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永志:论明前期的禁钱政策及其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7 次 更新时间:2019-11-15 07:3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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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永志  

   内容提要:明初统治者建立的货币体制(单一纸钞、禁金银、禁铜钱等制度)对明代货币流通制度的变化有着直接的影响。囿于资料运用的局限,以及对钱币出土状况挖掘的不充分,不少人对明前期的禁钱政策缺乏深入了解。通过文献材料与考古出土互证可知,明前期的禁钱政策不仅持续时间长、初期范围波及广,执行地也较为彻底,对明钱的铸行运转、流通分配、技术承继等有着极为不利的影响。通观全局而言,明前期的禁钱政策或构成有明一代国内钱法不振、通货不足、信用缺失、货币出现替代转型的直接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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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引出

  

   相较于宋代和清代,明代钱法不振、铸钱稀少的问题一直引起不少史家的关注。全汉昇很早就分析了宋明间银、钱在财政领域的变位情形,并认为白银在明代之所以比铜钱要重要,是由于铜料缺乏、铜价昂贵带来的铸本较高,铸量稀少,以及铜钱币值不稳带来的民众信心不足所致。他估计,明朝到16世纪末为止的200多年间铸钱数额恐不会超过1000万贯。①刘光临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估计,从洪武至隆庆期间的200余年内明朝铸钱不过400-600万贯,基层市场交易主要仰赖8倍于此数额的唐宋旧钱。②他们估计的明制钱铸量约只相当于北宋熙宁铸钱高峰期1年或2年的铸量,和清代乾、嘉、道年均250万贯(时有高至300万贯)铸量高峰期相比,③也显得规模过小,仅相当于其24年的产量。为何明代的铸钱量会如此稀少呢?论者多以为这与明初祖例额定的铸炉数与铸产量过于狭小相关,④加上铜材料供应不济、铜价高昂、制钱多被排挤等因素导致政府屡屡难兴钱法、铸局时兴时废,故形成铸量稀少的弊政。实际上,另有一个重要原因需引起格外注意,那就是明初禁钱政策的出台、长时间维持及其背后所含的抑商理念,使得明代钱法深深印刻上了“先天不足”的缺陷,是导致明代钱法萎靡难振的直接原因。

   关于明初的禁钱问题,学者多有论及,然仍存有不少误解。彭信威、萧清等虽都涉及了禁钱问题,但着墨不多、论述不深。⑤王裕巽系统梳理了明代钱法的整体变迁状况,并将禁钱时间范围仅界定为洪武二十七年至宣德十年,⑥很显然受了《明史·食货志》有问题的记载而失察。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指出明朝放弃铸钱的政策持续了较长时间,并注意到了宣正之际铜禁在两广地区有限放开的事实,且认为此时期已处于“白银时代”的前夜。⑦周玉英专文论述了明代的铜钱政策,将明初禁钱政策划分为两大阶段:洪武至宣德时期的铸钱而禁钱阶段,正统至成化时期不铸钱但逐渐弛钱禁阶段,⑧将禁钱问题的探讨大大推进。黄阿明也指出,明代前期实施了相当长时间的铜钱禁令,不仅禁历代铜钱,连本朝制钱也一并禁止,实属罕类。⑨

   上述研究虽日益明辨明前期禁钱政策存在了为时不短的时间,但尚有以下几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其一,朱元璋为何要出台禁钱政策,后世统治者又为何一再株守这一政策?其二,禁钱政策究竟维持了多长时间,史料所云的宣德末“弛用钱之禁”的情形究竟为何?其三,禁钱政策对明代的货币流通与货币转型产生了何种影响?鉴于目前尚无专文论及这些问题,笔者不揣谫陋,试图重新审视禁钱问题,倘有不正之处,祈请方家指正。

  

   二、洪武朝货币政策的演化与禁钱令的出台

  

   众所周知,明初禁钱政策的正式出台是在洪武二十七年(1394)八月。然要深入了解此一问题的来龙去脉,须将其放入洪武朝货币政策的演化背景中来观察。

   与人们通常的认识相反,作为开创之君的朱元璋并没有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稳定货币政策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反而在其统治的30多年时间内,货币政策几经更迭变化,归结起来有重要三变:首先,极力重视铸钱制度。其次,转而发行宝钞,虽令钱钞兼行,但重钞轻钱。最后,停罢铸局,禁钱流通,施行单一纸币体制。

