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征宇:海权与陆海复合型强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5 次 更新时间:2019-10-14 21: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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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征宇  

  

   内容提要:陆海复合型国家是指濒临开放性海洋且背靠较少自然障碍陆地的国家,欧洲面向大西洋地带的国家及当代的中国都是陆海复合型国家的典型代表。作者从理论与历史这两个角度对陆海复合型强国的战略地位及其在发展海权时面临的主要障碍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与单纯的海洋国家相比,陆海复合型强国为发展海权而进行的努力更需要被置于一种合理的大战略框架下,而这点则需要对发展海权的战略目标、海上力量的战略构成及自身海洋禀赋有明确的认识。陆海复合型强国在进行必要的海洋转型时,不仅要充分认识到自己能力的限度,同时也需要对发展海洋能力的必要性有明确的认识。与历史上的陆海复合型强国一样,冷战后中国的崛起进程同样也伴随着规模巨大的海洋转型,基于历史提供的经验教训,当代中国进行海洋转型时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之一是如何避免重蹈近现代历史上欧洲陆海复合型强国海洋转型失败的覆辙及由此而引发的种种灾难性后果,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和平发展。

  

   陆海复合型国家就是指濒临开放性海洋且背靠较少自然障碍陆地的国家,欧洲位于大西洋沿岸地带的国家(如法国和德国)及当代中国都是陆海复合型国家的典型代表。从近代以来的历史看,陆海复合型国家在战略上都具有几个明显特点:一是战略选择上的两难,历史证明一国无论多么强大,都很难长期成为陆海两栖性强国,因为战略集中是任何国家生存和取胜的前提;二是双重易受伤害性,这类国家因面向陆海两个方向,因而必须面对来自陆海两方面的压力;三是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的资源分配容易分散,出于安全战略上的实际需要,这类国家通常要在陆海两方面保持平衡,因而有限的资源容易被分散使用。在现代世界历史上,边缘地带陆海复合型国家中不乏世界顶级强国的有力竞争者,但它们为此进行的努力却无一例外都遭到失败,其中最典型的例证当属路易十四和拿破仑的法国及威廉二世和希特勒的德国,地理政治上的不利因素则无疑是其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历史上位于欧洲大西洋沿岸的陆海复合型强国(历史上的法国和德国)的争霸努力之所以屡次遭到失败,其关键是由于欧洲大陆东西两翼的国家能够不断利用欧洲以外的资源来干预欧陆局势,从而阻止了历史上多次出现的区域统一倾向,在潜在的欧洲区域征服者失败过程中,霸权觊觎国的海外扩张及其为争夺海权进行的努力通常是导致它们最终走向失败的重要诱因之一。与历史上的陆海复合型强国(尤其是路易十四的法国与威廉二世的德国)一样,冷战后中国的崛起进程也同样伴随着规模巨大的海洋转型,这种转型的主要驱动力是来自中国正在进行的史无先例的外向型发展。基于历史的经验教训,当代中国在进行海洋转型时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之一是如何才能够避免重蹈历史上欧洲陆海复合型国家的覆辙,从而真正实现具有最高层次上创新意义的和平发展。

  

一、“边缘地带”的大战略含义

  

   “陆海复合型国家”这个词乃是由两位中国学者———邵永灵和时殷弘———共同创造出来的,在现代地理政治术语中,与此对应的则是“边缘地带国家”的概念。在现代地理政治思想史上,“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是其中两个最重要的理论术语,这两种理论的创立者分别是英国地理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和美籍荷兰裔国际政治学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尽管在此无法详述,但在考察“陆海复合型国家”战略地位前,有必要首先回顾一下麦金德和斯皮克曼这两种理论的基本点。

  

