泮伟江:自序:法学的自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0 次 更新时间:2019-12-17 20:12:31

进入专题: 法学的社会学启蒙  

泮伟江  

  

   本书收集的所有文章是我27岁到40岁之间,因各种机缘写作的篇幅比较短小,相对于学术论文而言,也更为自由随意的法学文章。这也是我考取博士生资格,正式接受学术纪律规训以来所经历的时间。对我个人而言,在此之前所经受的教育和训练,主要是通识教育性质的。而至此以后,我逐渐地学习成为一名专业的法理学研究者。这虽然是我个人的经历,也仿佛是整个中国法学界最近是十多年历史的缩影。法学核心期刊(CLSCI)制度刚好也诞生于这段时间,并且对整个法学研究的体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开始提倡的法学研究的规范化,至此已经变成了现实,甚至在教育部学科评估和高校绩效考核的驱动之下,有不断被异化的危险。而当年被无数法律学子所津津乐道的《法边馀墨》《新波斯人信札》《在法律的边缘》之类的活泼文字,反而被认为有点“不务正业”。如果说,中国知识界的启蒙时代是20世纪80年代的话,则法律人的启蒙时代应该是20世纪90年代。如今所发生的一切似乎都可以追溯到充满各种青春躁动的20世纪90年代。但我们又感觉到,如今所发生的这一切的一切,以及隐含在所发生这一切背后的那种精神和气质,离20世纪90年代的那种简单而乐观的启蒙精神,又何其之远。如今经常被广为传颂的是每年年底中国法学创新网公布的CLSCI高产作者的榜单。也许,对许多人来说,发表和上榜本身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文章被严肃认真地阅读和批评所带来的意义。

   在两种情形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价值判断是不可能的,也是危险的。就学术思考的闪光点与含金量来说,这些曾经让我们流连忘返于书店的活泼文字,未必会比那些正襟危坐的学术文章要弱。但就中国法学研究传统的形成来说,光有这些杂文和随笔一定是远远不够的。真正学术传承恐怕还得靠高质量的,充满学术洞见和论证力度的论文。但反过来说,也很难想象一个无趣的人会写出真正富有洞见和创造力的高质量论文。笔者生平最服膺的学者是德国社会学家卢曼,他被公认为是20世纪世界范围内最具有原创力和最深刻的一流思想家,而他的学术著作和论文也以晦涩与深奥著称。但笔者访问卢曼生前工作过的比勒菲尔德大学社会学系时,许多当年跟随卢曼读书的学生都告诉说,卢曼本人在日常生活中非常幽默风趣,其课堂授课尤其深入浅出,妙语连珠。笔者阅读卢曼的访谈文字和一些短文,也有类似的感受。由此可见,学术的思考和表达,并非只有一种方式。如果严谨深刻、晦涩难懂的学术文章是学术思想表达的A面的话,那么也许生动活泼、有感而发、一挥而就的这些很难归类的文字,恰恰是学术思想表达的B面。

  

  

   无论是相对比较体系化的作品,还是类似本书中这些相对自由随意的文字,我发现自己最关心的问题,还是在转型中国的语境中思考法律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也许,这与我个人学术成长的经历相关。

   我本科虽然有幸在中国政法大学读书,但专业并不是法学,而是在政治与管理学院读行政管理专业。中国政法大学政管学院的真正学术传统其实是政治学,当年北京政法学院刚成立时,就汇集了钱端升、楼邦彦、吴恩裕、龚祥瑞、曾炳钧、杜汝辑等一大批政治学的大家。“文革”结束,恢复高等教育之后,北京政法学院在1983年就拥有了政治学的硕士点,其中杜汝辑教授领导的政治学专业当时可谓是人才济济。我所在的行政管理和工商管理专业主要是为了因应时代和市场需要而做的调整。虽然这两个专业录取的分数和就业情况都比政治学要好一点,但我们都知道政管学院最有学术底蕴和水准的还是政治学专业。我们也很幸运,在大一的时候,教授我们政治学原理的常保国老师就用一大堆西方政治学的经典著作轰炸我们。像霍布斯的《利维坦》和洛克的《政府论》,我们都是到那时候才知道的。常保国老师当时还很慷慨地把他的个人藏书拿出来,做了一个流动图书馆,供我们传阅。我就是那个时候读到了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另外,杨阳老师讲授的中国传统政治、以及陈洪太老师讲授的政府过程等课程,都激发了我们强烈的反响。政管学院的学术气氛非常自由,也鼓励我们广泛地阅读哲学、文学、法学等其他学科的书籍。所以我自己在这期间又读了很多哲学和社会学的著作。另外,学校强势学科毕竟还是法学,我虽然是第一志愿就报了行政管理,但身边许多同学都是没有被法学专业录取后调剂到政管学院来的。所以,我们学院的学生还有集体跑到法律系、经济法系和国际经济法系旁听法学课程的风气。我也不能免俗,好多法学课程,还有好多老师开设的课程,我都旁听过好几轮。

