泮伟江:在科学性与实践性之间——论法理学的学科定位与性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2 次 更新时间:2019-11-24 11:4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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泮伟江  

  

   摘要:法理学的学科自主性面临着科学性不足、缺乏实践性和相对于部门法的冗余性等批评,那种传统的法理学指导部门法教义学和法律实践的模式正面临危机。拯救法理学的学术尝试也随之展开。其中,“无用之用说”坚持法学的纯粹科学性,放弃法理学的实践性;“实践参与模式”采取二元论,将法理学分为规范理论与后设理论两个部分,各自兼顾法理学的实践性与科学性,但却仍无法论证后设理论的实践性与规范理论的科学性。将法理学看作是科学系统与法律系统之结构耦合的理论,能够更好地说明法理学的科学性与实践性这两个面向及其相互关系。法理学是法律系统内部分化出来与裁判系统、法教义学系统并列的子系统,其任务是在法律系统内部对法律系统的整体进行自我描述和自我反思,从而在法律系统与社会的共同演化过程中引导二者关系的调整,促进法律系统随社会发展而发展与演化。

  

   关键词:法理学;科学性;实践性;法律系统;结构耦合

  

导论

  

   在整个法学研究体系中,法理学占据了一个特殊而重要的地位。说它重要,是因为法理学一直被看作是法的基础理论,被看作是整个法律知识体系的基石;说它特殊,则是因为法理学不像那些以各自特定领域的法律规范体系为研究对象的部门法教义学,它并不将自身的研究局限于任何一个特定的部门法领域,在方法上也迥异于一般的部门法教义学研究。但由此也造成了法理学之学科定位和实践功能等方面的危机。随着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之学术争论的深入,法学研究在方法论层面的自觉性日渐增强,对于法理学之性质和定位的疑问和危机感也愈发加重。既然严格意义的法学就是法教义学,而法理学研究与法教义学研究在基本预设和方法层面的差异又是如此之大,那么法理学研究在何种意义上能被称作是法学研究?如果法理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学,那么法理学是什么?它与法学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法理学的性质,以及它在整个法律实践中的功能,究竟何在?对于法理学研究来说,上述问题构成了该学科最基础的、最核心的同时也是最难回答的问题。

  

   综合来看,对照部门法教义学的深化与成熟,中国的法理学研究面临着三大批评:

  

   首先是对法理学之科学性的质疑。如果一个学科不能形成稳定、完整和融贯的知识体系,那么该学科是否具有科学性和自主性就很值得怀疑。相较于法教义学的体系化,法理学研究是高度个性化和分散的,其内部基本上是彼此自成一派。在中国,“法理学”长期以来都是一个相对比较宽泛的概念,一般法理论、立法学、法律思想史、法社会学等都可以被容纳进“法理学”之中。即便是中国的法理学教材,通过概念论、运行论和价值论等不同部分的分设,似乎可以将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法社会学、自然法学等在立场和方法迥异的法学流派同时纳入其中而彼此相安无事。这与民法、刑法等部门法教材的“总论—分论”之结构和内部融贯的教义学知识体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教材与课程体系的成熟是学科成熟的重要表现形式,而从中国的法理学教材来看,却更像是法理学各种学派和知识的大拼盘,缺乏一个统一而科学的法理学知识体系。

  

   其次是对法理学之实践性的质疑。法教义学以具体的法律部门和法律规范体系为基础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而法理学却不存在与其对应的法律部门与法律规范体系作为自身的依托。这意味着,法教义学研究虽然也是“理论”研究,但与法律实践具有高度的对应性,但法理学却不存在此种制度化的实践对应性。于是,相对于法教义学而言,法理学在实践上是否有用,就成了一个问题。就此点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直观经验而言,当人民群众碰到一个法律问题时,若找一位相关部门法的法教义学研究者请教,往往能够得到若干有益的指导和建议,但如果找一位法理学研究者请教,后者往往是一问三不知。这就进一步加剧了关于法理学在实践中是否有用的疑问。

  

   法理学的实践性问题,同时也涉及法理学的本土化问题。部门法教义学具有高度的实践对应性,因此通过判例与学说的良性互动,是有可能实现本土化的。但如果法理学不能与中国法治建设的实践对应起来,那么法理学如何可能实现本土化?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法理学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又如何可能?

  

   再次是对传统的“法理学与部门法之间的指导与被指导关系”命题的质疑。传统的中国法理学教材都将法理学看作是诸部门法的“基础理论”或“一般理论”,因此主张法理学与诸部门法之间存在着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但随着法律实践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发现,法理学的许多知识点,例如法律行为理论、法律权利理论等,要么因为与部门法的理论是一样的而被认为是冗余的,要么因为与部门法教义学中的理论不一致而被认为是错误的。如此一来,原先所预设的法理学与部门法教义学之间那种类似于总论和分论的指导与被指导关系是否成立,就成了一个疑问。

  

   法理学是否能留在法学学科的大家庭之内?法理学对真实世界中运行的法律系统而言,其价值何在?法理学之前一直倾力提倡的以法教义学为“正宗”的法学学科自主性的发展,是否可能产生某种“飞去来器”的效果,从而产生法教义学对规范法理学的“弑父效应”?许多中国法理学研究者目前似乎正被这类问题所纠缠。整体来看,大多数中国法理学研究者基本上都已接受如下结论:旧的法理学教材所设定的那种法理学对部门法教义学的实质意义层面的“指导模式”已很难站立得住。

  

