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中义:论知青叙事的两种文学记忆——兼及陶东风的文化批评伦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3 次 更新时间:2018-10-29 19:5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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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中义  

  

   摘要:陶东风著作《文化研究与政治批评的重建》,从文化批评的角度和“文学与记忆”的角度对知青叙事进行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论说。这只是陶著的一个部分。本文专论其“知青叙事的文学记忆”,要点有三。其一,将“文化批评”中的“文化”内涵明确地界定为“人类良知暨社会正义”,从而在“有思想”的文化批评与其他文化批评之间划了一道界限。其二,以有思想的“文化批评”为尺度,可能比常规文论教程更清醒地甄别知青叙事对历史的文学取舍,分出“选择性”“见证性”这两种记忆类型,其中,梁晓声《知青》《今夜有暴风雪》和都梁《血色浪漫》属“选择性记忆”,老鬼《血色黄昏》属“见证性记忆”。其三,鉴于有思想的文化批评(作为某种“亚文学批评”)更执着于非虚构叙事的“历史见证”功能,故以此“批评”为业者,当以道义、勇气自励,此即“文化批评伦理”之第一义。

  

   在当代文学论域自谓做“文化批评”者甚多,然独树一帜者甚寡。因为真能将“文化”界定为是人类良知暨社会正义且不惮自期担当此使命的批评家,怕永远属于少数。这叫“曲高和寡”。“文化”一词之精义,当在引人神往精神高度及其传承。它让人或仰望或沉吟低回,切忌被亵玩。这就让陶东风其人其著,与一些把都市广告或高跟鞋连衣裙也做成“文化批评”的教授之间,划了一道界限。陶东风近年问世《文化研究与政治批评的重建》一书(下简称“陶著”),是落在这分界线上的一个例证。

   陶著就体例构成而言,分“理论探索”与“批评实践”两辑。就整体立意而言,则想潜心吸纳阿伦特(美国)、哈维尔(捷克)特别是克里玛(捷克)有涉“文学与记忆”的研究范畴,来重点考辨新时期“知青叙事”在回眸史实时所呈现的价值色差,以期确认那种能经得起历史暨人格证伪的“文化批评”,于当今语境的伦理位置究竟何在。

   这就亟需说明如下几点。

   一、陶著的“知青叙事”,其内涵并不简单等于题材学层面的“知青文学”。当代文坛流行的“知青文学”概念,主要是指对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颁布“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后涌现的“上山下乡”运动的文学书写。陶著的“知青叙事”框架要宽些,它涵盖如上“知青文学”,同时包括1968年前尚未下乡的知青在各地校园及城乡闹腾的往事。

   二、陶著关注的知青叙事有一特点,是作者笔下所写(造型)几乎全植根于他亲身所历(原型)。无论是梁晓声与他的《知青》《今夜有暴风雪》,都梁与他的《血色浪漫》,礼平与他的《晚霞消失的时候》,还是老鬼与他的《血色黄昏》,概莫能外。这就让陶著在考察知青叙事时觅得了一个特殊视角:即辨析如上“亲历者”在转为“书写者”的过程中,究竟是什么价值取向、借助什么心理定势、于暗中驱动或阻扰主体成为直面历史记忆(原型)的“见证者”。这也就意味着,当陶著坚执“文化批评”尺度来测定知青叙事的价值成色时,这与其说是把如上作品读作新时期小说史的文献,毋宁说是读成了形象折射当代心灵境况的史料。

   三、有识者不难发现,当陶著把“亲历”“记忆”“书写”“见证”诸词语串成链式尺度来考辨知青叙事,结果确认作品的见证价值之高低或真伪,最终将取决于作者对其亲历的历史作文学记忆时,是怀有“童心式”敬畏,还是不怕作“选择性”删改或涂抹?大凡能对历史亲历怀有童心式敬畏的文学记忆,其见证价值就高;相反,大凡对历史亲历的文学记忆是以选择性删改或涂抹为前提,则其见证价值就变味乃至归零。

