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网络流量；流量拜物教；弹性积累；平台经济；物化理论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组成部分之一，传播政治经济学对蓬勃发展的网络经济中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提供了全球向度的实证经验和深刻的理论阐释。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突破与文化研究的范式隔离之后，笔者以为两者融合的研究趋势拓展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对当代网络社会问题的思考领域。沿袭这一理论路向，本文将数字文化工业“流量拜物教”的工具理性作为社会合理化原则的当代形式理性，对网络流量和平台资本进行的理论反思。

　　 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聚焦政治经济结构与劳动价值的关注不同，自卢卡奇以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理论重心移到了理性批判。在十月革命的逆转之后，卢卡奇深感商品的规定性是人们生活的规定性（卢卡奇，2020:149-150），物化是“整个社会的普遍命运”（卢卡奇，2020:158），资本主义物化现象的根本原则是合理化原则，就是根据“可计算性来加以调节的合理化的原则”（卢卡奇，2020:155），这意味着经济过程切断了人与劳动对象之间的自然关联，导致原子化的社会系统里孤立的个体劳动被可计算的量的规定性所制约和操控。卢卡奇对欧洲现代人的命运的忧患思考促使他寻找思想源泉以解决物化之下现代人遭遇的生存性困境，他最突出的理论贡献在于对资本主义社会支撑合理化原则的形式理性进行了深刻批判。1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承接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求解理性与权力的关系。作者洞察到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表面上承认多样性，但实际上并不允许差异性，强制性地迫使人们服从整齐划一的过程，文化工业就是这一驯服进程的意识形态。个体不是独立的个体，仅仅是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要素。文化工业作为现代社会工业化进程的产物，支撑其发展的技术所内含的工具理性将文化工业塑造为了同一性的社会强制，用消遣性的娱乐驯化人们的感知模式，从而使文化工业得以“以自己的力量将与艺术格格不入的原则纳入到消费领域之中”（Horkheimer&Adorno,2002:107）。资本主义以可计算的实证主义工具理性原则服务于将大众转化成同质化要素的文化机制，是网络时代之前的文化工业的操演模式，其理性已经沦为权力纯粹的工具而丧失了对权力的约束。

　　 网络平台是当代数字文化工业的组成部分之一，其显著功能之一是帮助网民“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同时也将我们日常生活的各类元素转化为具有经济价值的数据。网络社区的繁荣本质是衍生具有经济效率的生产单位，个体用户的多样化增值层与平台的资源共享层时时刻刻效劳于资本与剩余价值的弹性积累。本文通过聚焦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在当下具体化、语境化而形成的“流量拜物教”如何勾连平台经济的资本弹性积累，旨在说明网络平台作为当代信息技术产业主导的新型基础设施虽不事生产却开辟了社群聚集资源和新型市场经济，这一经由算法优化的商业模式所驱动的物化意识和异化劳动正全面入侵网民的日常生活实践。哈贝马斯曾强调“公共领域同时被大众媒介结构化和控制，通过一场不仅仅是影响而是控制用户行为的传播流战斗来进行主题筛选和主题贡献，从而发展成为一个被权力渗透的竞技场，而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的战略意图被尽可能地隐藏”（Habermas,1992:437）。借鉴这一敏锐洞见来透视当前网络平台建构的平台社会性，可以断言其并非网民主体性的获得和彰显，而是主体性的全面削弱，网民“有规定的否定”（determined negation）思考沦陷在平台资本弹性积累的权力宰制之中。2这些是21世纪全球向度的公共问题，也是深具社会关怀和现实主义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质疑工具理性、参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理论对话的议题重镇。

　　 一、平台资本的弹性积累制造“流量拜物教”

　　 发源于美国的互联网浪潮催生了信息技术产业的繁荣，并将人们带入卡斯特（Manuel Castells）论述的“网络社会”。如其所说，20世纪80年代开始席卷全球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推动了国际信息发展主义再结构的过程，它是网络社会崛起进程中最具决定性的历史因素。信息化、互联网等信息产业本身是新自由主义环境下科技发展的产物，反过来又驱动资本主义“再结构”，“加速、引导与塑造了信息技术范式，并引出相关的社会形式”，形成了“新的技术—经济体系”（卡斯特，2001:22）。凭借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和信息技术迅猛革新的相互利好，平台经济在更有利于资本积累的社会环境中获得了快速增值的新空间。

