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小虎:双轨价格实践与理论探源

——对王晓鲁意见的补充意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8 次 更新时间:2019-08-14 00:1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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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小虎  

  

   近来,对价格双轨制发明权的争议,再起波澜,引发各界关注。对于当年最早提出价格双轨的时间节点,对于在最重要的时间节点上,谁都说了什么,我并非当事人,没有资格置喙。

  

   王晓鲁认为“这是一代人的贡献,是许多积极参与改革的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领导者、党政干部、农民、个体经营者和一批学者共同推动的结果。他们的贡献都不应忘记,简单归结为某一位或几位学者的发明未必准确。”[1]华生2011年的获奖感言,表达了差不多同样的意思。我比较同意他们的观点。

  

   王晓鲁观点的主要依据,是1978年以后价格改革的实践,他举了乡镇企业和四川国企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的例子,[2]是符合实际的。据张卓元同志研究,“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1978 年,国家定价占 97%,市场调节只占 3%;到 1984 年,国家定价占 73.5%,国家指导价占 10.5%,市场调节价占 16%”。“在工业品方面,从 1982 年起,陆续放开了小商品价格,第一批为 6 类型 160种,第二批放开 8 类 350 种。1984 年 10 月进一步规定,除各级政府必须管理的少数品种外,放开小商品价格。”“1984 年 5 月 20 日,国务院规定:工业生产资料属于企业自销(占计划内产品的 2%)的和完成国家计划后的超产部分,一般在不高于或低于国家定价 20%幅度内,企业有权自定价格,或由供需双方在规定的幅度内协商定价。”[3]可见,价格改革的实践是走在莫干山建议前面的。

  

   我这里想补充的是,双轨价格的实践和理论探索,还可以追溯到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

  

  

   1956年前,我国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国营经济主要通过市场与其他经济成分相联系,与之相适应,那时的价格是双轨的。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经济主体以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为主,计划管控成为主要的经济运行方式,但总是有计划管不到的地方。例如,农村社队企业(开始叫农村工业),城市里的小集体企业如校办工厂,农村集贸市场和个体长途贩运等等,都不可能纳入国家计划,只能完全按照市场需求自主发展、自生自灭,产品价格也是随行就市。

  

   政治形势变化,对这些靠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影响很大。有时候它们被认为是计划生产和国家市场的有益补充,能得到一些支持,发展就快一些。有时候他们被当成资本主义的温床或尾巴,受到遏制,因此发展缓慢甚至萎缩。但伴随计划经济始终,它们顽强存在、生生不息,根本原因是民生有需要,市场有需求。

  

   以社队企业为例,经历了几次起伏。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在毛主席要把公社办成“农、工、商、学、兵”五位一体的综合体的号召下,全国掀起了大办农村工业的热潮。1959年的统计,全国办了70万个农村企业,500多万人就业,农村工业产值100亿元,占当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0%[4]。但随着后来国家经济遇到严重困难,政策重新调整,农村企业停滞、萎缩了。

  

   进入1970年代以后,农村企业特别是农村工业,又一次兴起。如果说1958年的“大办”,主要是源于自上而下的理想主义。那么这一次,则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国有经济的正常运行秩序被打乱,生产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而不受国家计划直接控制的农村,自发地适应市场的需求,填补计划经济的空白。当时极“左”横行,但政府还是给予一些政策扶持,社队企业在逆境中反而有了较大发展。1978年全国有社队企业152.4万个,职工2826.5万人,总收入431.4亿元,占当年农村经济总收入的29.7%。[5]为后来的农村改革和国家的改革开放,积累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实践经验。

  

  

   实际生活的起起伏伏,与国家领导层思想认识及决策取向的变化,关系很大。

  

   1956年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计划管理成为经济运行的统治方式,经济生活出现僵化趋势,引起陈云同志的注意和思考。他在1956年8月23日指出“现在要有国家市场,也要有在国家市场领导下的自由市场。没有这种自由市场,市场就会变死。”[6]9月11日他又说:“现在,就是要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恢复一九五三年的情况,搞死了不行。应该是大的方面计划,小的方面自由。”[7]

  

   在这些思考的基础上,9月20日他在党的第八届代表大会上,作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的报告,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情况将是这样: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至于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因此,我国的市场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8]

  

   这段论述,后来被人概况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但陈云的讲话中提到的是计划生产和自由生产,国家市场和自由市场,并没有计划经济的表述。因此我认为,这样概况是否准确,还是可以商榷的。但无论如何,他的论述针对的问题是经济被搞死了,强调的是充分利用市场,搞活经济,这是毫无疑义的。