   回想自己的大学时代,我总是感到非常幸运。首先,能够走出小山村,来到北京读书,已经是非常幸运,而在这层幸运之上,居然还能够来到中国政法大学读书,则是幸运之上的幸运。中国政法大学自由而活跃的学术思想氛围,以及在这里遇见的一大批良师益友,塑造了我人生的基本格局与视野。最后,尤其让我感到幸运的是,借此我有幸将法学研究作为毕生事业来追求。

   在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中,并未有法学的位置。中国传统的律学虽然似乎可以与法学形成大致的对应关系,但究其实质,二者却是大异其趣。从法学的角度看来,法律并非仅仅是“规则”,而且是围绕着个人的权利地位构造起来的一整套规则体系。举例来说,许多人都把法律当作纠纷解决的一个工具,从而将法律与居委会或村民委员会调解家庭矛盾和邻里纠纷的各种手段进行并列和比较,最后通过观察纠纷调解的“实效”来判断现代法律的优劣得失。殊不知,现代法律虽以纠纷解决为启动要件,但并非所有纠纷解决都与法律相关。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在纠纷中所涉及的利益,构成了法律意义的“权利”,从而使得相关的利益损害达到了“权利侵害”的程度,才会涉及到法律问题。所以,至少从演化的角度看,只有当纠纷解决超越了“安抚阿喀琉斯的愤怒”阶段,而涉及到具有普遍化效应的权利问题时,才有法律出现的必要与可能性。

   又比如说,无论是在中国传统的社会,还是在当代中国社会,很多被国人理解为是法律的规则,其实不过是单纯的“行政秩序规范”而已。在现代法治传统中,哪怕是行政法规范,也必须是一种关涉“私人的法地位之损毁”,以纠纷中的私人根据各自“私人法地位”而享有请求除去妨害请求权为核心建构起来的规范。普通的民商事法律规范,则更是如此。如果在此种“行政秩序规范”和“法规范”之间不能做明确的区分,那么法学,或者说法教义学,就无从谈起。因此,对于习惯于生活在“行政秩序规范”所构造的世界之中,并将它误解是法律世界的许多国人来说,要理解“何谓法学”“何谓法治”的问题,确实是比较困难的。

   此种困难尤其在于,如果我们追溯此种法学与法治的历史源头,我们发现并不存在着“自古以来便是如此”的景象。无论中西,我们发现此种意义的法律乃是人类社会演化到相当晚近才实现的一项成就。在人类历史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所谓的法律似乎都是王权的产物,因此似乎都可以被理解成是“行政秩序规范”。如果说,中西的异质性导致了在中国学习西学的困难,那么,法学的双重异质性,则导致在中国学习法学的双重困难。