   (一)重视铸钱的政策

   史料虽载朱元璋最早曾于至正十七年(1357)就在应天铸行过“银钱”或“大中通宝”,⑩但这只是孤证,并不完全可信。更可靠的记载应是,至正二十一年(1361)二月,朱元璋步各个割据政权之后,也开铸自己的大中通宝钱,正式建立铸钱制度。(11)其时,元朝纸钞趋于崩溃,民间社会有回归铜钱流通之趋势。故各个割据政权先后铸行铜钱,宣示政治权威,并获取铸利。(12)民间主要流通米、麦与旧钱,旧钱的官方价格虽为1000钱每石,但民间却达3000钱每石,可见米价之腾贵。为了不让官定铜钱继续贬值,朱元璋接受建议铸行“大中通宝”。为此他颁行了一套令人诧异的四进制(400文为1贯,40文为1两,4文为1钱),并改变了元代“贯”“两”相等的惯例,虽引起不同的解读,(13)但显示了钱价上扬以及朱元璋集团重视并回归铸钱制度的现实。

   一年后,宝源局铸行铜钱的数额从起初的431万文升至3791万文多,(14)铸行能力扩充了近9倍。至正二十四年(1364)四月,朱元璋开始在下辖地方铸钱,“壬戌,命江西行省置货泉局,设大使、副使各一人,颁大中通宝大小五等钱式,使铸之。”(15)由此,朱元璋设置铜钱等式,行小平、折二、折三、折五、折十五等钱制,为洪武通宝的推出奠定基础,而江西与应天周边地区也成为朱元璋统治时期最早的行钱地区。

   朱元璋于改元称帝后的当年三月便铸行“洪武通宝”,进一步体现了其对于建立制钱制度的重视。(16)此时统一战争尚在继续,国家铸钱,一方面是为了确定新朝的货币制度,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佐军国之需。《实录》记载,这年七月朱元璋“命户部、各行省罢铸钱。未几,以国用不敷,复令鼓铸”。(17)可能是由于铜料缺乏,朱元璋罢铸了开始不久的洪武通宝,但很快因为财政问题又恢复了鼓铸。

   此时“大中”及“洪武”两种通宝俱在流通,民间甚至对铜钱产生了“挑拣”行为,显示了民众对好钱的注重。于是洪武四年(1371)二月,太祖“命铸大中、洪武通宝大钱为小钱。先是宝源局所铸新钱,皆铸京字于其背,其后多不铸,民间以二等大钱无京字者不行使,故命改铸为小钱”。(18)至此,大中通宝、洪武通宝大钱逐步被改铸成小钱,体现了民间对于小钱的广泛需求。而且,政府进一步下诏收缴更铸私钱,“洪武六年十一月,令私钱作废铜,送官偿以官钱。应天府言私铸有碍钱法,乃诏:自今遇有私铸钱,许作铜送官,每斤给官钱一百九十文偿之,诸税课内如有私钱亦为更铸。”(19)铜钱制度的规范进一步确立。

   与清初顺治年间的情形一样,(20)此时铸钱的铜料主要来源于收购民间废旧铜钱和铜铸器皿,初期铜价虽然可能低廉些,但供应难以为继。不仅如此,朱元璋对于官钱铸造的样式、用料、质量皆有严格的规定,洪武钱的铸造必须用纯铜。(21)洪武七年(1374)正月,《实录》载:

   中书省奏,国初改铸洪武通宝、小钱,皆用废钱及旧器铜铸之,然废钱铜一斤较旧多铸钱一十五文,旧器铜一斤较旧多铸钱十三文,请令宝源局及各行省,仿此为例。上曰:“铸钱当以轻重为准,岂得以多寡为则,盖钱轻则多,钱重则少,若违轻重而较其多寡,则工匠不堪矣,难为定例。”(22)

   朱元璋严格限定铸钱质量,这对铜料供应是个难题,故钱法势必难以为继。当年,国家铸钱的数额从洪武五年的2.224亿文下降至1.998亿余文。(23)不仅如此,民间私铸的问题也日益显现。(24)由于铜料及大额货币缺乏、私钱兴起等问题困扰,朱元璋逐步放弃统一的制钱制度,改而兼行纸钞。