  

   无独有偶,1956年底,针对各地出现的“地下工厂”,毛泽东表态,可以使其“成为地上,合法化”,他还十分形象地说“现在做衣服要三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衣服裤腿一长一短,扣子没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陆续,薄一波、陈云、刘少奇也都发表了同样的意见。[9]

  

   可惜,1957年开展反右运动,政治形势急遽变化,阶级斗争的弦越崩越紧,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不再提起了。包括陈云同志在党的八大上的报告提出的建议,均未能转化为具体政策。但陈云是在党的代表大会上,系统全面地阐述社会主义经济应该如何运行,并且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因而还是在社会上有广泛、深刻的影响。1957年,薛暮桥同志写了《经济工作中的若干问题》(内部),文章质疑当时已经露头的“左倾”思想,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否需要百分之百的社会主义,是否允许小商品经济甚至资本主义经济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社会主义国家应当采取什么办法来使消费品生产能够适合人民多方面和多样性的需求,等等。[10]这些意见,显然是与陈云同志的观点是一致的。

  

   尽管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政治上导致荒谬,但对经济领域里,国家计划管不到,属于自由生产、自由定价、自由流通的社队企业,国家领导人却往往情有独钟。1959年,毛泽东曾对农村办工业大加赞扬,说这是“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之所在”。70年代社队企业再次兴起,也与毛泽东、华国锋、邓小平的重要批示和直接支持分不开。[11]

  

   客观地看改革开放之前30年,尽管主张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观点,居统治地位,计划管控一切的调门越来越高,但靠市场调控的自由生产、自由定价、自由交易的经济,却始终存在。两种经济运行方式并存的事实,基本符合陈云当年的分析。双轨价格,自然也是始终存在。

  

   30年间,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思想,有反复、有自相矛盾、有相互矛盾,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尚处于探索阶段,还比较幼稚,不成熟。

  

  

   实行价格双轨制,是改革国家经济管理方式的政策性建议。这个建议的理论基础,是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商品经济,仍然要受价值规律调节、支配,包括国家计划必须遵循价值规律,企业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扩大再生产等等,也都必须接受价值规律即市场的调节。

  

   在我国,大约80年代初、中期,这个问题基本得到解决,成为社会共识。但在改革开放之前,这却是经济理论界的一个巨大挑战,挑战苏联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挑战斯大林的权威,挑战党内的极“左”观点,反思苏联东欧各国和我们自己的计划经济体制弊端。分歧多,争议大,几乎所有的经济学者都从不同角度卷入进去。有时候,政治环境比较宽松,能够开展正常的学术研究和观点交流;有时候,政治环境恶化,不利于学术探讨;特别是文革期间,许多人面临“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分子”之类的指控,被剥夺研究问题的权利,甚至有牢狱之灾。

  

   总的看,攻克这个理论课题,主要是老一代经济学家的集体贡献。他们研究解决的主要问题,一是社会主义经济是不是商品经济,原因何在;二是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关系,社会主义经济应当怎样运行和管理。这些我们今天看来已不是问题的问题,却是老一辈学者几乎耗尽毕生精力去攻克、解决的。有的人为此一生坎坷,甚至坐牢、牺牲。

  

   例如顾准。他1956年写了题为“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长篇论文,1957年初在《经济研究》发表。我归纳他的主要观点有:1.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意味着必须计较劳动耗费,在大生产条件下,这只能通过商品交换和货币关系才能实现。因此,即使是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经济也仍然是商品经济。2.国家的经济计划要受到价值规律的制约。3.计划很重要,但只应规定大的比例关系且具有弹性,不能干涉企业的具体经营活动,企业应根据市场的需要和变化,通过严格的经济核算制度,自动调节生产、分配、产品转移与消费之间的关系。4.企业经济核算的内容,有价格、成本、利润、劳动者报酬、扩大再生产投资等等。严格的经济核算,可以改善管理,促进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力。企业经济核算是价值规律的一种表现形式,其结果也为制定、调整计划提供依据。

  

   顾准所提出的观点,特别是2、3、4点,用我们今天的话语,就是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以及要对国有企业进行市场化改革。对于产品价格,他恐怕算得上是我国经济理论界,主张调放结合、以放为主的第一人。他在文章中,还分析了社会主义价值与价格的运动规律,价格与货币的关系,等等。他的观点,现在读来,仍有强烈的时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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