   当然,“抢救法理学”的学术努力也不容忽视。目前来看,在中国法学界,抢救法理学的努力大致有如下几种进路和方向:第一种进路是继续坚持“理论指导实践说”,只是其论述的重点从一般法理学转向法学的一般方法论,即在法学方法论的层面划分具体法教义学与一般法教义学,从而将法理学层面的法学方法论作为具体法教义学方法论的“总论”,继续维持法理学与部门法的指导与被指导关系。除了这种进路,其他的各种进路都已基本放弃此种“指导模式”。于是抢救工作变得主要围绕着法理学之实践性与科学性问题展开:一种方向是坚守法律的科学性,甚至不惜为此放弃法律的实践性。“无用之用说”可被视为此种方向之努力的代表。另外一种方向则重在论证法理学的实践性,强调法理学对法律实践问题的解决而言仍然是有用甚至是重要的,因此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牺牲法理学的科学性,我们不妨称之为“实践参与模式”,其支撑理论则是德沃金(Ronald M. Dworkin)所称的法律实践推理的“辩护梯度上升”(Justificatory Ascent)理论。“实践参与模式”降低了对法理学科学性的要求,这一点可参见“理想理论”与“非理想理论”的区分:越是接近实践,就越是要放弃“理想理论”的要求,而不得不接受法律实践的各种约束性条件。

  

   上述几种观察和反思法理学在法学学科中之定位的理论模式,各有其洞见与优势,但也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并未真正解决法理学的身份焦虑。本文试图引入卢曼(Niklas Luhmann)的社会系统理论之资源与观察角度,将法理学与部门法教义学的关系,放入法律系统的整体架构与视野中进行观察,从而将法理学定位成对“法律系统自我同一性”进行反思的“法律系统的自我描述和自我反思”,因此可称作是“反思模式”。

  

一、反思法理学的科学性预设

  

   “无用之用说”彻底否认法理学的实践性,强调法理学乃是一种科学研究,因此“实践有用性”并无资格成为判断法理学研究之正当与优劣的标准,恰恰相反,判断法理学研究之正当与优劣的标准应该是“真理”。用系统理论的术语来说,这就意味着,法理学研究的本质是一种科学研究,故而必须接受科学系统预设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条件即所有的研究都必须接受“真”或“非真”的检验,并以真/非真的二值代码为引导而展开。例如,翟小波就认为:“法哲学只有对错好坏之分,无有用无用之别。法哲学是探究和表达关于法律正确和普遍的观念、概念或命题体系(真理)的学问。它有自己的成败、好坏标准,而这些标准主要是一套理论美德,与其用途无关。”

  

   由于现代学科体制的独立与分化,无论是法教义学,还是法理学研究,基本上是以大学的法学院为基本单位进行组织,辅之以学术著作出版与学术刊物论文发表所构造的论著体系,以及大学课堂所构成的法学教育体系。在此种语境下,无论是法教义学研究者,还是法理学研究者,都更容易将自身所从事的研究认同为一种平行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社会科学研究,并将研究自身的科学性作为评价自身研究价值的最终标准。由此形成了法学研究者的一个基本预设,即无形之中将自身的研究看作是外在于法律系统的、以法律系统的实际运作(这经常被通俗地称作“法律实践”)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无论是法教义学,还是法理学,往往都将自身看作是某种“关于法律的知识或理论”。当研究对象是人类的实践时,关于“科学研究”及其“对象”的关系,就会出现两种可能性,亦即或者尝试证明理论相对于作为其研究对象之人类实践的自主性,或者尝试证明理论相对于作为其研究对象之人类实践的相关性。

  

   一种研究如果称得上是科学研究,那么其通过研究所形成的成果就要符合“知识”的特征,而所谓的“知识”,就其通常含义来说,就是符合“真理”的检验,从而被确认为真。例如,自然科学的研究,就必须经过科学实验的验证,满足可重复性和“符应论”(correspondence theory)的标准。但由于法律是一种“反事实的”规范,故而就不能用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和“符应论”的标准对其进行检验。因此,通常而言,法学研究(包含法理学研究)的科学性,只能通过“体系性”的标准被检验,从而保证它的科学性。此处所称的“科学性”包含着两个含义:首先,法学的各种知识相互之间应该是互相不矛盾的,亦即是融贯的。其次,这些融贯的知识体系可以通过更深层次的“原则”或者“原理”而得到说明与解释。就此而言,融贯论和基础主义同时构成法律知识系统的标准,并且二者是彼此相互支持的。

  

对法学来说,知识的客观性乃是由法学的“统一性”或者“体系性”决定的。一般来说,传统上“体系”的概念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在古希腊时便已出现的“整体—部分模式”,即体系乃是由各个部分组成的整体;另外一种则是欧洲中世纪晚期发展起来的“原则的统一性”(die Einheit eines Prinzips)模式——“体系的统一性只能作为知识融贯的统一性被掌握,并被假设性地投射到世界之中”。就法学而言,占据统治地位的乃是第二种“体系”观念:如果要有科学性,那么就必须成为“知识体系”,而法学的知识体系同时也意味着,现实世界中生效的实证法规则之间也是彼此融贯和成体系的。所以,凯尔森(Hans Kelsen)在其《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一书的开篇就强调法律的“体系性”:“法并不像有时说的是一个规则,它是具有那种我们理解为体系的统一性的一系列规则。如果我们将注意力局限于个别的孤立的规则,那就不可能了解法的性质。”但由此造成的一个结果是,实证法与法学之间形成了“循环论证”的关系:实证法若不符合法学的体系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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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家》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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