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律:欧洲民族国家演进的历史趋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521 次 更新时间:2006-11-21 01:3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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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律  

  

  欧洲作为一个文化统一但政治分裂的文明单位,是现代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发源地。自1500年开始,民族国家兴起导致的欧洲分裂和二战后的重新融合成为世界历史上最独特的现象之一。认真分析这一现象,并从理论上探讨其未来的趋势,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课题。由于这一课题涉及的领域过于庞大,所以,本文不可能对影响这一变化的各种因素都进行探讨,只是试图从一种宏观历史的角度,以欧洲民族主义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为主线,力求对欧洲民族主义的演变趋势有一种总体的认识。2

  

  一, 1500—1789:从绝对君主制向现代民族国家过渡

  

  探讨欧洲民族国家演进的历史趋势既涉及到欧洲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起源的时间又涉及到其含义的界定。国内学术界一般认为民族主义的兴起是在法国大革命前后,国外学术界也大体划定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社会科学工作者一般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现代运动和意识形态,是18世纪晚期在西欧和北美出现的。3这种看法之所以为学术界广泛接受,在于民族主义自18世纪末19世纪初确实获得了一种世界性的影响力。不过这种看法无法解释英国的情况,因为当时英国已经是一个典型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从历史的角度看,欧洲现代的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有一个逐步发展和成熟的过程,如果以法国大革命作为一个划分的阶段性标志,那么,可以将在此之前看作是欧洲各国从绝对主义君主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过渡的阶段。这一阶段是几个西欧国家相互争霸的过程,也是这些国家逐步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化的过程,但最终结果是,只有英国在几个世纪中完成了由绝对主义君主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化的任务,成为了其余欧洲国家效仿的榜样。现代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有一个从起源到成型的逐步发展过程,而这种发展,并不是整个西欧国家的同步行动,而是部分国家率先起步,其余国家随之跟进的过程。所以,我更倾向于将近代初期,也就是1500年左右作为现代欧洲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兴起的起始时间。这样的划分,不仅从探讨民族主义的角度更为合理,也有利于将民族主义国家的发展与欧洲近代的扩张和现代化、全球化等问题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

  而民族主义的界定问题似乎更为复杂。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民族主义的问题,我们不难发现,尽管在人类的历史上有过若干民族主义意识的萌芽,古希腊的爱国英雄主义,中国古代的屈原、岳飞和文天祥的气节和精神,其中的民族主义因素都十分明显。但这些前现代时期的民族主义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族主义,因为,现代民族主义是与现代化和全球化密切相关的一种政治思潮,而这种以全球化为特征的现代化,其发源地正是近代初期的欧洲,是欧洲独特的历史和现实的因素结合在一起,才最终催生了现代的民族主义。因此,今天我们所说的民族主义既是一种文化传统和特定的种族意识相关的产物,也是欧洲文明圈在近代以来开始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独有的政治产物。正是在欧洲萌生的这种与现代发展有关的民族主义,导致了近代欧洲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既加速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又产生了历史上尖锐的分裂,并将同样的趋势扩张到了整个受欧洲影响的世界。

  如徐迅所说,民族主义意义上的“民族”,不在于其所指的民族是否是从旧民族中分化出来的,不在于与古代民族有着怎样的历史和文化的连续性,而在于现代的“民族”和民族国家的不可分割的关联,即“民族”作为民族国家的文化合法性基础和来源。现代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故资本主义(或世界现代化过程)的开始是民族形态的分界线,在此之前,民族为古代民族,在此之后是现代民族。“民族”之所以能够现代化,其秘密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统一了民族市场,打破了封建割据的局面,从而建立了统一的民族国家。社会的经济联系复杂化是现代民族形成的决定性条件。4从这个意义上看,现代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有一个交织在一起的孕育发展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是与欧洲的资本主义发展密切相关的,但其中也有一些独特的因素,否则就不能解释为什么西班牙和葡萄牙这样在殖民掠夺中占了上风的国家未能率先建立起完整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

