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涌:国际金融危机十周年的反思与启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2 次 更新时间:2019-08-02 00:3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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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涌  

   内容提要: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爆国际金融大危机,大危机引致大冲击,导致大衰退,引发经济、社会、政治等系列危机,对世界经济、国际政治产生深远影响。在大危机的压力下,相关国家加强金融监管,国际社会致力全球治理,然而应对举措更多地集中于扬汤止沸,停留在表面文章。作为危机元凶的金融垄断资本,其实力与势力非但没有被削弱,反而得到增强;贪婪与投机非但没有被遏制,反而不断强化。如此,解决旧危机的果,极有可能成为引发新危机的因。

   关键词:金融危机/十周年纪念/经验教训

   作者简介:江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主要从事经济金融安全及国家安全理论研究。

  

   2008年9月15日,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保护,美国次贷风险星火终成燎原之势,引爆国际金融大危机,大危机引致大冲击,导致大衰退,其影响堪比1929-1933年大萧条。十年之后,国际金融仍阴霾重重,世界经济艰难复苏,全球治理漫漫修远,抚今追昔,反思2008年金融大危机,鉴往知来,意义深远。

  

   一、金融危机的重大影响

  

   与20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90年代东亚金融危机等诸多危机不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滥觞于美国这一世界资本主义中心,巨大冲击波将大西洋彼岸卷入危机漩涡,即欧洲债务危机,并弥漫世界,导致新兴市场系列危机,对世界经济、国际政治、全球秩序等诸多方面产生重大影响。

   第一,世界经济步入“新平庸时代”,经济低迷长期化。金融危机直接表现为金融机构流动性危机,严重依赖外部融资的中小型企业首当其冲。“小的是美好的”,小企业数量众多,构成就业、增长的基干,诸多新理念和新创意来自小企业,而不是大公司,然而危机中止甚或断送诸多中小企业的美好前程;金融危机抑制了人们的创意,以及对未来的预期,导致持续的信用紧缩,甚至出现长短期利率倒挂,信用紧缩与利率倒挂必将拖累长期投资踟蹰不前,不利经济的中长期增长;持续失业或不充分就业令工人技能不断退化,工程师成长受阻,被视为最活跃的生产力受到抑制;作为社会的新生力量,大学毕业生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形下不太容易找到最能提高自身技能的工作,抑制了他们的成长空间;财政捉襟见肘的政府,被迫中断或推迟公共基础设施工程,也会影响经济的中期增长。凡此种种构成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促进因素,在大危机之后,都这样那样或多或少地被抑制了。

   二战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世界经济动能强劲,科技进步为生产力发展,自由贸易为世界经济增长,分别提供了不竭动力。苏联东欧经济计划顺利推进,美国经济由战时向平时转型,欧洲日本经济在废墟上重建,而后于东亚出现一支经济生力军,在日本领头的雁型模式下,“四小龙”一飞冲天,“五小虎”生机勃勃,中国改革开放,“金砖国家”熠熠生辉,新兴经济体你追我赶,接力描绘世界经济的绚丽图景。尤其是作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国美国,与世界最大的生产国中国,两者实现经济互补,长期扮演着世界经济快速增长的“鸟之两翼,车之双轮”。然而次贷危机过后,美国引擎近乎失速,中国引擎明显放缓,西方七国难提当年勇,金砖国家光芒也不再四射,世界经济阴霾挥之不去。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美国经济在历经2008-2009年的负增长之后,2010-2016年实际GDP增速在2%左右,直至2017年新政府使出浑身解数,经济有了一些起色,但是并未出现经济周期中应有的高涨;其他西方国家的增长率较美国逊色,只在1.5%左右徘徊。从世界范围来看,2009-2016年,全球GDP年平均增速3.5%,低于危机前五年1.6个百分点,而且增速基本上未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①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评估,受危机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中,英国倒退了8年,美国倒退了10年,希腊倒退了12年,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倒退了7年或更多。②过往十年,即便西方大国实施大剂量“量化宽松”的政策刺激,让世界经济在短期内避免了更大的衰退灾难,但是复苏长期疲软无力,其艰难景况远超“大萧条”时代,IMF总裁拉加德称之为“新平庸时代”,低增长、高风险成了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的新常态。

   第二,美式资本主义神话破灭。契约精神是西方社会的主流意识,其所包含的自由、平等、守信原则构成了资本主义的基本价值。然而,大危机向世人展示的是一个投机成性、造假成风的资本主义。放贷机构听任甚至帮助资质不足的借款人造假,投资银行将优次债券混合包装,只管收钱的评级机构为之打上最优标签,业界翘楚高盛集团帮助希腊政府直接伪造账目,美国国际集团向市场与监管者提供不实数据;美联储以及证交会等监管机构,偏听偏信金融行业报告,对该行业堆积如山的问题睁一眼闭一眼。整个金融系统造假持续时间之长,涉及范围之大,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造假成风、失信泛滥严重损毁作为资本主义灵魂的契约精神。

   新自由主义是一种市场原教旨主义,体现金融资本的意志,为新殖民主义服务的理论体系。多年来,美国竭力向世界鼓吹和兜售新自由主义,该理论的立论基础就是所谓理性预期和有效市场假说。然而,著名金融家乔治·索罗斯一针见血地指出,理性预期理论认为,市场总是正确的;但金融市场几乎总是错误的,只不过在一定的限度内它有自我验证的能力罢了。③有效市场基于一般均衡理论,即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所有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都能够达到供求平衡、钱货两讫的所谓出清状态。但是,金融市场因为追涨杀跌而不是一般的贱买贵卖,很难实现一般均衡,甚或根本就不存在一般均衡。对于这类言之凿凿并被实践反复验证的颠覆性论述,包括新自由主义学者在内的西方经济学家一直视而不见。

