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永志:朱棣为何梦追忽必烈时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18 次 更新时间:2017-08-28 22: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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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永志  

一、李世民,还是忽必烈?

  

   一直以来,说起明成祖朱棣,学界内外不少人都把这位皇帝和唐太宗李世民相提并论,认为他们两者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一是他们都是通过骨肉相残的血腥方式登上帝位、巩固皇位。李世民通过 “玄武门之变 ”弑兄逼父登上帝位,之后杀尽建成、元吉后人,力图斩草除根;朱棣通过 “靖难之役 ”夺得江山,之后通过诛十族、凌迟、“瓜蔓抄 ”等方式屠戮建文臣下,肃清异己。二是即位的不合法性阴影始终笼罩着他们整个统治生涯,使得他们力图以自己全盛的文治武功来证明其正当性。故而,两人俱躬行节俭、招言纳谏、善待臣下、施行仁政等,且都建立了所谓的盛世,示于后世。

   确实,朱棣在对臣下的谈话中多次提到李世民,并对他充满了敬慕之情。永乐元年四月,朱棣称赞李世民时说道:“昔唐太宗拨乱发正,贞观盛世,近古罕论。”永乐三年二月,朱棣夸赞李世民兵力强盛,故能使突厥降服。永乐八年,朱棣称赞李世民文教盛兴,故远国新罗、百济遣子弟入学。到了晚年,朱棣也数度称赞李世民的治国理政理念值得效仿。对于忽必烈,朱棣只有几次涉及。如建文永乐交替之际,他多次提及忽必烈入主中原乃天命所在,以及建立了中华 “垂统 ”的贡献;永乐十七年,在对武臣敕令时,朱棣曾称赞忽必烈的武备强盛、天下安宁。就此而言,如果要问及朱棣憧憬的君王梦,应该是李世民时代,怎么会是后人并不熟知的 “忽必烈时代 ”呢?

   首先,对此问题产生新见解的是日本著名学者宫崎市定先生。他通过深入研究后指出,永乐帝是以元世祖忽必烈自居。当时这个观点显得十分激进,支持者甚少。后来,日本另一位明史专家檀上宽赞同认为,永乐帝的终极理想目标不是唐太宗时代,而是忽必烈时代。他在《永乐帝——华夷秩序的完成》中说:

   通常认为,永乐帝将唐太宗视为终极目标,我也不想正面否定这种观点。但是从结论而言,这种观点过于片面,它只着眼于两人人生境遇的相似性,却完全忽略了唐代与明代的时代差异。……现在看来,我们不得不敬服宫崎先生卓越的见识和敏锐的洞察力。……永乐帝应该效仿的不是唐太宗,必定是元世祖忽必烈。

   不仅如此,檀氏甚至认为朱元璋本人也是忽必烈的信奉者。他认为,每当有事,朱元璋都会言及忽必烈在位时 “四夷朝贡 ”的盛举。只是因为朱元璋立国不久,只能致力于稳固政权,无法像忽必烈那样开疆拓土,建立世界性的帝国秩序。这对于多次扬言变革元俗、元制且一手建立内敛型国家体制的朱元璋而言,多少显得有点令人费解。

   朱元璋憧憬的君主梦是否是 “忽必烈盛世 ”暂且不论,单论朱棣憧憬的君主梦就必定是忽必烈时代吗?两位史学名家俱言之凿凿,持论的理由有三:

   (一)元明之间具有时间上的因缘性和制度上的连续性;

   (二)元之前,中国还不是一个世界性的帝国;元之后,中国已是一个世界性的帝国。这个历史遗产,接替国家不得不去面对、处置。从这个意义上,唐代与明代存在本质上的时代差异;

   (三)朱棣个人欲建立超迈其父的功业,希望像忽必烈那般让 “四夷来朝 ”。

   从这个角度审视永乐时代,确实能释惑不少,如朱棣为何会数次派遣郑和下西洋?朱棣为何不顾群臣长期反对坚持迁都至元故都北京?朱棣为何违反祖训决意出兵安南呢?朱棣为何不择手段来奖励朝贡?尽管这些重大事件背后俱能找出其他的解释,但对于忽必烈时代制度遗产的承继与憧憬,应该说是重要原因之一吧。

   故从朱棣对内、对外的种种作为来看,他执着追求的应该是 “忽必烈时代 ”。

  

二、内敛体制下的内部扩张政策

  