   恰恰是由于在中国理解“什么是法律”的问题足够困难,法学的门槛足够高,因此,有机会得以跨入法律之门径,窥见法学之堂奥,对我来说,真是一件太幸运的事情。如果我不曾在中国政法大学读书,可能永远都不会有这样宝贵的机会。我的双重幸运在于,最初我是在政治系读书,因此,相比于大多数法律人来说,我可能比他们更熟悉法学之外的知识世界。但我又在政法大学的政治系读书,所以我比大多数法学之外的人,更近水楼台先得月。因此,虽然我也从事法社会学的研究,但与多数本科时期便开始学习法律的同行相比,我的学术兴趣和问题意识,似乎要更复杂一些。多数本科阶段即学习法律的从事法社会学研究的同行,其学术兴趣里似乎混杂着一种要冲出法律围城,呼吸法学之外新鲜自由之空气的冲动。而我则反其道而行之,一开始就处于法学与法学之外各学科的交接处,同时呼吸着两边的空气,见识两边的风景。相对而言,除了强调法学的开放性之外,我更珍视法学的重要性。试想,当我们在阅读霍布斯、洛克、卢梭、孟德斯鸠、康德、黑格尔、梅因、韦伯、哈贝马斯与卢曼等西方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经典著作时,如果缺失法学的知识背景,那该是多么的缺陷和不足。同时,当我从法学之外进入到法学研究时,我更多地会去思考,相对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其他方法论意识和学科规范比较明确的学科,法学学科的方法和学科特质究竟是什么?在知识增量方面,法学相对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独特贡献在哪里?

  

  

   本文收集的几乎所有的文章,都是在不同处境下,围绕中国法律转型时期的种种事件所形成的思考。熟悉的朋友当然都知道,这几乎是我这十多年学术研究唯一不变的主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下,我选择将“法学的社会学启蒙”选择为本书的标题。这也是我第一篇发表在《读书》杂志的文章的标题。

   在不同的语境下,这个思考沿着不同的方向展开。一方面,我试图去澄清,清末沈家本法律改革之后逐渐在中国成长起来的现代法律与现代法学究竟是什么。由于在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中,并无直接对应的概念和思想资源,因此,无论是普通的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经验,还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智识经验,都缺乏合适的概念与理论的工具来处理与现代法律与法学打照面形成的经验与感受。对普通人来说,这也许就是“秋菊的困惑”。从民族的智识经验史来看,这就形成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法学困惑史。即便博学如秦晖者,也会感叹除了法学,已几乎可以领略其他所有人文社会学科之美。甚至在法学院从事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的教授们,一旦具有了反思意识,往往会倾向于怀疑自身职业的意义。

   我试图去做的一个工作,就是试图在法学之外,用一般人文知识界能够听懂的语言来阐述“法律是什么”,“法学是一种什么样的学问”,以及“法律和法学对中国社会的转型和未来意味着什么”等几个问题。

   在阐述这些问题时,前辈的法学研究者给了我很大的刺激和启发。对我来说,对感触颇深的师长们的作品进行评论,虽非有意争取的,但却是切入问题本身进行思考的宝贵时机。所以,一方面,我会对郑永流老师在法社会学与规范法理学穿梭的轨迹发出感叹,郑老师当年“安身立命,法学赖何”的锐气,令人印象何其深刻,当年看到那篇文章后,中国政法大学法律评论社的指导教师王涌直接将它作为那一年法律评论社的招新考题。另外一方面,我又质疑郑老师在该书中选择“实践智慧”的概念来理解现代法律的理性的做法可能不是很恰当。我既被邓正来先生指点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激情所感染,尤其为他对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出神入化的中国法理学运用而击节赞叹,同时也对他批评“法条主义”的不得要领而感到遗憾。同样地,我对黄宗智先生利用清朝司法档案进行的实证分析所体现出来的大师水准感到折服,同时也对史学研究者对法学问题的隔阂而提出尖锐的批评。如果仅仅将法治理解成是某种“行政秩序规范”的落实,则中国传统社会的法治这个命题或许可以成立。但如果法律并不仅仅是“行政秩序规范”,同时也是一种基于权利而塑造的规范秩序,那么显然,传统中国的法制,离现代法治的距离实在是太远了。

无论批评还是肯定,都是这十多年探索的足迹。对我来说,无论是前辈学者还是同辈学人,他们严肃认真的思考都触及到了中国法律转型中遭遇的某些核心问题,但我又觉得似乎还可以在他们的基础上再说一些什么。幸运的是,这些被我评论甚至批评的师长,都对我充满了宽容,有些师长甚至给我的评论予以鼓励和肯定。比如说,我对郑永流老师的批评还是蛮严厉的,但郑老师看到我的评论后,还专门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予以肯定和鼓励,同时也指出我在一些核心关键处仍然误解了他。邓正来先生对我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角度理解和批评他的思想也表示很欣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法学的社会学启蒙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法学 > 理论法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9484.html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