   麦金德依据自然地理特征将世界划分为三个区域:一是位于欧亚大陆中心的那片由草原和沙漠构成的内陆区域;二是由欧亚大陆边缘陆地构成的“内新月形地带”;三是由近海岛屿、美洲、澳大利亚组成的“外新月形地带”。麦金德指出,欧亚大陆中心那片以草原和沙漠为主的区域是一个巨大的天然要塞,这里三面山系环绕,河流都流入内陆湖或北冰洋,因而是海上人无法到达的场所;这片地区历史上一直由各种游牧民族所控制,这里的自然条件及马和骆驼的机动性使他们能够不断汇集起强大的军事力量,从而对边缘地区造成严重威胁。麦金德根据历史上来自大陆中心的游牧民族对边缘地区的压力程度,将古典时期以后的世界史分为三个时期,即前哥伦布时代、哥伦布时代、后哥伦布时代。前哥伦布时代的特征是欧洲被困在狭窄区域内,且不断地受到草原游牧民族的威胁;16世纪航海大发现使世界进入了哥伦布时代,新航路的开辟使欧洲人得以从海上迂回到游牧民族的后方,从而抵消了中心地带的战略优势;但进入20世纪后,新技术的出现使中心与边缘的力量对比再次发生根本变化。麦金德正是由此得出了他战略思想的核心命题,即欧亚大陆中心的那片由内陆和冰洋水系覆盖的地区,是世界政治的“心脏地带”:历史上这里的游牧民族曾经对边缘地区造成过严重的威胁,20世纪的技术发展可能使边缘地区将面临类似压力,一旦技术发展使欧亚大陆中心地带再次被组织起来,那么一个庞大的世界帝国也就为期不远了。

  

   尽管麦金德将世界划分为三个区域,并且承认欧亚大陆边缘的“内新月形地带” 的重要性(因为世界上大部分人口和资源集中在这里),但这一地区在他的理论中始终居于从属地位,即这一地区的重要性只在于它历来是海权与陆权争夺的焦点。麦金德提出的这种看法虽同他界定的海权与陆权的对抗相一致,但问题在于历史上海权与陆权的对抗只代表一种在特定时期的国际权势冲突模式,即心脏地带作为权力中心的重要性并非是历史或地理造成的,而是由边缘地区在某些时期的羸弱造成的。在现代战略思想史上,对麦金德理论的这一缺憾做出了实质性修正的是尼古拉斯·斯皮克曼。与麦金德相反,斯皮克曼认为,世界上最具有权力潜质的场所是欧亚大陆边缘地区(边缘地带),这不仅是因为世界上大多数的人口和资源集中在这里,更是因为“东半球的权力冲突向来与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区的关系有关,与边缘地区的权力分布有关,与海上势力对大陆沿岸的压迫所起到的影响有关,最后,与西半球参与这种压迫的程度有关”。值得注意的是,在斯皮克曼界定的所有这些权力互动形式中,边缘地带实际上都处于一种核心地位,即边缘地带并不是一个在海权与陆权间完全处于被动地位的区域,它同样也是一个权势争斗的发源地,时常同来自陆海两个方向的势力发生对抗。正是因为如此,在拿破仑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和俄国“全都是站在一起反抗拿破仑、威廉二世和希特勒领导的边缘地带国家的”。麦金德虽然也注意到这三场战争,但他认为前者仅仅是东西欧间的较量,后两者则是德国为控制心脏地带而做出的努力,三场战争在斯皮克曼理论中的性质却是完全相同的。

  

   对斯皮克曼来说,边缘地带的战略属性是双重的,它有时是在海洋强国和心脏地带强国间分裂的,有时海洋强国和心脏地带强国则联手对抗边缘地带某个强国,边缘地带的战略重要性也正是集中在这一基本的二元论上。尽管斯皮克曼并不否认海权与陆权对抗的存在,但却认为它并非是压倒性的主题,即历史上从没发生过单纯的海权与陆权的对抗,“历史上的阵营总是由某些边缘地区国家和不列颠一起去对抗另一些边缘地区国家和俄国,或不列颠与俄国一起对抗一个边缘地区强国”。与麦金德揭示的单一海陆对抗模式不同,斯皮克曼揭示的历史上交替出现的权势对抗模式实际有两种:一是海权与陆权的对抗,即海洋国家及边缘地区盟友与心脏地带国家及其边缘地区盟友的对抗;二是海洋国家与心脏地带国家联手与某个边缘地区强国的对抗,这其中哪一种模式占上风则要取决于边缘地带的权力分布状况。与麦金德揭示的单一对抗模式相比,斯皮克曼揭示的这两种模式从历史角度看更具普遍性:对麦金德来说,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与战后的苏联是完全相同的国家,即这三次对抗都反映了心脏地带强国试图称霸欧亚大陆的努力,而正是这点使它们与主导性海洋国家发生了冲突;对斯皮克曼而言,两次世界大战与冷战乃是两种不同的权力对抗模式,即前者反映的是主导性海洋国家与心脏地带强国联手与一个边缘地带强国的对抗,而冷战反映的是海洋国家及其边缘地带的盟友与心脏地带国家及其边缘地带的盟友间的对抗。

