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中义: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三种生命样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3 次 更新时间:2019-10-14 21:2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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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中义  

  

   以个体怎样面对历史语境中的“尊严与安全”为视角,来论述且比较学界先贤的生命样式,这当然不是学术思想史的常规框架所能涵盖,相反,它是从心灵深处去昭示诸贤的当代学思轨迹为何大相径庭的底蕴。

  

   为何让陈寅恪、冯友兰、钱锺书入选“人物表”?其缘由,当不仅是这三学贤在1949年前皆具清华背景,也不仅因为这清华三贤在当代无疑是从文、史、哲去专攻中华学术的巨子(其间,钱擅中国文学,陈擅中国史学,冯擅中国哲学),更重要的是这清华三贤在同一历史戏台,将各自的生命样式(活法)皆演绎到了极致。这就不仅会让后学看得精微入戏,同时也不免颤慄入心。

  

一、史述背景:“四个面向”


   鉴于清华三贤皆以1949年为其历史人生的同一拐点,故在正文展开前,不妨对当年清华学者所须回应的“四个面向”有个概观。

  

   面向一,“登堂入室”:

  

   这以1949年前追随中共的左翼学者为代表,比如吴晗。中共在未打过长江、直捣总统府之前,解放区已有人去清华园找吴晗谈(吴是民盟北平主要负责人),期盼他快亮出自己的政治立场。吴是历史学家,他说你们打到了南京再来找我。很快百万雄师就过大江了,他就旗帜鲜明地站到红色营垒。他后来成了中共接管清华大学的军代表。再后来晋升北京市副市长,主管文教。这叫“登堂入室”。

  

   吴晗读清华历史系是在1920年代末,本科毕业留校执教充其量只能当到讲师,因为他没有出洋留学的履历,没有镀过金。他后来调云南大学,是因为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承诺他晋升副教授乃至教授。他调云南大学是在1937年前,卢沟桥事变还未爆发,清华还没有南迁到昆明与北大、南开共建西南联大。西南联大的旧址而今仍在云南大学的校园。抗战胜利后,清华、北大复员京城,那是在1946年。1948年底,吴代表新政权去接管清华,从冯友兰的手里接过了校办的钥匙。冯与吴本是师生辈,都隶属清华文学院,吴读本科时,冯是文学院院长。1949年后就不一样了。

  

   面向二,“改换门庭”:

  

   谁“改换门庭”?着眼于清华,冯友兰要“改换门庭”。冯是1928年罗家伦主掌清华后,被罗从燕京聘请到清华。冯又是当年蒋介石很喜欢的学者兼蒋的家庭教师。在1942-44年间,冯为蒋的青年军官团专程开课,每次上课蒋都亲自宴请且合影留念,蒋坐在太师椅上,冯站在旁边。那年冯母逝世,蒋颇体恤,当晚还写了一个匾赠冯。冯在1940年代很得宠。

  

   蒋总统侍卫室在那年头还搞过一次全国学术评奖,只设一个一等奖,金额一万银元。后来评出两个一等奖,金岳霖《论道》也评为一等奖,侍卫室坚执只设一个一等奖,非冯莫属。冯知道这是蒋公的面子。蒋还希望冯能出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冯不敢接受,他怕当了中委以后他在清华就没办法过安稳日子了。因为冯是罗家伦带去的。罗后来在清华待不下去(1930年后离开),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整个清华园反对罗把国民党党化教育引进校园。与此同时,当年清华园的左翼学生也把冯看成是灌输党化教育的一个教授,尽管其专业是中国哲学思想史。所以冯1949年前就处在这个位置:一是蒋最喜欢的教授;二是他又想在清华扮演青年导师。当然他更想当帝王师。这是他一辈子挥不去的圣人情结。

  

   故1949年蒋被赶到一群海岛上去后,冯说:“花落春仍在”。蒋作为前朝名花虽然凋落,但冯在大陆继续想当帝王师的那个春梦依旧未改。若不“改换门庭”,也就不合冯的内心逻辑。

  

   面向三,“背井离乡”:

  

   梅贻琦是清华校史上的伟大校长。清华作为一所国立大学,其资历不算老,1928年才挂国立牌子。比1898年奠基的北大晚了三十年。比1896年成立的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晚了三十二年。1902年开办清华学堂,本是清廷用庚子赔款办的一所留美学生的预备学校。1924年清华设国学研究院揽天下英才,那是想为自己日后升格为国立大学作学术铺垫。清华到1937年文理学科实力能与北大相媲美,这一中国高校史的奇迹是在梅贻琦任上实现的。但他1949年后还是跨过海峡到台湾办了一所新竹清华。北大当时也有人如傅斯年跨过海峡去主掌台湾大学。这叫“背井离乡”。

  

   面向四,“梦里故园”:

  

   这是说陈寅恪、钱锺书这样的纯粹学者,虽然身体进入了1949年,但他们对学术的理解、对自己该怎样过日子那份价值自期,显然还保留着1949年前已定型的样式或惯性。“梦里故园松菊在,无家犹复订归期”,这是钱锺书1953年写的一首旧体诗里的两句。意谓1949年前那个信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清华园对于后来的钱、陈来讲,虽已转为“梦里故园”(因为国史已另起一行),但“故园”在纯正学人心底仍留着其芬芳与坚贞:芬芳得像傲霜之菊,坚贞得像松柏经岁寒而不凋。这也就意味着,既然现实中已难觅这片水木清芬的精神家园(此即“无家”),这就更需自己能在内心时刻呼唤:“魂兮归来”。

  