  由于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这种不可分割的关系,我们必须从现代意义上理解民族国家。与传统封建国家不同的是,民族国家是一个拥有国家主权的政治实体,对内能实施有效的控制(即国家垄断了合法的暴力手段),对外具有相应的防御机制,拥有比较稳定的疆域,能够为发展现代经济提供基本的保障,其政权的合法性得到了全体国民的认同,国民也能通过合法的渠道表明这种认同。因此,从欧洲民族与民族国家的发展来看,在大的趋向上,经历了三个主要的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中世纪末到法国大革命,是欧洲民族国家的孕育和成长阶段,欧洲各主要国家都在从中世纪的等级君主制向绝对主义的王朝国家转变5,但只有英国在绝对主义国家的基础上完成了一个“典型”民族国家的初创工作;第二阶段是欧洲民族国家的扩张阶段,民族国家的概念和民族主义的浪潮由法国大革命传播到了整个欧洲,激发了其余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浪潮,并由此导致了欧洲剧烈的动荡与冲突;第三个阶段是二战后从欧共体到欧盟的发展,显示出欧洲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在共同发展中开始了某种新的融合。

  在欧洲,民族国家的前身是各类绝对主义君主国家。从近代开始,以欧洲各等级封建君主国为基础发展而来的这些国家,如西班牙、葡萄牙等,都具有某些民族国家的特性,然而又都不充分。其统治者控制着一定的疆域,能够行使对内和对外的大部分的国家权力,但其民众除开血缘的认同外,却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权利,统治者也不能宣称自己的统治代表着民族的利益。6这样的国家是欧洲各民族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化的雏形。由于这样的转化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完成,所以,一个“典型”民族国家的产生,需要一个较长的孕育和发展的时期。也正因如此,即便是英国,也是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才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因此,从比较狭隘的角度看,欧洲民族国家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实质上就是英国如何从绝对主义王权国家转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

  按照曼恩(Michael Mann)的看法,无论是通过和谐的、反应的还是冲突的方式,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政权作用的产物,现代的,理性化的政权先于民族和民族主义在欧洲出现,也只有在欧洲框架内才能理解各国之间的外交和战争现象。7因此,在现代民族国家产生之前,欧洲绝对主义君主国家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迅速创造自己的民族和民族国家。但只有英国,在这一历史转型的过程中抢先完成了任务,并在法国大革命前成为了其余国家创建民族国家的样板。之所以能够如此,在于英国具有一些独特的内部和外部的优势。

  首先,英国是一个岛国,从一个疆域较为固定,不会与其邻国发生领土纠纷和战争的角度看,英国的位置十分有利,除与苏格兰的陆地边界外,英国的海岸就是其天然的国界。此外,近2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又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地理优势,按罗斯(A.L.Rowse)的看法,这种不大的面积使英国的国王能够保持王国成为一个真正的统一体,在欧洲大陆那些更大的国家,那些较大的独立王公和封建主有其自身的行为方式,小人物无法得到足够的保护。而在英国,国王的法令得以执行,每个人都享有在国王法律下的权利。8 普通人都能够享有国王法律规定下的权利,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它给英国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在这样的基础上,中世纪的英国开始发展出以普通法为基础的法治系统,以议会为雏形的政治协调机制,以契约为基础的自由市场体系。后面的这些条件实际上是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正如丘吉尔所言,诺曼入侵加速了英国的封建化,并在军事上控制了全国,“但萨克逊英格兰的许多东西仍然保留了下来。诺曼底人擅长于执法和司法,而不善于立法。……对后来很有益处的萨克逊地方政府体制,即郡、郡守和法院,保留了下来,国王通过这种体制同全国保持着广泛的联系。”9

  中古英国的发展实际上是英国原有的盎格鲁—萨克逊传统与诺曼入侵者互相冲突并逐渐融合的过程。这一过程既逐渐使英国吸收了欧洲大陆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使其逐渐“欧化”,又使它与大陆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同时还迫使诺曼入侵者调整自己的规范,形成了在思想方面与欧洲大陆不同的一种传统。这种传统的体现就是各种契约、概念与惯例,牛津学者认为,英国的宪政是建立在法律和习俗基础之上的,10这的确是一种对英国宪政本质的精辟见解,而在这一阶段形成的法律和习俗,则对构成现代英国宪政的框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中,亨利二世对英国法制建设的贡献最大,他极为尊重传统的形式,但却尽量使古老的原则具有新的含义。11这种做法最终奠定了英国普通法的基础。

