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尚胜:郑鹤声教授对中国历史研究的贡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1 次 更新时间:2019-11-18 20:4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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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尚胜  

  

   郑鹤声教授学术研究的领域很广,除中西交通史外,诸如中国史学史、中国目录文献学、清史、中国近代史、中华民国史、中国民族史、华侨史、亚洲史等,都有精深的造诣,并取得了很多成就。

  

   先生字萼荪,浙江诸暨人,生于1901年5月19日,逝世于1989年4月20日。他在解放前曾长期供职于国立编译馆和国史馆,先生担任常务编审和纂修,并兼任中央政治学校和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教授;解放后一直担任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教书育人,著述不辍。先生一生勤奋,著述甚丰,从1924年中华书局出版《汉隋间之史学》开始,到1989年《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下册的正式刊印,由他所写的并且出版了的专著不下30部,尚不包括未能出版的专著和已经发表的论文。就这些成就而论,我个人认为先生对于历史研究的最大贡献,主要在中国历史文献学、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海外交通史三个分支学科。

  

一、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的巨匠


   先生从事历史学的研究,是从中国历史文献学开始的。而先生之所以首先专志于中国历史文献学,又是与其长兄郑鹤春和老师柳诒徵的帮助与指导分不开的。

  

   郑鹤春长先生10岁,早在先生上小学之时,他就已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今武汉大学)文史地部。待先生上中学时,他已经大学毕业,每逢回家探亲,便向先生介绍文史的基本知识,并将其大学讲义留下来供先生学习。待先生考入大学后,他又用自己的薪金为先生购买了数千册书籍,建立起家庭图书房,专供先生放假在家时利用。先生在回忆家庭对他的影响时曾说:“我的父亲、母亲和大哥都希望我做一个读书人,回家之后,所有家庭和社会杂事,都不要我去费心,这也使我养成一种沉静的性情,我一生中潜心研究学问的兴味,就在这样一个优良的家庭环境中养成,在以后的生活途中,我每逢回忆这些往事,都深深地感到一个人有好的父母兄弟真是人生的一大幸事。”

  

   1920年,先生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该校并入东南大学,即今南京大学)文史地部。当时,在该部主持史地教学的老师分别是柳诒徵(1880—1956)和竺可桢(1890—1970)。他们为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专门筹办了《史地学报》,选择学生的优秀论文在上面发表。先生在校学习期间,就曾先后在该刊上发表了4篇《地学考察报告》和5篇史学论文,从而树立起学术研究的信心。柳诒徵在教学中要求学生详细阅读自己所指定的正史书籍,并写出心得笔记交给他批阅分析,使学生们丝毫不敢马虎。先生正是在师从柳诒徵读书期间,系统地阅读了“二十四史”、“九通”、《资治通鉴》和《文史通义》等书,为自己研究历史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柳诒徵对于版本目录学也极为重视,并要求学生注意对文献和史料进行分类整理,从而培养了先生对于目录文献学的兴趣。先生在东南大学毕业时,曾以《汉隋间之史学》为题,撰写成10余万字的论文。柳诒徵老师不仅将这篇论文推荐到《学衡》杂志上分期连载,还推荐到中华书局单独出版。

  

   1925年,先生于东南大学毕业后,即应聘到云南高等师范学校和东陆大学(今云南大学)任教。出于教学之需,先生曾就“二十四史”的基本内容分别撰写成讲义,共26册,交云南高等师范学校油印;同时油印为讲义的,还有先生编写的《正史汇目》、《亚洲诸国史汇目》和《中国史学史》。先生编写的这些讲义,充分显示了他在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方面的才华,也得到了商务印书馆何炳松的高度重视。1928年,商务印书馆正式为先生安排出版“郑氏史学丛书”。几年间,先生有《班固年谱》、《袁枢年谱》、《史汉研究》、《中国史部目录学》、《中国文献学概要》(与郑鹤春合著)、《司马迁年谱》、《杜佑年谱》等书在商务印书馆出版(1929—1932年间)。另有《荀悦年谱》、《刘知几年谱》、《司马光年谱》、《徐光启年谱》等书,虽已在商务印书馆付排,但却不幸毁于1932年上海“一·二八”战火之中。此外,先生在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方面,还出版有《四库全书简说》(南京中山书局1933年出版),并有《史学概论》与《史料学》作为讲义,分别在中央大学和山东大学油印。

  

   在先生的心目中,历史文献学在历史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明确地告诫青年学者,不要怕当“史料派”。只有论据充足,立论才可能是正确的和有说服力的。对于学术界某些人随心所欲地摘引一点史料而做长篇大论的学风,或者干脆从概念出发来演绎历史的不良倾向,先生十分不以为然。他向学生指出,搜集资料,贵在于勤,贵在于恒。有些资料即使暂时用不着,也要注意保存和整理。先生一生就曾辛辛苦苦地搜集整理和汇编了很多有用的专题史料,除前述已经出版的《郑和下西洋史料汇编》外,一直未能出版的还有曾费10年之力整理而具有《清会要》雏型的《东华录类编》(1600万字,南京解放时移交给出版总署后下落不明)、80余万字的《黄河志文献编》、近20万字的《历代孔子研究文献目录》、80余万字的《十四至十七世纪中国与海外诸国关系史料》等。

  

