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丰:中美战略竞争的限度与管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7 次 更新时间:2019-11-24 21:3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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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丰  

  

   伴随中美在经贸、安全和人文等各领域的摩擦加剧,分析者们普遍认为,国际政治再次回归到大国竞争时代。在这个背景下,中美竞争的前景和方向如何? 各自的战略选择会是怎样? 战略竞争将会如何影响地区和全球层次的经济、安全和政治态势?学术界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目前流行的一些话语,包括“修昔底德陷阱论”“脱钩论”和“新冷战论”等,都在暗示一种相对悲观的前景,强调中美竞争爆发冲突的可能性。这些论调都是结果导向而非过程导向的。但21 世纪的大国竞争是冷和平状态下的持久博弈,而不是热战条件下的你输我赢,关于结果的认识无助于我们理解双方互动和较量的过程本身如何发展。在思考中美关系未来发展时,既要承认战略竞争凸显的新现实,也需要探讨如何通过管理竞争来避免无限升级和冲突的恶性循环。在国际力量对比变化的背景下,中美两国需要根据自身实力变化和发展状况,明确界定彼此的合理利益范围,同时将竞争限制在利益博弈和较量的范围之内。无论在地区政治与安全的议题上还是其他议题上,中美都需要接受共处的现实,展现包容性,努力限制竞争的烈度。


一、中美战略竞争的凸显


   许多学者认为,竞争中合作、合作中有竞争是中美关系的常态。理想来看,大国关系存在合作、竞争和对抗三种典型的互动方式。这三种方式并不彼此完全排斥,在双边交往的不同议题上会同时交织。不过,某种互动方式在特定阶段会占据主导,从而形成双边关系的基本模式。回顾历史,在 1972 年开启关系正常化之前,中美关系以全面对抗为主要特征。1972 年以后,中美合作首先从战略安全领域起步并不断加深,在冷战结束后又迅速扩展到经贸领域。此后四十多年里,中美关系的发展始终伴随着各种紧张和危机事态,但并未改变中美合作的总体格局。当前,受到美国对华认知和政策转向的推动,战略竞争正在成为主导双边关系的模式。

  

   早在奥巴马第二任期,美国对华政策就在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出台意在制衡中国在亚太地区日益拓展的影响力。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对中国的态度经过短暂模糊,自 2017 年下半年开始也逐渐变得明确。当年 12月,特朗普政府在其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明确定位为“修正主义国家”和“战略竞争对手”,认为中国是需要优先应对的首要国家安全威胁之一。在这种新的对华定位认知指导下,美国采取了一系列高强度、高频次的强硬举动,给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造成巨大冲击。

  

   特朗普政府发起的挑战是多领域、全方位的。在经贸议题上,美国通过发起关税战进行施压,试图迫使中国在贸易赤字、市场准入、知识产权等问题上做出让步。在安全议题上,美国在台湾和南海等涉及中国领土主权和权益的问题上做出一系列挑衅行动,同时还推出印太战略,通过强化前沿部署和推动亚太联盟体系转型来牵制中国。为了阻击中国的海外倡议和经济拓展,美国针锋相对地提出一些区域性合作计划,利用“债务陷阱”等话语抹黑中国的海外基础设施投资项目。此外,一些美国智库和媒体还在渲染中国的“锐实力”,指责中国进行“影响力渗透”,并以此限制中美在人文交流和学术研究等领域的合作。这些情况表明,中美之间的互动模式正在从合作主导转向竞争主导。从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态势看,以战略攻势和胁迫外交为基本特征的对华政策具有长期性和系统性。在国际力量对比变化背景下,中美两国核心利益的兼容性有所下降,是竞争压倒合作的首要原因。长期以来,美国将维护全球主导地位和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作为自己最大的核心利益。在冷战结束后相当长的时间里,美国并不认为中国有能力对自己构成挑战,并且期望通过接触政策来推动中国朝着其所希望的方向发展。而近几年来,美国官方和战略界普遍认为,一个崛起的中国并没有按照美国接触战略的预期那样发展,而是在全球范围内拓展影响力,并且认定中国对美国的核心利益构成威胁。特朗普改变了美国政府长期奉行的自由国际主义霸权理念,转而强调美国至上和单边主义,但在维护美国主导地位这一核心目标上并未松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融入国际体系,努力维护良好的国际和地区环境,实现自身经济快速发展和国力的稳步提升。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需要维护和实现的国家利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其范围和内容随着海外活动拓展和实力增强而扩大,而维护利益的手段也更加多样。尽管中国并没有寻求以暴力方式改变既有国际秩序,但是美国认为中国日益拓展的国家利益需求和日益展现的外交手段不可避免地对其主导地位形成挑战,需要采取战略攻势加以防范。

  

   美国战略界根深蒂固的“敌人意象”也加速推动竞争成为中美关系的主导特征。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规划总是围绕某些明确界定的敌人或对手而展开,以此为基础进行战略部署,调整战略资源,并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支持。美国政府公布的每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以及与之配套的《国防战略报告》《军事战略报告》中都充斥竞争者、对手、挑战者、敌人等字眼,对美国面临的威胁来源、强度和优先关切有清晰的表述。针对这些潜在威胁的程度和紧迫性,每届美国政府会对整体战略规划以及相应的军事部署、资源配置和具体行动进行调整和修正。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并不是特朗普政府首创,早在 2001 年小布什政府上台之初就提出过类似概念。只是由于“9·11 事件”发生,美国的整体战略焦点才转向打击恐怖主义,中美关系的合作基本面得以维持和扩大。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在美国国家安全议程上,应对恐怖主义、核扩散等威胁的重要性正在下降,而与中国和俄罗斯等大国展开权力竞争的重要性逐渐上升。