   元代是一个奉行重商主义、多民族交错、多元经济混合、疆域极其广阔的大帝国。忽必烈统治时期,堪称元帝国的全盛时期。忽必烈以其武功不仅一举统一了中华本土,也大体稳定了蒙古世界,实现了史无前例的伟业。他的内外政策极具扩张性:对内,他营建大都,崇信佛事,全面推行单一纸币制度,大肆收兑金银,多次施行货币财政改革,聚敛财富。此外,他还推崇朱子理学为正统,巩固统治。对外,他海陆并举,兵指高丽、日本和东南亚群岛,降服诸国,极力促成并经营欧亚经贸圈和海上贸易圈。论起忽必烈的武功之盛,朱棣曾特别赞道:“自古国家盛衰存亡,未有不系于武备之张弛,汉唐世远置不言,……元以胡人主中夏,世祖时,戎部严整,甲兵强盛,天下宁谧。”

   一个帝王要建立自己的 “盛举 ”,往往要实行扩张性的内外政策方能办到,但事情对朱棣而言并不简单。朱棣登上皇位伊始,宣布恢复洪武一切旧制,悉数罢除建文改制措施。这对他而言,是事关即位的合理性大事。然而,洪武旧制却是一个极其内敛型的内外制度:朱元璋通过里甲户籍制度欲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赋役财政制度几乎全面实物化,财政奉行 “原额主义 ”,仿效元代建立的单一纸币制度只存其形而未能有实,而且禁止民间金银、铜钱的流通,对于商人和市场持排斥打击态度。不仅如此,朱元璋为了防止后世子孙劳民伤财、败坏朱家天下,颁行了不少的祖制成例予以限制。对外方面,他一手建立了严格的 “海禁 —朝贡 ”二元体制,严格限制私人海上贸易,极力限制周边国家朝贡的次数,甚至针对日本怀良亲王的多次挑衅,也采取隐忍态度,并在祖训中列出了十五个不征之国。这一系列措施显示了其内敛特点。学者黄仁宇称其为内敛型帝国,檀上宽指出这是个被固化的秩序,不得不说朱元璋是造就这段历史的起点。

   朱棣要建立超迈其父的功业,是无法绕开这套内敛型的体制的,但只固守父亲旧制,又怎么能建立自己的盛世?他打着革新的名义,以外御内,施行了内外双重的扩张性政策,在很多层面改变了朱元璋的治国理念。

   即位伊始的永乐元年,朱棣为了笼络文人士子,以近三千人编纂规模浩大的《永乐大典》,经历两番波折,前后花费五年时间最后修成。

   继而,大力营建新都北京,投入劳力人数据说达到上百万人(其中包含巧匠数十万人),此事在群臣的长期反对声浪中落成。檀氏认为,朱棣迁都有多方面的原因,最重要的莫过于这两点:一是将大明政权由 “江南体制 ”蜕变为 “统一体制 ”;二是对以明朝为中心的华夷秩序建立有重大意义,体现了对忽必烈时代遗产的呼应。

   其后,为了疏通南北运输,为迁都奠定物质基础,朱棣大力浚通大运河之会通河段,投入的劳役达到数十万民工,使得漕运的运力达到四百万石以上。除了营建北京、疏通大运河外,朱棣在位期间还兴修许多大工程,包括长陵陵墓、大报恩寺、武当山宫观等。

   朱棣的对内扩张政策充分利用了洪武体制的制度基础,如利用 “配户当差 ”的全民劳役制,廉价甚至无偿地征用大量民力,兴修各种巨大工程,极度损耗国力。不仅如此,朱棣还发动 “印钞机 ”急速增加宝钞的投放数额:永乐时期,国家每年的造钞能力从洪武时期的五百多万锭(一锭=五贯),跃升至七百六十万锭;国家每年课钞的数额从五百六十多万锭跃升至一千九百多万锭。为了应对宝钞急速贬值问题,朱棣首开食盐计口纳钞法,让全天下百姓为宝钞的贬值买单。此外,朱棣还不惜违背洪武禁银封矿的旧制,大规模增挖银矿。整个永乐时期,国家每年的银课数大体为二十三万四千多两(洪武时期不过二万两上下),是明代前期金银生产增幅最大的一次。

   朱棣的对内政策,很大部分是为了对外政策而服务。而其对外政策堪称是 “忽必烈时代 ”再兴。

  

三、新中华的天子:对外扩张政策

  

   在中国历史上,除了忽必烈外,朱棣对外所取得的成就,似乎是独一无二的。他六次派遣郑和下西洋,四次出兵安南,五次出征蒙古;他放松海禁,通使西域,与日本重修于好,奖励朝贡使团与朝贡番国,复兴了元以来的华夷秩序,堪称是新中华的天子。