   同时,这在客观上又表明,陶著评判知青叙事的尺度赖以构成的思想资源虽来自阿伦特、哈维尔与克里玛,但真正把如上西学元素整合成能契合中国知青叙事之阐释期待的方法论尺度,则无疑是陶著独立完成的。这对当今学界的提示也不宜小觑。因为颇多人引进西学来研究中国经验,总难免为了印证西学(方法)的英明,而不吝牺牲了中国经验(对象)的独特性暨丰富性。陶著未落此俗套。陶是因敏感阿伦特、哈维尔、克里玛理论中确有深挚对应知青叙事潜质的方法论元素,才酌情拿来为我所用。

  

选择性记忆与弱女梦幻

  

   考辨知青叙事对历史真谛的见证价值,陶著首选梁晓声为对象,讲了三条理由:一曰“因为他是迄今为止最著名、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知青作家”;二曰“因为他的近作小说及电视剧《知青》在2012年产生了罕见的巨大影响”;三曰“因为他所开创的所谓‘悲壮的青春叙事’或‘英雄叙事’存在一种极具误导性、但又难以被察觉的认识误区和价值误区,对此,评论界尚未给以足够重视”。

   鉴于知青叙事对梁晓声而言,本属他对其青春亲历的文学记忆,故剖析梁的“英雄叙事”,实质上为何是由选择性记忆所虚拟的“弱女梦幻”,一个最有效、最具历史质感的路径,也就是回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去认证那年代给整个知青一代所留下的、殃及灵魂最深、株连阶层最广、时间最长、堪称是“集体—创伤”记忆,究竟是什么。

   大凡不带偏见的过来人,忆及那岁月烙下的“集体—创伤”,最刻骨铭心者莫过于这三字:“血统论”。其要害是不把人当作有尊严的主体,凡有族群皆被一分为二,要么是机器的螺丝钉,要么是这机器的否定对象,所谓“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因为他们“出身”或“成分”不好,这是从娘胎带来的、无可挣脱的“原罪”,故他们涉世不久便须自认倒霉,得无端且无条件地忍受污名与歧视。早在1962年前,“黑五类”子女在入党、参军、提干、高考诸方面已被限制甚严。1962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后,他们连高考深造的机遇也几被剥夺。1966年8月红卫兵大潮汹涌,他们更被那血统论的著名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宣判为永世不得翻身、打死也活该的“狗崽子”。嗣后政策上虽多了“可教育好子女”一说,但总体上社会管控系统因盛行“出身论”“成分论”(血统论的温和版)甚久,以致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秋季恢复高校招生时仍令国中心有余悸者甚众,直到1978年春季中央指令一律“摘帽”后,那块压在千万无辜者心头近三十年的巨石才被挪开。

   这就是说,梁晓声作为过来人,当他执笔小说暨同名电视剧《知青》时,如上泪渍的国史不可能不闪回其心间,然结果却由于选择性记忆,而把女主角周萍(一个资本家的女儿)的兵团经历大体写成了春风拂面、怜惜弥满的温馨时空。除了极个别偏激得像外星人一般遭公众排斥的怪物如吴敏,其余局中人(从农场干部到基层知青及草根百姓)皆像桃花源人似的“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不仅“几乎剧中的每个人都没有什么‘家庭出身’这个概念”,而且“他们心中也没有什么‘阶级斗争’这根弦”;更有甚者,是天仙般的林妹妹突然从天上掉到大观园一般,周萍也楚楚动人得让农场几乎所有人对她满怀“不可思议的偏爱”:

   赵天亮(出身革命干部的男主角)一见面就喜欢她,在那个男女授受不亲的时代居然敢众目睽睽之下背她(因为她的鞋子走掉了);刘站长一见到她就固执地认定这是“好人”,不遗余力地护着她;兵团女排长更对周萍说:“该怎样生活还怎样生活”,“我们的国家不可能永远这样”,“目前许多情况都不正常”。这些人不但道德完美,而且政治理论水平也超乎寻常,几乎人人知道这个“不正常的时代”不会长久。

   原本满目“集体—创伤”的苦难史卷,落到梁的笔下,竟被化为如此春华般柔媚、秋实般仁厚的《知青》故事,似乎“‘文革’的极‘左’意识形态根本没有对中国社会的古朴民风和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内在德性、人际关系造成任何的实质性破坏”,陶著当有理由批评梁这么写,客观上是在迎合偏见,好像“十年浩劫”只是个别“坏人”伙同吴敏式“怪物”才惹的祸,而“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即使在那时也依然是健康的”。这诚然一针见血。但若追问梁为何将知青叙事写成这样的主观意图(内驱力),或许更能凸显“文化批评”所以为“文化批评”(迥异一般“文学批评”)的沉潜品性。