   (二)重钞轻钱的政策

   洪武八年(1375)三月,朝廷正式发行不兑换纸币——大明宝钞,并下令在商税领域实行钞七钱三的比例搭配征收,同时规定小额交易只能使用铜钱,且禁止民间金银用于市场交易。《实录》指出其原因在于铸钱铜料供应不济、商贾缺乏大额货币,(25)实际可能还有弥补巨额财政开支的考虑。

   洪武八年是明代货币史上重要的年份,这一年明朝初步确立了比较规范而又良性的双层货币制度,倘若国家极力维持,本着“足国富民”的精神控制宝钞发行的数额,并辅以铸造小额且精良的洪武铜钱,或许明代以后的货币体系运转会改写。然实际的状况却是,此后朱元璋在货币政策方面开始不断反复,尤其是对铸行铜钱表现出日益强烈的排斥立场(见表1)。

   由表1可知,洪武八年(1375)三月,国家在宣布钱、钞兼用的同时便开始罢撤工部宝源局。第二年,裁撤福建省的宝泉局。第三年,其他各布政司宝泉局全部停止铸钱。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明初国家政权未完全稳定,各行省大规模开铸所需的铜料极其难获,因而各省施行鼓铸导致劳民伤财过甚的情况屡见不鲜,故逐步停罢之。但宝钞的面值太大,无法满足民间对小额货币的需要,故洪武十年(1377)五月,朱元璋又命各布政使司复设宝泉局,铸小钱与钞兼行。洪武二十(1387)年,工部右侍郎秦逵上奏工部宝源局铸钱铜料缺乏,请收郡县民间废铜以资鼓铸。上曰:“铸钱本以便民,今欲取民废铜以铸钱,朕恐天下废铜有限,斯令一出,有司急于奉承,小民迫于诛责,必至毁器物以输官,其为民害甚矣,姑停之。”(26)于是,明廷于洪武二十二年(1389)四月宣布印造小钞,试图全面解决并代替小额铜钱,估计效果并不好。两个月后,工部尚书秦逵上疏言:“鼓铸铜钱,本与宝钞相参行使,不宜停罢,请仍收废铜铸造,以便民用”,朱元璋听从,再度恢复宝源局铸钱。然而,洪武二十六年(1393)七月,朱元璋下令彻底关闭各省的铸钱局“以铸钱扰民故也”,只保持了京师宝源铸局。而且在这一年颁行的《诸司职掌》中,京师铸局被移入内库管理,(27)体现了国家钱法已然式微的现实。与此同时,宝钞急速扩展开来。(28)

   (三)禁钱政策的出台

   洪武二十七年(1394)八月,朱元璋宣布了彻底的“禁钱令”,关闭全国所有铸局,并禁止所有类型的铜钱用于民间交易,造成了明代前期货币制度的重要一变。《实录》载其导火线是:

   时,两浙之民重钱轻钞,多行折使,至有以钱百六十文折钞一贯者。福建、两广、江西诸处大率皆然,由是物价涌责,而钞法益坏不行。上乃谕户部尚书郁新曰:“国家造钞,令与铜钱相兼行使,本以便民。比年以来,民心刁诈,乃以钱钞任意亏折行使,致令钞法不行,甚失立法便民之意。”

   可见,其直接原因是针对两浙、福建、两广、江西等处民众重钱轻钞、钞价贬值的市场行为而发。同时他严令:

   有司悉收其钱归官,依数换钞,不许更用铜钱行使。限半月内,凡军民、商贾所有铜钱,悉送赴官,敢有私自行使,及埋藏弃毁者,罪之。(29)

   这样严厉的禁钱令的出台虽显得有些突然,但在整个钱法不断式微的趋势下,似乎也不难理解。受困于铜料供应缺乏、铸钱量稀少以及钞法不断阻等局面,朱元璋决意停罢铸局,限令民众半月内交纳所有铜钱入官。在明初法令网罗密布、社会控制甚强的背景下,这个法令所拥有的效果不言而喻。

除了上述直接导火线外,朱元璋为何一定要停罢所有铸局,收缴民间铜钱并禁止其流通呢?这是值得进一步深究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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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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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8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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