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兴良:司法的最高境界是无冤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47 次 更新时间:2019-08-06 00:0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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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兴良 (进入专栏)  

  

   错案是司法公正抹不去的恒在阴影,人与制度皆深受其害。而对其的纠正与防范则得立为一种谦诚姿态:趋向司法公正的路途遥无止境,各界诸君仍需上下求索,继续努力!陈兴良老师点评的四起错案,都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21世纪初期。悖于人权保障的司法理念和运作、特定时期的社会和案件背景,乃至极偶然事件的出现等因素综合作用在一起,是造成这些错案的重要原因。除检讨司法制度外,亦亟须对当事人作为法律主体的“人”及其人权保障作同等检视。

  

   案例目次

   赵作海案

   佘祥林案

   于英生案

   张氏叔侄案

  

   本文选自《无冤:司法的最高境界》,首发于《中国法律评论》2014年第2期判解栏目(第175—195页),为阅读方便,脚注从略,如需引用,请参阅原文。

  

   注:感谢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供的案情介绍及判解,限于相关法律文书的公开程度,仅得提供于英生案与张氏叔侄案的简要概览。

  

   在遭受司法冤屈的被害人面前,对于司法机关无论进行何种责难都应该。为了避免冤案,对于司法机关无论提出何种要求都不为过。冤案的制造者,无论是有意还是无心的,都应该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尽管难以实现,我仍然要说:司法的最高境界是无冤。

  

   赵作海案 · 案件回放

  

   被告人赵作海,男,1952年10月出生于河南省柘城县,汉族,文盲,住柘城县老王集乡赵楼村。1999年5月9日因涉嫌故意杀人犯罪被柘城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19日被依法逮捕。

  

   1998年2月15日,被害人赵振晌的侄子赵作亮、赵作印到柘城县老王集派出所报案称:其叔赵振晌于1997年10月30日晚无故失踪,与其叔关系最好的同村村民赵作海在赵振晌失踪时脸上有伤,且赵作海对其脸伤的形成原因说谎话,怀疑其叔的失踪与赵作海有关系。1999年5月8日赵楼村在村西淘井时,从井中打捞出一具无头、无四肢的男尸,遂向柘城县公安局报案。刑警大队通过调查访问,得知附近村庄赵楼村村民赵振晌于1997年10月30日失踪,于是围绕赵振晌的失踪展开调查,并根据赵作亮、赵作印的反映材料,将赵作海列为重大嫌疑人。经审讯,赵作海供述了杀害赵振晌后碎尸抛尸的犯罪事实。

  

   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赵作海和被害人赵振晌均与本村妇女杜某某有通奸关系。1997年10月30日夜,赵作海在杜某某家与杜某某通奸时被赵振晌碰见,赵振晌持刀将赵作海面部砍伤。赵作海逃离杜家后,赵振晌追赶至赵作海家院内,赵作海持刀将赵振晌杀死并将尸体肢解、隐藏。

  

   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赵作海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河南高院”)核准了赵作海的死缓判决。

  

   2010年5月6日,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报告河南高院,本案被害人的赵振晌又回到村中,请求河南高院审查处理。在得知“亡者归来”后,河南高院于5月8日启动再审程序,核实相关证据,做出再审决定,采取赔偿措施。5月9日上午,河南高院向赵作海送达了再审判决书,宣告被告人赵作海无罪,赵作海被无罪释放。张立勇院长亲自向赵作海鞠躬,对赵作海个人表示道歉。

  

   以纠正赵作海错案为契机,河南高院将每年的5月9日确定为全省法院“错案警示日”,连续举办警示活动,召开座谈会,先后邀请多位知名专家学者,与法官一道查摆问题,分析原因,反思错案教训,研究改进措施。所有这些都是向社会表明人民法院敢于负责、敢于担当。以赵作海错案的纠正为契机,近年来河南法院系统加大了对“疑罪”案件的处理力度,依法对100起案件的116名被告人宣告无罪。2013年,河南高院又指导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已被羁押12年之久的李怀亮故意杀人案依法宣告无罪。


陈兴良:赵作海冤案反思 · 刑讯逼供结恶果


   赵作海故意杀人冤案是以死者生还而获得平反的,最终以喜剧而告终。然而,仔细审视赵作海案,我们发现赵作海在1999年5月9日刑拘,从5月10日至6月18日,赵作海却做了9次有罪供述。但本案迟至2002年10月商丘市人民检察院才向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没有杀人的人会在什么情况下多达9次承认自己杀人?而在公安机关已经拿下有罪供述以后,为什么二年半以后才提起公诉?