   闪现在陈寅恪旧体诗里的那个“梦里故园”,则是“一角红楼映碧流”,可惜已像陶渊明笔下的那条“春水桃花梦里船”再也回不了武陵源。

  

   理解了陈、钱对“梦里故园”的刻骨缅怀,你就可能理解陈、钱在1949年后的生命样式选择,将与冯很不一样。

  

   首先,冯在1949年前就不是纯粹学者,其名著《贞元六书》的核心著作是《新理学》。《新理学》是对他当年清华的一门选修课宋明理学的改版,抗战期间他为老蒋的青年军官团上课,其内容即以宋明理学为底本。在抗战期间讲宋明理学,当不无民族主义的情怀。当时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其当务之急,是让整个民族把人心凝聚在矢志抗战的中央政府的周围。在这个时候讲宋明理学,不无正当性。但对冯来说,其深层动机怕不仅是在鼓动万众一心筑起最后的长城(只做舆论的、民意的凝聚力工程),其终极目的,怕是想借此成为帝王师。成为帝王师才是他的内在追求。一个学者若想借学术成为帝王师,其学术就不可能纯粹。

  

   什么是纯粹学者?只须看陈、钱在1949年前后的活法,也就一目了然。陈在其人生的最后二十年(1949-1969)活得那么坚挺,其根子,就在他1949年前已对其活法有了一个清澈、神圣得像宗教那样的承诺,此即1929年他在清华为王国维写的那个碑文:“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读书人若要追求真理,须摆脱功利之桎梏。所以他在1954年却聘中国科学院历史二所所长任命时,会说我对学术的理解、我对学人活法的理解,早已写在1929年碑文上了。陈在1929年撰此碑文,目标之一当是为王国维树立“文化神州”形象,然其现实动机却在反对当年罗家伦在清华搞“党化教育”。一个纯粹学者若要摆脱功利之桎梏,这就意味着不能在罗那个框架下做学术,这样学术就将做不纯粹。

  

二、陈寅恪:“平生所学供埋骨”


   陈寅恪(1890-1969)就身世而言,曾甚显赫。祖父陈宝箴是晚清湖南巡抚,也是近代史上戊戍变法的一方重镇。康有为、梁启超曾结集其麾下。生父陈散原为晚清文坛盟主。陈却自期、自律一辈子当纯粹学人,即纯粹地被学术所化之人。这用他1929年的一句七言来说:“读书不肯为人忙”。这“人”可以解读为商人,也可解读为官场权威。

  

   陈1949年前是中央研究院院士,老蒋有时想给院士们一点面子,请客吃饭。老蒋的面子当然很大,于是,院士们去?还是不去?这就成了一个耐人踌躇的“汉姆莱特”命题。

  

   陈不给面子不宜,但又满肚子不情愿。他写过一句诗:“看花愁近最高楼”。“花”是喻指国家政权的领袖。领袖高踞于政治上层,故曰“最高楼”。陈在政治上从未看好蒋,然蒋在高楼宴请院士,于是他愈走近此楼,内心就愈纠结、忧愁。

  

   这样你就可理解陈在1948年年底,为何会婉拒蒋的“抢运”计划(要把大陆尤其居住北平的优秀学者运到台湾去)。有好几次飞机就停在机场专门等候,陈就是不登机,后来他总算登机,是因为确信同机南下的是胡适,他认为胡虽是中研院院长,但还是有学人本色,故不妨暂且同行。飞机在南京着陆,两人便分道扬镳,胡到总统府与蒋会晤,陈转身抵沪,过几天又南下羊城,到岭南大学当教授去了。他选择了一个既非台北、亦非北京、却又与国共双方保持等距离的空间栖身,意味深长。

  

   由此,你就可想象当陈在1954年,面对重任在肩的昔日门生汪篯、南下恳请先生应聘中科院历史二所所长一职时,陈将如何回应。陈当然不屑讳言,我到北京能按我对学术的那份理解来做学术吗?我当二所所长,我能支配研究所做纯粹学术吗?每周政治学习能不做吗?他要让毛泽东、刘少奇出示证明来承诺。汪篯还执言陈去,陈就把脸拉下来了,我对学术的理解早就写在1929年清华碑上了,全中国、全世界的人都知道;那时我就不认同罗家伦的这个框架,今天你不要再把我送回这框架去。汪篯你不要再劝我了,我的弟子不仅要学我的知识,还要传承我对学术的那份承诺,否则,就不配是我的学生。

  

   在1953年《对科学院的答复》里,他说得很清楚,他所以不去北京并不是对新政权怎么了,也不是对马克思主义怎么了,他早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宣统三年即1911年),他仅仅是说学术就是学术,假如要做得纯粹,没有独立自由,便做不到。这就是说1949年前他是学术逸民,1949年后成了学术遗民,他要用余生去践履1929年写的这一碑文。

  

   从1954到1964年他做了什么?他研究了两个女子:写弹词《再生缘》的陈瑞生,与著名的柳如是。为什么写这两个女人?陈认为中华民族的国魂若想免于沉沦,那么“自由”“独立”这两个词就极重要。谁能在人格上把“独立”“自由”呈现得很独特?在他眼中,陈端生是一个,柳如是是另一个。虽然这两个人,一是弱女子,一是风尘女子,在诸多士大夫看来一点都不起眼,甚至觉得她们卑微乃至卑贱。但在陈的笔下,若民族文化谱系还有“自由”“独立”的人格因子的话,这对因子是在这两个女人身上保存得最凄美、最有传奇色彩,也最值得这位大历史学家用整整十年的时间为她俩树传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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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知识分子论丛》第15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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