  

二、近代欧洲陆海复合型强国的命运

  

   自二战结束以来,与麦金德理论相比,斯皮克曼理论的重要性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二战后海洋国家与心脏地带强国相对于边缘地带的优势掩盖了边缘地带的真正重要性,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人们普遍都以麦金德的视角来看待斯皮克曼的理论,而这点恰恰是抹杀了边缘地带在现代世界政治中的核心地位。事实上,自16世纪以来,边缘地带很大程度上一直是世界政治的中心,这里不仅是曾经开启现代世界历史进程的航海大发现的起源地,而且历史上两个最重要的挑战者,即路易十四和拿破仑的法国与威廉二世和希特勒的德国,都是位于边缘地带的陆海复合型强国,而有关它们失败机理的考察无疑将有助于我们对陆海复合型强国战略地位的认识。

  

   在现代世界历史上,边缘地带强国争霸努力所以屡次遭受失败,根本上乃要归因于贯穿几个世纪以来欧洲国际关系的大均势机理,这种机理得以保存并持续运作的关键,是每当一个潜在强国可能以强制手段来统一欧洲时,欧洲大陆东西两翼必然会出现制衡它的力量,这些力量通过将欧洲以外的资源引入争夺欧洲霸权斗争的方式阻止了霸权国的胜利,当欧洲大陆东西两翼的平衡力量同时发挥作用时,将迫使霸权国从事一场极为消耗资源的两线战争,由此造成的必然结果也就是欧洲均势不断得到恢复。一般来讲,从1494-1945年,由于体系中的主要行为者大都是欧洲国家,且欧洲区域体系主导了世界其他地区,因此绝大多数理论家往往将那种在欧洲国家体系历史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均势逻辑看做一种普遍规律,即一种能够脱离特定的地理政治环境而独立运作的机制。但事实上,1494-1945年的欧洲国际关系实质上是欧洲国家体系特定的地理政治环境的产物,这种环境的首要特征是位于欧洲大陆东西两翼的强国,首先是西方海洋强国,其次是东方大陆强国,不断以欧洲以外的资源来干预欧陆局势,从而最终阻止了历史上多次出现的欧洲统一倾向。显然,任何为反对共同的霸权威胁而形成的制衡同盟确有其内在逻辑,但历史上反复遭到毁坏但又反复得到修复的欧洲均势并不归功于这种逻辑,而是归功于欧洲西翼的主导性海洋强国(主要是英国)和欧洲东翼那个在人力和资源上都占有绝对优势的大陆强国(最早是奥地利,但主要是俄国)。

  

从表面上看,主导性海洋强国历来关注欧洲以外商业与市场的扩张,而历史上出现的挑战者国家则历来关注在欧洲大陆上的领土争夺,由于活动在不同的战略区域内,因此这两类国家间似乎不大可能因利益冲突产生碰撞。但与此相反,历史上的主导性海洋强国与欧陆霸权觊觎国的碰撞不仅带有明显的规律性,且主导性海洋国家在反抗欧陆霸权觊觎国的过程中总是扮演了关键角色,而导致这种情况的根源主要就在于,一旦某个大陆强国取得了欧陆霸权,必然将威胁到主导性海洋国家的根本利益,因为欧陆霸权将会使一个大陆强国获得足够的资源,从而有能力动摇主导性海洋国家在经济和海军上的领先优势。首先,一旦某个大陆强国取得欧陆霸权,它同时也将会处于一种在洲际远程贸易领域取得霸权的绝佳位置上,因为追求欧洲霸权必然使霸权觊觎国寻求对相邻的经济繁荣源泉的控制,而这点在现代历史上通常意味着寻求对意 大利北部或低地国家的控制,这种控制不仅能够带来相对财富的快速增长,而且有望能够使霸权国在海洋能力上获得急剧提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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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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