  英国的普通法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体系,探讨普通法显然不是本文的宗旨,这里只是想强调一点,普通法不是一种自上而下,如同罗马法或者拿破仑法典那样从“上层”强制推行下来的法律,也不是来自统治者试图对现存社会的控制,而是来自普通民众的生活:历代英国移民为了寻求土地,维持生计而按自己的方式建立的规则。12这种自下而上的传统,无论对国王还是贵族,都是一种制约。与欧洲其余国家国王与贵族的矛盾动辄以兵戎相见对照,英国的类似冲突尽管也有,但除开红白玫瑰战争以外,动武的力度要小得多,且大多以谈判告终。能够通过协商来解决问题,除开英国具有某些原始民主的传统外,普通法的影响显然不可忽视。正是自下而上的法治框架提供了某种社会公认的有保障的正义原则,冲突各方才可能通过谈判来解决矛盾。于是,通过谈判或者“开会”的方式来解决矛盾,逐步形成了具有英国特点的重要政治机构——议会。

  就欧洲而言,议会当然不是英国的专利,但多数国家的议会在中世纪以后都逐步衰落,只有英国议会转化成为了国家政治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很多英美学者认为,这是讲英语的民族对世界文明最大的贡献)。在中世纪的英国人看来,议会是改进行政和司法,分配正义的机构,当然,也是除此之外,人们不可能在其余地方寻求救助的唯一机构。当时的英国社会存在三种主要力量:国王,封建贵族与普通臣民。正是他们的相互作用共同在13世纪产生了英国议会。从当时议会承担的工作看,除开外交、征税和上诉的司法问题外,一些重要的封建礼仪也是议会的工作之一。当然,国王可以绕开议会而处理高级政治的事务,也没有人会阻止他。但对普通人而言,议会是其个人冤屈得以申述的唯一的、最高的正义机构,他的个人冤屈和要求应该得到关注。因此,处理司法上诉问题往往成为议会最经常的任务。这样的任务日渐增多,以致议会实际上成为了一个庞大的封建法庭。尽管议会也讨论其他的事务,但它的司法功能显然远远超过了其他的功能。到爱德华一世时,议会已经塞满了经过英国法律和罗马法律训练的人员,他们能够非常专业地应付议会的所有的事务,并且也几乎占据了议会所有的时间。议会其余势力的代表,无论是男爵、骑士或自治市的代表,都根本无法与他们的贡献相比。13由于议会实际上是对全体有土地的人开放的,所以它又是一个有着广泛基础的法庭。通过辩论来商讨事务,不允许携带武器进入议会等惯例,都是司法部门的传统。尽管这一传统在社会面临重大分歧时会遭到破坏,但风暴过去,这样的传统很快又会回到它本来的位置。在都铎王朝时期,旧贵族势力遭到打击,英国王权得以强化,顺应了人们战乱后希望安宁的心理,但托马斯?加格雷夫爵士还是呼吁议会应该维持自己的特权,“他们应拥有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权利,无论他们在议会是被涉及到何种事务,或是提到某种议题还是进行何种辩论,都应该享有此种特权。”14

  换言之,与欧洲其余国家不同,“生而自由”的英国人天然就具有某些基本的权利,这些权利得到了法律和各种政治机构的保障,谁也不能任意地侵犯这种自由。后来的斯图亚特王室对这一原则进行挑战,便导致了17世纪的英国革命。革命的结果,除开政治权力结构的变化外,就是英国社会再次对这些权利进行了强调。英国议会在1628年提出的“权利请愿书”,认为英国人应该拥有如下的权利:1,未经议会同意不得征税,2,未经法院判决不得任意抓人和没收其财产,3,军队不得抢占民宅,4,不得根据军事戒严令任意逮捕公民。15作为终结17世纪英国革命的光荣革命,不仅表明英国已经彻底从一个王朝国家转化为民族国家,而且表明这个国家的主要功能就是保护个人的基本权利。这些基本权利包括:1,人身自由,即未经法律程序,个人不得被逮捕、监禁。2,言论自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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