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世瑜:在中国研究:全球史、江南区域史与历史人类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9 次 更新时间:2019-11-11 22: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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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世瑜  

  

   摘要:历史学者的工作其实就是发现和建立关联,即按照某种历史逻辑,对特定时空中的那些看似无关的历史碎片建立关联,然后对这些关联做出判断。从区域史研究到全球史研究,就是从建立一个空间内部的关联到建立不同空间之间的关联。把江南区域史研究与全球性问题联系起来的,是对现代化问题的讨论,所以从一开始,江南区域史的研究就是与更大空间的历史过程联系在一起的。新的江南区域史研究可以有不同的取向和路径,在任何一个区域建立历史关联,都可以是"全球性"的,也可以是"区域性"的,我们应该在不同的区域历史过程中发现尺度不一的历史关联,以充满弹性的方式来对待"全球性"或者"区域性"。

  

   基金:香港卓越领域计划项目《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区域史; 全球史; 江南研究; 关联; 社会—文化史; 历史人类学;

  

   近年来, 关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美国兴起的“全球史”或“新世界史”, 经过学界的介绍, 在中国史学界已广为人知。①在不同研究领域中, 多有将“全球史”概念引入, 以促进本领域研究深化之举。②无论是作为传统国家、帝国, 还是民族国家, 在全球史看来, 中国只是一个区域而已, 所以, 区域史研究与全球史研究究竟应该具有怎样的关系, 或者怎样在区域研究中体现全球视野, 还是可以略做讨论的。

  

区域史研究与全球史的兴起

  

   根据大体上已有共识的看法, 所谓全球史, 即指全球关联与全球性互动的历史。《全球史读本》的主编之一本特利认为, 全球史研究的主题包括跨文化贸易、物种传播与交流、文化碰撞与交流、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移民与离散社群等。[1]人们很容易看出, 这些主题在人类学研究以及社会—文化史研究中极为常见。事实上, 全球史不过是在人类学观念影响下, 社会史与文化史研究这两个新史学的主力军不断壮大、发展的结果。

  

   刘文明已经指出, 麦克尼尔的世界视野从方法论上说主要得益于人类学的启迪, 同时指出他的《欧洲历史的塑造》一书, 实际上是为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准备的。[2麦克尼尔本人也明确提到, 他关于文化借鉴的重要性的认识, 以及后来他写作《西方的兴起》一书, 是受到美国的人类学家的影响, 比如他提到的威斯勒 (Clark Wissler) 、林顿 (Ralph Linton) 和雷德菲尔德 (Robert Red?eld) 。[3]这些人物及其思想当然是20世纪中叶人类学的代表, 全球史的兴起实际上与20世纪中叶以后的世界变化有更直接的联系。

  

   众所周知, 全球史的兴起或可以几部重要著作的出版为标志, 如前述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 (1963年) 、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 (1970年) 、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 (1974年) , 等等。这个时期, 正是从“冷战”的高峰 (古巴导弹危机) 到反思“冷战” (越战结束) 的时期, 这是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破灭, 以及反思现代性的最重要的时代背景。与此相配合的, 便是意识形态领域和知识界中的“去中心” (de-centralization) 。③“去中心”当然是后现代主义的重要特征, 我们原来秉持的单线进化论、中心—边缘观念被日益解构, 而现在主张的文化多样性等等则是“去中心”的产物。所以, 也有学者将全球史的产生定时为20世纪90年代和世纪之交, 并不令人惊奇。[4]

  

   但是, 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必然伴随对“宏大叙事”的批判, 全球史不会重蹈以往“通史”的覆辙吗?在这一点上, 全球史必须小心翼翼。萨森迈尔注意到, “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所谓‘文化转向’虽与上述普世模式发生抵牾, 但却同样注重跨地区的运动”;主张“任何全球史研究必然要权衡普世与个别之间的关联, 既要关注全球框架下区域内部的多样性表现, 又要明察各种区域力量的全球维度”[5]。可以这样说, 在对付以民族国家为叙事单元的某某中心主义时, 以强调社会—文化多样性为切入点的社会—文化史——往往表现为区域史——作为前驱, 而以强调跨区域联系的全球史则以前者后盾的面目出现。因此, 全球史的兴起与展开无法与人类学、社会史、文化史等等脱离干系。

  

   如果稍微具体一点地讨论全球史与人类学、社会史、文化史的渊源关系, 我们至少可以有以下几条理由:

  

   首先, 诚如刘志伟所强调的, 社会—文化史研究从人的动机和行为入手, 而不是从国家意志入手[6], 这样, 无论是帝国、王朝, 还是民族国家, 都必然从历史研究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跌落下来。其次, 由于社会、文化的特性, 研究者更加强调关联、互动、连续性, 而不像传统政治史研究那样强调革命和断裂, 这种关联和互动不仅指社会、文化的网络, 也包括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联系。第三, 社会—文化史研究经常表现为区域研究, 从一开始, 区域研究就不是目的, 而是过程。正是由于区域的多维度特点, 导致区域研究本质上必然是一种关于关联和互动的研究。第四, 既然社会—文化史研究从人出发, 就必然关注所有个体和群体的人, 关注与他们的生存密切相关的一切事物, 这就导致研究的对象变得包罗万象, 从而使关注关联和互动变得不可或缺。

  