  

   可以明确作出的回答是:刑讯逼供,以及此后的翻供。在2010年5月本案获得纠正以后,6月26日商丘市龙亭区人民法院以刑讯逼供罪对导致赵作海冤案负有直接责任的侦查人员王松林等六名被告人作出一审判决,对以上疑问作了最好的回答。

  

   几乎每一个冤案背后都徘徊着刑讯逼供的阴影,赵作海案也不例外。刑讯逼供的目的在于逼取口供,以此获取证据对被告人定罪。美国司法界把刑讯逼供获取的证据称为毒树之果,所谓毒树之果是美国刑事诉讼中对某种证据所作的一个形象化的概括,意指根据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所获得的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的口供,并获得的第二手证据(派生性证据)。以非法手段所获得的口供是毒树,而以此所获得的第二手证据是毒树之果。

  

   事实上,虽然每一个冤案的铸成都离不开刑讯逼供,但绝非每一次刑讯逼供都一定会造成冤案。应该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通过刑讯逼供所获取的口供,收集到的是能够证明被告人有罪的客观证据。这种证据是所谓毒树之果:树虽然有毒,其果则无毒。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了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将毒树之果毫无条件地予以排除,以此杜绝冤案的发生。

  

   而在赵作海冤案中,毒树结出了毒果:刑讯逼供逼取有罪口供以后,并没有通过口供获得能够证明赵作海有罪的客观证据,但赵作海仍然被定罪。由此可见,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多么大的漏洞。

  

   刑讯逼供在我国是法律明令禁止的,刑法将其规定为犯罪,但为什么刑讯逼供仍然屡禁不止呢?

  

   我认为,这与我们没有从根本上认清刑讯逼供的危害性有关。在我看来,刑讯逼供的危害并不仅仅在于,甚至根本就不在于它会造成冤案。因为,绝大多数刑讯逼供并不会造成冤案,相反,通过刑讯逼供获取口供取得能够证明被告人有罪的客观证据,从而有利于惩治犯罪。

  

   如果我们仅仅从造成冤案的角度认识刑讯逼供的危害性,那么,是否可以说,没有造成冤案的刑讯逼供就是没有危害性的,甚至是具有积极效果的呢?这样,刑讯逼供就被分为两种:造成冤案的刑讯逼供与没有造成冤案的刑讯逼供。只有造成冤案的刑讯逼供才是恶的,没有造成冤案的刑讯逼供岂非不但无罪而且有功?

  

   显然,这个逻辑是十分危险的,但也是现实中对待刑讯逼供的态度。

  

   在这样一种认识之下,禁绝刑讯逼供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实上,目前在我国刑法司法实践中,只有在冤案获得平反之后,才有刑讯逼供责任的追究。在其他情况下,除非刑讯逼供致人死亡或者重伤才被追究。

  

   而那些刑讯逼供获取口供,通过获得客观证据证明了犯罪,由此破获了案件,尤其是在破获了大案要案的情况下,从来没有被以刑讯逼供而定罪的。因此,刑讯逼供被说成是臭豆腐:闻着是臭的,吃着是香的。进而,在某些重大案件的侦破中,刑讯逼供就在打击犯罪的冠冕堂皇的名义下实施。

  

   这才是令人恐惧的。

  

   刑讯逼供之恶在于其对人性的摧残,是专制司法的残余,是与法治文明格格不人的。正如我国学者指出:“刑讯逼供犹如诉讼程序中的一颗毒瘤,侵蚀着公众的法律信仰和对司法公正的期盼,在一次次的毒瘤破裂时,一个个人间悲剧就会悲壮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无论是造成了冤案的刑讯逼供还是没有造成冤案的刑讯逼供,都是应当绝对禁止的。刑讯逼供并不是今天才有的,而是自古以来就存在于司法活动中。在中国古代,刑讯甚至是合法的,通过刑讯获取的口供是证据之王。甚至在已经有客观证据能够证明犯罪的情况下,也必须通过刑讯获取有罪供述才能结案。

  

   因此,刑讯成为古代司法的应有之意。我们从表现古代司法的戏曲中可以看到这样的场面:一个犯人押上审讯台,尚未开始询问,先大刑伺候,然后才开始询问,此谓之“下马威”。在这种专制的司法制度下,犯人不是司法的主体,而是司法的客体,这种司法制度的本质就是使人不成其为人。我们可以从出狱以后赵作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讲述中还原其被刑讯逼供的真实场景:

  

   新京报:你还记得当时怎么打你的吗?

  

   赵作海:拳打脚踢,从抓走那天就开始打。你看我头上的伤,这是用枪头打的,留下了疤。他们用擀面杖一样的小根敲我的脑袋,一直敲一直敲,敲的头发晕。他们还在我头上放鞭炮。我被拷在板凳腿上,头晕乎乎的时候,他们就把一个一个鞭炮放在我头上,点着了,炸我的头。

  

   新京报:疼吗?

  

   赵作海:直接放头上,咋不疼呢。炸一下炸一下的,让你没法睡觉。他们还用开水兑上啥药给我喝,一喝就不知道了。用脚踩我,我动不了,连站都站不起来。

  

   新京报:能睡觉吗?

  

   赵作海:拷在板凳上,那三十多天都不让你睡觉。

  

   新京报:受的了吗?

  

   赵作海:受不了咋办啊?他要你死,你就该死。后来我说,不要打了,你让我说啥我说啥。

  

正所谓:“重杵之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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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律评论》201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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