   那么,如何来掌握汗牛充栋的历史文献呢?先生特别重视史部目录学的作用。他于1929年从昆明回南京兼任中央大学教授时,专门为学生开设了“中国史部目录学”的课程。他认为,如果一个学者不从目录学入手,就很难掌握各种历史文献的具体内容及其史料价值。他所撰写的《中国史部目录学》,从介绍我国史书的渊源和史部的位置入手,详细地叙述了各类史书的源流和史目正录、别录与今录的流别,系统地总结了各种历史文献分类法,并且结合史料学和西方历史文献目录学对中国历史文献目录学的今后发展进行了阐述。从这部书的内容可见,先生所论述的史部目录学,已超越了清代学者们所介绍的目录学为各种文献篇目及版本的学问范围,而成为揭示历史文献目录的源流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迄今为止,该书还是唯一的一部中国史部目录学专著。此书曾在50年代和70年代又分别由上海和台湾的商务印书馆再版。

  

   先生还认为,研究历史并不能仅仅限于历史类文献,还有必要旁涉其它非历史类文献。同时,针对本世纪初学术界中所出现的蔑视民族文化的思潮,先生专门著写了《中国文献学概要》,以期改变当时存在的“号为学人,而叩以本国文献之要略,瞠目而不知所对者”的情况。此书出版后,一直受到人们的欢迎,一些大学的图书馆学专业还将它作为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使用,商务印书馆和上海书店为此也曾先后多次重印该书。直至最近,复旦大学和上海书店仍决定将先生所著的《中国文献学概要》和《史学概论》,收入到“民国丛书”第二编中,予以再版。屈指数来,先生的中国历史文献学著作已独领学坛风骚近70年。毫无疑问,先生是本世纪中国历史文献学领域当之无愧的巨匠。

  

   正是在对中国历史文献进行全面而又深入的研究基础上,先生早在1928年就明确地把中国史学的发展史划分为五个时期,即史学的胚胎时期(先秦)、昌盛时期(汉隋阶段)、衰落时期(唐明阶段)、蜕分时期(清代)、新的发展时期(清末民初),从而十分清楚地揭示了中国史学的发展轨迹。他的这一学术体系,对当代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仍有一定的影响。

  

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开拓者


   中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1893—1980)在1947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史学》(胜利出版公司出版)一书中,曾对当时学术界的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发表了如下评论:“所谓近代史,现在史家对于它的含义与所包括的时代,有两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认为新航路发现以来,世界的交通为之大变,人类生活与国际关系,较之中古时代,显然有不同的地方,是为中古史与近世史的分界;这时期历史孕育出来的局势,每以民族的思想为其演变的原动力;故近世历史的范围,实包括近三四百年来的历史,无论中国与西方皆系如此;此派可以郑鹤声先生的《中国近世史》为代表。第二种则认为在新航路发现的时候,欧洲仅产生了商业革命,明季以来,中国虽与西方接触,但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其后欧洲产生了工业革命,中国与西方发生新的关系,以中国言方系近代史的开始;此派可以蒋廷黻先生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

  

   在这两种不同的看法下,所产生的近代史著述很多,如陈怀、高博彦、吴贯因、魏野畴、邢鹏举、罗元鲲、梁园东、沈味之诸先生的著述,各有长处。其最完善的为郑鹤声先生的《中国近世史》。民国十八九年,郑先生在南京中央政治学校教授中国近世史,曾编有讲义,共二十八章,起自明季,至民国年止。此书即系根据讲义改编而成;全书体大思精,甚为赅备,惜迄今仅出二册。”

  

顾颉刚在这里所提到的《中国近世史》,最初是先生给中央政治学校和中央大学学生授课的讲义,约80万字。讲义在两校分别铅印和油印后,一时洛阳纸贵,希望得到这部讲义的人很多。但先生却认为自己的这部讲义还只是急就之章,于是又发宏愿向南京、北京、上海、天津、杭州、苏州、宁波、扬州、武昌等地书肆购买有关史料书籍,用以全面修订这部《中国近世史》。在当时,收藏家们和各图书馆都以搜罗宋元版本为贵,而先生却较早地把目光投向不为人们注意和重视的中国近代史料,所以一时所获甚丰,多为罕见的海内孤本和稿本,如曾从清朝两广总督邓廷桢的后裔中获得邓与林则徐查办鸦片的有关文件,从其他人手中购得完整的清季以来的《政府官报》、《政府公报》等。当先生费数年之力将那部书稿修订完就时,不料日本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南京沦陷,修订好的书稿也毁于战火。至1944年,在出版家的一再要求之下,先生只好将那部《中国近世史》的讲义稿交南方印书馆出版。先生在这部著作的“自序”中对“上古中世”与“近世”作了明确的区别:“中国近世之历史,与上古中世之区别有三:一则东方之文化无特殊之进步,仅能维持继续为保守之事业,而西方之宗教学术物质思想逐渐输入,别开一新局面也;一则从前之国家虽与四裔交通频繁,而中国常屹立于诸国之上,其历史虽兼及各国,纯为一国之历史,自元明以来,始与西方诸国有对等之交际,而中国历史亦植身于世界各国之列也;一则因前二种之关系,而大陆之历史变而为海洋之历史也。三者之中,以海洋交通,为最大之关键。故中国近世史之开端,当自新航路之发现始。”由此可见,先生之所讲的中国近世史,实即中国近代史。他之所以将中国近世史的开端定在新航路发现后西人东来的16世纪,是他认为自新航路开辟以后,随着西方国家的海外扩张,已使中国开始了与世界其它国家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历史进程。自后中西关系的演变、民族思想的发展、近世革命运动的产生,都渊源于这一新的历史进程。在解放前,他曾明确地反对以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世史的开端。他说:“我国坊间出版之中国近世史,率以鸦片战争为开始,则为截其中流而未探渊源也。不探其源,则其源不明。”今天看来,先生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早年对于中国近代史开端问题的这些意见,仍然有着它的理论价值。解放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完全定于鸦片战争一说,他所坚持的那种学术体系也被打入冷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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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史哲》(济南)1996年第03期 第6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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