   就此而言, 彭慕兰曾提醒全球史或新世界史的从事者们, 全球史或新世界史的先驱除了世界体系论以外, 还有布罗代尔以及年鉴学派的“整体史”, 而这主要是关于日常生活的社会史;另一条路径就是区域研究, “这些区域研究强调概念化和跨学科, 而这与社会史极其契合”[7]。对这一点, 中国大陆研究全球史的学者很少提及。由于在中国大陆, 研究社会—文化史的学者主要在中国史领域, 而倡导全球史的主要是世界史学者, 而研究世界史的中国学者又较少研究社会—文化史。④因此, 或许有点“危言耸听”地说, 如果没有从事过或至少比较了解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话, 我们的全球史研究就会先天不足, 甚至可能半途而废。

  

建立关联:关于江南区域史的反思

  

   回顾全球史的前世今生, 我们发现, 如果将其主要特征概括为突破民族国家的分析框架、整体史的观照、反欧洲中心和跨学科方法的话, 它与布罗代尔为代表的年鉴派范式、人文地理学或文化地理学的研究主题, 以及文化—社会人类学的视角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们知道, 从布洛赫到拉迪里, 大都是做区域研究的, 布罗代尔的《腓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虽也是区域研究, 但是也已突破了民族国家的叙事框架, 到1979年, 在其《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中, 他便写道:“我立足于长时段, 根据过去和现在的辩证关系, 从时间上进行比较。这种方法从未使我失望。我还从地域上进行尽可能广泛的比较, 因为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我把自己的研究扩展到全世界, 使之‘世界化’。”[8]而在20世纪的传统文化地理学研究中, 文化源地、文化扩散、文化区, 空间、地方与文化, 以及文化景观, 就是最为核心的主题。至于人类学的研究, 用最为概括性的话来表述, 就是它“力图解释世界上各种社会和文化的不同, 但将各种各样的社会系统和人类关系之间的相似之处形成概念并加以理解”[9], 要达到这个目的, 微观的个案研究以及比较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具体来说, 人类学是研究异文化的, 或者是意欲通过理解异文化来理解本文化的, 因此, 跨文化的视角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是贯穿始终的, 同样因此, 整体的视角 (holistic perspective) 也是贯穿始终的。在这些领域, 20世纪上半叶就已有大量经典性的成果, 那么, 分享上述观念的全球史的意义在哪里呢?

  

   全球史的意义在于建立关联。

  

   几乎从一开始, 江南区域史的研究就是与更大空间的历史过程联系在一起的。王家范在一篇序言中“寄语‘江南史’后生”说:“在更大的中国历史网络中, ‘江南史’只是其中的一个网络区域, 它外与其他区域 (甚至世界) 有经纬线相连, 而内部又是由东西南北许多小网格联体组合。”因此倡导一种“立体的、多线交叉的、互相关联的‘整体性’思维”[10]。这当然是有感而发, 而本次会议的主题, 显然就是对王家范呼吁的响应。

  

   把江南区域史研究与全球性问题联系起来的, 是对现代化问题的讨论。就中国来说, 这可以上溯到20世纪中期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 由此延伸到李伯重的《江南的早期工业化》。在国外, 森正夫、滨岛敦俊、岸本美绪的江南史研究——无论是早期的具有“革命史”背景的土地所有制研究、民变研究和乡绅研究, 还是最近的关于16~17世纪的秩序问题的研究, 都把江南视为时代变化的地区缩影;众所周知, 彭慕兰的《大分流》也以江南或东南沿海地区作为比较研究的中国一方代表。近20年来中国学者对江南市镇、士绅、商团等城市组织的研究, 也基本上是沿着现代化研究的脉络。

  

   谢湜的新著《高乡与低乡》试图超越这一延续了40年的问题意识。当然, 他的研究起点还是对“唐宋变革论”和“资本主义萌芽论”的反思。他在处理11~16世纪600年左右的历史时, 找出了11世纪、13世纪后期~14世纪和16世纪这三个“重要时段”, 分别描述了太湖流域以东地区区域结构的这三次整体转变。⑤但是, 他并没有回应最初反思的问题起点, 并对这些转变过程进行新的理论概括。甚至, 其中第一个和第三个时段与传统的“唐宋变革论”和“资本主义萌芽论”是基本一致的。在这些重要的转变过程中, 外部因素如海外贸易的影响似乎是无足轻重的, “倭寇”问题也只是一笔带过, 这似乎暗示, 自11世纪至16世纪, 这里的结构性变动基本上可以在一个区域内的、原有的历史走向中加以把握。但由此他对“唐宋变革论”和“资本主义萌芽论”的潜在回应就只是针对其中的“断裂—延续陷阱”, 只是更强调论断的弹性和整体性, 而放弃了讨论上述问题的历史分期内核。他所做的是告诉你这里是怎样的和为何如此, 似乎要将概括这些变动的工作留待日后。

  

当然, 简单地套用某种社会理论是不可取的, 对区域历史过程的具体而整体的分析是十分必要的。而且, 做出某种宏观判断往往是困难的, 也是危险的。但是, 区域研究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或者说, 历史人类学的区域研究究竟应有怎样的理想?大约70年前, 费孝通先生曾写道:“社区分析的初步工作是在一定时空坐落中去描述出一地方人民所赖以生活的社会结构;……第二步工作是比较研究, 在比较不同社区的社会结构时, 常发现了每个社会结构有它配合的原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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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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