  

   特朗普个人及其执政团队的战略思维和行事风格也冲击着中美关系的稳定性。从竞选到执政至今的两年多里,特朗普的内外政策主张的确反映出他特立独行、挑战常规和注重交易的鲜明个性特质。在“美国至上”原则的驱动下,特朗普在安全上强调减少美国的义务、承诺和投入,经济上则痴迷于扭转贸易赤字这一简单考量,不惜威胁和敲打传统盟友和安全伙伴。在对华发动贸易战的过程中,特朗普不断抬高要价和施加关税压力,不惜动摇中美关系的基本框架。

  

   由于他的一系列强势举措,中美关系不可避免地受到其风格和偏好的影响。与此同时,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也受到了美国国内政治生态和思潮变动的支持,特别是迎合了美国保守主义右翼和民粹主义的对华主张。由于中美两国在维护全球和地区安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以及解决全球性问题等议题上仍存在着巨大而广泛的共同利益,在战略竞争加剧背景下,双方的合作并不会中断或减弱。但是,双方达成和维系合作将会经历更加艰难的博弈过程,纷争和摩擦愈发频繁。当前中美战略竞争仍处于初始阶段,其最终呈现形态、竞争的强度以及手段的运用,都取决于双方的战略互动。考虑到中美两国的利益紧密交织,双边关系的前景对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会产生重要影响,在展开有限竞争的同时,如何管理竞争成为一个迫切需要探讨的议题。

  

二、战略竞争的限度与竞争管理

  

   大国关系从合作主导转向竞争主导,体现了双方核心利益兼容性和主要战略手段的变化。竞争可能是温和、良性和包容的,也可能是激烈、恶性和排他的。由于竞争方式和程度的变动是战略决策者主动选择的结果,大国竞争的水平和烈度可以得到管理。在国际关系理论和战略研究文献中,大国竞争的原因、策略和后果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讨论。相比之下,如何管理大国竞争是一个讨论并不充分的议题。竞争管理的学理研究之所以相对匮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实践上的发展并不充分。在大国竞争凸显的几个典型历史时期,管理竞争都没有作为一个有意识的目标被提出。

  

   在竞争主导阶段,大国关系通常会呈现出以下典型特征。第一,双方的利益斗争和较量凸显,而利益协调的难度加大。在合作为主的阶段,大国之间能够灵活务实地搁置彼此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发展状况和其他重大议题上的分歧,在利益兼容性较大的领域开展协商和协作,寻找建设性和共识性方案,推进彼此的共同利益。在竞争主导阶段,双方利益兼容性显著下降,一方或双方更看重和试图实现兼容性较低的利益诉求。

  

   第二,一方或双方会更愿意承受对抗的风险和损失,经常性地以胁迫、升级作为策略,单方面提高要价,威胁冻结合作或退出合作,不再遵守已有的协议和框架。合作主导时,相互协调、搁置争议、相互妥协会成为一种可以达成的博弈策略。在竞争为主的新阶段,大国关系则会呈现出更大的波动性。美国近期在对华贸易问题上的极限施压做法表明,美国不再遵循双方已达成的合作框架,会单方面提高要价或以退出合作为威胁,通过胁迫和升级来推动自己期望的更大获益空间,由此导致双边关系的波动。

  

   第三,双边关系发生危机的风险点明显增加,管控风险的难度加大。在合作为主的阶段,危机事件也会在双边关系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但是这些事件通常是零散的,风险相对容易识别,也容易因为利益兼容性大而达成妥协性方案。在竞争为主的阶段,竞争是全方位、多领域、立体式的,双方的博弈过程处于“潜危机”状态,而且通常不是单一的危机事件,可能是在多个议题上同时发生多个危机,使得风险的防范和管控更加困难。

  

   竞争一旦成为大国关系的主导模式,就很容易走向对抗。在大国竞争的历史案例中,经常出现的互动模式是,一个大国有意识地将胁迫施压作为获取自身利益的最合理策略,另一方则主动或被动地加以回应,双方从小的摩擦逐步扩展到大规模、高强度军事冲突。冷战初期,美苏双方都没有意识到管理战略竞争的重要性,而是不断夸大对方的威胁能力和意图,将某一个议题上的对峙视为总体挑战的信号,将某个局部地区发生的挑战视为整体冲突可能爆发的前兆。在多数地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采取了争锋相对、以牙还牙和竞相升级的互动策略,从而推动它们走向了长期的总体对抗。例如在欧洲地区,美苏两国在建设欧洲集体安全机制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并分别建立了北约和华约两大对立军事集团,将冷战推向高潮; 在美洲地区,苏联在古巴部署核武器,企图以此逼迫美国撤出在土耳其部署的核武器,最终引发古巴导弹危机。这表明,如果两国的领导人、政治精英和民众没有意识到竞争失控的风险,任由竞争升级,最终会导致高烈度冲突这一预想不到的非本意后果。

  

   无序竞争会消耗双方大量资源,无益于任何一方利益的实现。在竞争中,决策者通常会选择接受一种“最坏打算”的假定,预设对手有充分的能力、足够的意图对自己的国家安全、福祉和地位构成威胁,并以此来规划战略设计、调配战略资源,并在最大程度上动员国内支持,为赢得战略竞争做充分准备。但是,国家可以调配的战略资源是有限的,而需要实现的战略目标是多样的。应对战略竞争只是国家领导人的战略议程之一,而不是全部。在资源有限条件下,两国还需要将资源投入更有意义的国内发展事务上去。冷战时期,美苏两国投入大量资源展开军备竞赛和势力范围的争夺,大大超出国家安全之必须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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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国际关系》2019 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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