　　 （一）平台经济下的弹性积累

　　 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发展遭遇瓶颈，经济萎缩结束了战后资本主义的黄金期和福特主义的积累体制，大资本、大劳工与大政府转而成为“僵化体制”阻碍了资本积累的规模与速度。为了应对更为复杂多变的经济发展条件并提升资本增值效率，资本主义逐渐舍弃“僵硬”的福特主义体制，采用弹性生产、弹性消费、弹性雇佣等弹性积累体制，亦即所谓的后福特主义。大卫·哈维（David Harvey）认为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所引发的战后资本主义体系首次严重的经济危机是福特主义迈向弹性积累（flexible accumulation）的转折点，此后，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在过程和结构上都与“福特制”的“标准化、福利化”渐行渐远，新的经济秩序表现为一种去福利化的、个体自我负责的“弹性积累”，在劳动过程、劳动力市场、生产和消费模式上都表现出充分的“弹性”（Harvey,1991:189-197）。3弹性积累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资本主义的利润危机，也创造了新的劳动过程和生产模式。资本的弹性积累和全球流动是两个同步的进程，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使得弹性积累得以成为一种全球现象（熊易寒，2016）。进入21世纪以来，在数字技术变革的基础上，数据对企业及其与工人、客户和其他资本家的关系变得越来越重要，能够获取和控制大量数据的平台成为一种新的商业模式，随之而来的是大型垄断企业成为影响社会运转的重要力量，这一转变被有些学者称为“平台资本主义”。4平台成为数字经济的关键模式，而平台经济也日渐变成市场经济活动中资本积累的主要商业设施。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语境中，平台企业完全遵循市场经济原则，利润和效益是其核心的律令。

　　 以网络平台为代表的数字信息产业，其资本的弹性积累发展出了一系列完全不同于后福特主义制度下制造业弹性积累的新形式，集中体现在对平台用户自由参与信息生产和消费赋权的同时也隐蔽地对用户的劳动时间、数据信息、精力情感进行剥削。依托网络平台，数字资本主义一方面在企业内部将核心技术与专用资产去组织化、去边界化，另一方面在个人生活的休闲和消费领域将媒体实践化为游戏化、娱乐化与个性化的数字劳动，通过将公众的好奇心、兴奋、激动等感性行为与日常消费需求转化为具有商业交易价值的数字化劳动与资本，由此实现资本增殖（吴鼎铭，2017）。通过商业数字网络的交流和社会化将用户生产的信息商品化并出售，这是“大数据”资本主义积累过程的核心（Mayer-Schönberger&Cukier,2012）。

　　 （二）被算法抽象为流量的平台世界

　　 在“连接一切”意识的引领下（胡凌，2016），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一切实践被不断扩张的各类科技公司转化为数据，种种日常活动都被转移至网络平台。范·迪克（Josévan Dijck）等将平台（platform）定义为旨在组织用户之间交互的可编程架构，认为虽然在许多人眼中平台只是一种技术工具，但这些线上活动其实隐藏着一个系统，其逻辑不仅仅是让日常活动便利化（facilitating）——它们事实上塑造（shape）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的组织方式（Van Dijck et al.,2018）。通过将种种社会过程转化为数据流，这一整体性的“数据化”（datafication）进程（Van Dijck,2014）已经全面渗透并且还将继续深度介入当下生活，在算法技术的支撑下我们面对着一个相互联结的世界，各类平台连通、渗透到社会机理之中，影响到机构、经济交易以及社会和文化习俗。

　　 平台社会历经技术与资本结盟的重组，真实世界经由算法抽象化为流量呈现的虚幻世界，算法一方面计算着人们的媒体使用行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也为平台企业追求经济利益和商业利润提供新的手段。马西亚斯（Ulises A.Mejias）和库尔德利（Nick Couldry）将“数据化”直接定义为一种“为了经济价值”而“通过数字信息对人类生活进行量化（quantification）”的当代特有现象（Mejias&Couldry,2019:1）。在两位作者看来，数据化本身就是一个量化的过程。通过量化，平台企业通过算法将人们使用媒体而生成的数据转化为了可以被进行价值衡量的商品体系——流量，进而服务于自身的商业利益。

　　 范·艾斯（Van Es,2020）批判性地考察了优兔（You Tube）网站上标识着浏览量的“观看”（the view）功能后指出，“观看”建构了一种再现用户喜好和观看倾向的神话，并作为整个平台的基本运作逻辑持续规范着所有平台用户的行为，它是涂尔干社会整合意义上的一个功能范畴，即通过各种不同形式的结构化行动将普遍的权力关系自然化。这些由“观看”数据建构起来的等级结构关联并影响着平台用户的参与度、经济收益、知名度和受欢迎程度，同时在算法的作用下参与决定着人们在平台上能够看到的信息内容。当人们以“观看”所显示的数据作为评价视频受欢迎程度的依据时，人们的分享、创意、共情等社会交往行为就被网络平台悄无声息地转化成为以数据为导向的流量积累过程，变成平台企业谋取商业利益的源泉。

　　 （三）平台资本积累下的“流量拜物教”

上述所论数字时代资本的弹性积累是平台经济实现资本增殖的前置条件，也是使得流量在资本积累过程中扮演核心角色的新型积累模式。网络平台所驱动的数据化进程日渐成为新的科学范式，用于理解人的社会性和社会行为（Van Dijck,2014），这是一个将生活转化为数据的合理化进程，在此过程中，数据积累逐渐变成整个社会运转的基本前提，整个社会依赖于科技公司建构的平台系统，以至于连传统上由政府实施的监管审查也难以对其产生有效约束（Gillespie,2018）。网络平台追求着用户使用带来的数据和流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