟大的著作,并提供了一些启人深思的洞见吗?比如马基雅维利、孟德斯鸠、霍布斯、洛克、卢梭,等等——他们都是阿尔都塞所偏爱的学者,后者在巴黎高师的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课,几乎主要围绕他们的著作而展开[14]。

   这里我不想深入探讨这些学者或意识形态家的国家理论,因为在我看来,尽管它们包含了不少科学认识的要素,但它们与其说是关于国家的科学理论,不如说是嵌入他们自己时代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政治斗争的历史遗迹——这个遗迹或者见证了资产阶级有机知识分子在这个阶级上升时期为争取自己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所作出的努力(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卢梭),或者见证了保守的贵族不甘于其阶级在政治上的没落(孟德斯鸠)。

   比如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的神话”,其核心问题其实是具体历史形势中三股“势力的组合而非权力的分立”[15];比如无论是霍布斯、洛克还是卢梭,他们关于国家的契约论起源的神话,反映的无非是他们在自己的时代希望建立的秩序,或他们为已经建立的秩序所提供的意识形态辩护。因为在一切形式的契约论国家理论中,最终都无法避免的一个悖论是:契约属于法律范畴,没有法律,就不可能存在契约,而如果没有在一定范围内统一的政权,就不会有有效的法律。所以必须先有国家,才能有法律,然后才能有契约和契约的有效性。“没有武力,信约便只是一纸空文”[16],这意味着“契约”本身必须由“武力”来保障,意味着被集中起来的“合法”暴力必须先于“契约”而存在[17]。用阿尔都塞的话说,“契约”属于“民法”领域,而“民法”只有在“刑法”的支持下才成其为“法”,但“刑法”的前提是一种特殊的暴力机器,即镇压性国家机器。所以一切社会契约论者都搞错了:他们把社会契约当作国家的起源,而实际上国家才是契约存在的前提和保障。国家产生于社会契约,从来不是一个历史事实,而是一种事后的意识形态追认,或一种从来没有实现过的“理想”——这个理想在卢梭那里采取了人民“同自己订立契约”[18]的悖论性形式(说这是悖论性形式,是因为没有任何人会同自己订立契约,那既无必要,也无可能)。

   虽然国家(état)的存在是法律和契约的前提和保障,但它本身并非原初就存在,它是阶级斗争的后果,是阶级斗争中各阶级力量较量后最终达到的一种“状态”(état)。这也就意味着,如果在这场阶级斗争中,有某个阶级或某几个阶级之间的联盟的力量绝对胜出,那么国家就会成为这个阶级或这几个阶级之间的联盟的国家,从而成为它们的斗争手段和统治工具。这同时也就意味着,任何国家并不是一经存在就一劳永逸地存在的,而是一个随时可能消失的状态。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就以指点一位君主建立统一的意大利民族国家的实践形式(因为这个文本就“写在政治实践空间内”),让我们看到国家的暴力起源以及国家的不稳定性。

   以上这些内容,都或明确或隐含地写在阿尔都塞的一些文本中[19]。它们说明,阿尔都塞对那些资产阶级学者的国家理论,都非常熟悉。但阿尔都塞的国家理论完全不是从这些资产阶级学者的理论出发的,他的国家理论跟一般的主权理论、分权理论、政体类型理论、社会契约理论等等也没有任何共同之处。阿尔都塞的国家理论是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出发的关于国家的一般理论。

  

  

我们都知道,马克思并没有专门的著作系统讨论国家。但人们可以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找到他关于国家的一些零散提法。比如“因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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