   今人看来,朱棣似乎整个统治生涯都在致力于复兴华夷秩序。即位伊始,针对国内外海上走私贸易猖獗情形,朱棣就颁诏宣布:“凡番国之人,即各还本土,欲来朝者,当加赐赉。遣还中国之人,逃匿在彼者,咸赦前过,俾复本业,永为良民。”对走私贸易的宽大处理,显示了一种不同于洪武严厉海禁政策的迹象,似乎从一开始他要营建一种更加扩大的国际秩序。为此,他重新恢复市舶司制度,大肆赏赐奖励朝贡贸易,甚至对番国携带违禁品,只要不太严重,朱棣都会容忍。如在当时,朝贡国不仅需求中国的丝绸、瓷器等物,也大量索求中国的铜钱。然洪武末期政府颁布过禁钱行用、禁钱出海的政策。为此,朱棣不惜下令重开铸局、铸造永乐钱用于对外赏赐,使得永乐钱大量输出海外。然朱棣在国内还是坚持禁钱政策,可见其对朝贡贸易的支持力度。

   即位后,朱棣随即派遣使者晓谕各国,积极促成各国来华朝贡,力图形成四夷宾服、诸国来朝的局面。为此,他谋求与日本建立积极的朝贡关系,重新将日本纳入朝贡体制。永乐三年,他即开始派遣郑和首下西洋。大家都知道,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不在于贸易,而在于践行朱棣的新中华构想。由于大量的赏赐和奖励政策,来华朝贡的国家增加到六十多个。《明史 ·西域传》记载:

   自成祖以武定天下,欲威制万方,遣使四出招徕。由是西域大小诸国,莫不稽颡称臣,献琛恐后;又北穷沙漠,南极溟海,东西抵日出日没之处,凡舟车可至者,无所不届。

   可见四夷朝贡之盛况。不仅如此,他一直视四夷朝贡为重要的国家大政。永乐六年,朱棣决定亲征蒙古,让太子监国理政,颁令 “凡重要事及四夷来朝与进表者,俱达行在者。小事达京师,启皇太子闻 ”。可见,他视四夷朝贡之事的重要性不下于军政大事。

   檀上宽认为,朱棣建立了一个超越忽必烈的中华 “世界体系 ”,完成了华夷秩序的构建。自此以后,朱棣以这个华夷秩序的统治者自居。凭借着中华绝对的政治经济实力,构想了一个中华独尊的开放性的统治世界。正是由于他以华夷秩序的统治者自居,才会打破洪武 “不征之国 ”的祖训,数度举大兵降服安南,以正顺逆之理;也正是由于对这一梦想的持守,他才会不顾群臣的激烈反对,不顾国力已经极度疲惫不堪的现实,多次亲征北地蒙古大漠,乃至最后猝死在回途中。

  

四、梦想的脆弱

  

   对华夷秩序的执着追求,力图成为 “世界性 ”新中华的天子,是朱棣一生的君主梦。可以说,他的君主梦不仅是忽必烈时代,而是要超越忽必烈。然而,朱棣的君主梦却是构建在极度消耗国力、挥霍财力的基础之上。学者保守估计,朱棣对内营建北京,疏通大运河,修建陵墓、寺观,对外南征北讨、派遣舰队下西洋、大肆营建织造等八大工程,征发动用的军民数达六百万以上,占当时全国男性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全国总人口的九分之一至十分之一。每年的财政支出规模,远超过国内正常税赋收入的三倍以上,若非多次近于无偿性地征发民役、增印宝钞、违反旧制开矿铸钱等,断不能维持。

   朱棣所实施的巨大工程构筑在明初落后的实物劳役型财政体制之上。他滥征民力,导致底层军民生活极其困苦,民众不堪重负,大量逃亡的现象开始在富裕的江南地区蔓延;滥发宝钞,使宝钞极度贬值,导致以钞为俸的官僚阶层开始勒索差役银两,大开官僚阶层贪欲之门。到了晚年,朱棣罔顾国力不堪的现实,仍决意亲征蒙古,不惜弹压持反对意见的夏原吉等文武大臣,不仅身死无果,更使得整个官僚集团都渴望改变。

   从全局角度看,我们也可以看出朱棣的理想很脆弱。他的内外扩张政策大半都被长期受压制的继任者仁宗所改变、否定,要不是仁宗过早死亡,说不定明朝再度还都南京。仁宗停罢织造、铸钱、下西洋等活动,显示了对朝贡滥赏的否定态度。朱棣苦心经营的 “华夷秩序 ”也是昙花一现:郑和下西洋虽然在宣德后期还进行过一次,但这已是终曲奏响。后世虽不乏有人提议重下西洋,但遭到文官集团的深度抵制。安南之地,长期陷入叛乱的漩涡,明廷最终只得放弃。对蒙古的征伐策略更没有降服蒙古部落,相反蒙古势力不断做大,差点令大明陷入亡国之绝境(“土木之变 ”),且这个问题萦绕明代始终。朝贡番国随着中国赏赐的减少,来往频率日渐低落 ……

   东亚世界的秩序重新陷入停滞和待转状态。忽必烈的时代,何尝不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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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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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17年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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