   事实上,陶著也真这般做了。梁晓声的自我辩护要点有两个:一是其作品“不是在做知青苦难史的纪录片”;二是“我选择在那样的年代里,更多传递出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温暖。这种温暖并不是对时代的粉饰,而是我们在特殊年代也没有放弃对它的坚守”。陶著回应得更雄辩,掷地有声:

   “文革”是一个是非混乱、价值颠倒的时代,是一个坚持真理和良知就要付出生命代价的年代,因此,坚持真理、不作恶,不仅需要勇气,而且需要明辨是非的能力。这是一件殊为不易的事情。换言之,我们必须首先真实地写出一个极为恶劣的、是非颠倒、鼓动人作恶的时代环境,然后才能凸显这种“温暖”和“坚守”的艰难和可贵。也就是说,首先要充分写出这个时代的黑暗,否则就谈不上什么“坚守”了。

   由此可鉴陶著的“文化批评”确实不同于审美化“文学批评”。固守经典美学的“文学批评”推崇作家的创作自由,并不强求作家“写什么”“怎么写”须受制于“人类良知暨社会正义”的绝对律令。故当梁为《知青》辩解说不愿像写“回忆录”那样直面苦难与黑暗,一般“文学批评”对此也就不宜再说什么。但陶著的“文化批评”却坚执在审美化的“文学”之上,还有一个道德化的“人类良知暨社会正义”更需瞻仰,它的名字叫“文化”。于是,陶著也就会警觉梁的破绽是出在他对历史的文学记忆,骨子里不算见证性记忆,而是选择性记忆。

   平心而论,《知青》若不是问世于2012年,而是问世于遇罗克为其《出身论》殉难的1970年,梁或许会被思想史尊为遇罗克第二。然四十余年过去,梁再重弹“冬天里的春天”调子,也就不仅不见殉道者的勇气,反而平添几分避重就轻的选择性记忆之嫌。

   是的,把《知青》置于选择性记忆框架作深度透视,不难见出梁晓声未必不知血统论给知青带来的剜心之痛,他那颤栗的笔触未必没触到血统论在一代人脑中落下的伤痕,但最终他又把笔收了回去。他深知若真要写出那代人的血渍之魂,那可是“脑外科手术”,非血淋淋地开颅不可。梁从未想过要当中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会令他身上的每根神经、每条肌腱都紧绷得喘不过气来。他无论在精神或艺术上皆无此准备。于是他更愿选择周萍这个城市弱女符号,来寄托那代人(“可教育好子女”)的政伦梦幻:“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一早钻出被窝,就被天意突然恩准的融融春意而惊艳而感怀而热泪盈眶承睫不止。不难想象,饱受歧视的周萍乍到北国,就被兵团上下接踵而来的温情青睐所簇拥、所包围,她那颗冻结的心怎会不终于化作春水涟漪……梁当然有底气说,人际间的那种暖交流难道不具永恒之美么?被时势逼入低谷的弱者在那时不是最渴望大地回春么?把那峥嵘岁月最稀缺、同时又是国人最缅怀的人间温情从历史深处打捞出来而诉诸审美,这又错在哪里?若仅仅着眼于审美,谁也不能说梁错了。但偏偏陶著是把知青叙事有否见证历史真谛看得更重,于是,梁删简了苦难的选择性记忆经不起陶著的挑剔,这又未必不在情理之中。

不仅如此,若再深入剖析周萍这一弱女符号的内涵构成,可又发现梁笔下的弱女其实是“弱”在:她要么被抽却了人所以为人的个体生命尊严;要么是人所以为人的个体生命尊严,从未在她身上扎根。于是当无根的她陷于血统论的冰天雪地时,除却梦幻,别无他途。此梦幻在梁那儿拟有两个维度:一是像周萍那般祈愿外界环境(人际境遇)能奇迹般回暖(而不是“等待戈多”一般渺茫无期);二是则像裴晓云(梁1984年成名作《今夜有暴风雪》女主角)一般在她被冰雪冻成雕像的那刻,仍在幻想她这个出身不好的女孩,好不容易赢得信任、第一次被授予在边境持枪站岗的光荣权利(这叫“讲成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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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8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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