   大危机让美国的形象严重受损,令美国经济低迷,社会撕裂,政治僵化极化,美国这个昔日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普世”灯塔,一举沦落为展示资本主义制度各种弊端的橱窗,让昔日的神话成了今天的笑话。经济学家吴易风指出,危机让越来越多曾经盲目追随过“市场万能论”和“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人猛然惊醒,开始重新思考和认识新自由主义。④原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坚定支持者、日本经济学家中谷岩认为,新自由主义让世界蒙受了巨大灾难,已经走向反社会反人类的死胡同,必须打破对新自由主义的迷信,对全球化资本主义加以控制。⑤著名思想家尤尔根·哈贝马斯明确表示,“希望人们不要再对新自由主义信以为真,而是让新自由主义离开舞台。”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在大危机的重压下,不得不回归客观事实,回归经济学所应遵循的常理,重新发掘凯恩斯主义甚至是马克思主义的应有价值。

   第三,反全球化与民粹主义抬头。《世界是平的》一书宣扬全球化犹如一台马力无比的推土机,推平了横亘在国家之间的交流障碍,从而实现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跨境畅通流动。商品可以从最便宜的地方购买,服务可以在最便捷的地方成交,从而实现消费者福利最大化。然而,全球化导致美欧等一些发达国家制造业外迁,产业空心化,国家失去了价值创造的源泉,劳动者失去了就业借以谋生的手段,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只能借债度日,债务负担越背越重。没有价值创造、没有充分就业的福利最大化,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是虚幻的。自由化、市场化与全球化所增进的福利,更多是被资本以及富人享有,理论界与舆论界所鼓吹的全球化的一系列好处,不仅是镜花水月,而且是中产阶层生活江河日下的元凶。

   金融危机和随之而来的经济、社会冲击,不仅给相关国家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更为重要的是,损害了民众对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的信心,因为华尔街与华盛顿之间便捷而频繁的旋转门,以及实际的政策取向,使得民众越发确信权钱交易的存在与泛滥。精英为自己或集团利益而损害了他们的威信乃至合法性,精英与大众关系的疏离与紧张,助长了日益抬头的民粹主义。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法国老牌政党支持率暴跌,意大利五星运动党兴起,更不用提中东欧威权民粹主义浪潮汹涌,民粹主义成为危机后西方社会的主色调。

   全球化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也强化了“马太效应”,社会必需的公平公正被不断忽视。金融大危机把新自由主义和经济全球化推向了风口浪尖。像“卢德运动”中的工人迁怒机器一样,民众(集中为中产阶层)把他们的失落归结为全球化。沆瀣一气的精英们为转移视线——模糊民众对制度的反思、转移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把国内民众与金融资本之间的矛盾、官民矛盾,转移为国与国、本国民众与他国民众之间的矛盾,于是就有了国货优先,反倾销、反补贴大行其道等一系列严重不负责任的政策出台,为民粹主义推波助澜。自由化、市场化与全球化是一体三面的“三面佛”,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反全球化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兴起,昔日经济越是自由、市场化越是彻底的地方,如美欧等西方国家,反全球化运动越是激烈。

   第四,引发社会政治等系列危机。金融危机并不仅仅是金融危机,它同时也是文化危机、价值危机和哲学危机,一言以蔽之,它是“综合性危机”。⑦还有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和全球治理危机。

   多年来,美式资本主义推行新自由主义相关政策,把市场调节机制推向了极致,财富积累与贫困积累的结果,是日益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中产阶级不断萎缩并最终趋于坍塌,社会由“橄榄型”变成了“M型”,形成了无产阶级、负产阶级(背负债务的中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次贷危机引发信用危机,政府拿纳税人的钱拯救危机的始作俑者——华尔街的金融资产阶级,加剧政府与民众的对立,“占领华尔街”的社会运动由此生成,并迅速扩展到近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

   金融大危机引致经济与社会大冲击,重挫各国执政党,不管左翼还是右翼——在危机爆发时执政的所有政府,近乎都被选民赶下了台,并被持对立政治理念的政府所取代。“稳健党派的崩溃”几乎发生于整个西欧地区,在低地国家(比荷卢)和北欧诸国,曾经最热心地为欧洲价值观和统一理念摇旗呐喊,且又高唱“自由和民主主义”的政治家,几乎全部从欧洲舞台上消失。法国从右向左,英国从左向右,德国则在左右之间摇摆,美国的共和党被茶党绑架,民主党被左翼社会运动挟持,左的更左,右的更右,最大公约数越来越难寻找,治理共识越来越难以达成,美西方政治出现明显的僵化、极化与冷漠化。

   国际主流社会因缺乏大致相同的执政理念而一片混乱,全球治理愈加艰难,未能与全球贸易、金融的融合保持同步,也就是说,经济全球化并未带来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全球化,经济世界的平坦反而加剧了政治世界的崎岖,崎岖的政治树立起更多的壁垒,使得世界经济交流障碍重重。大危机前主要国家依照本国利益最大化制定对外政策,尽管诸多政治家比较深刻地认识到了金融机构及金融工具的脆弱性,但是他们在如何共同承担全球监督责任的问题上远远未能取得一致。大危机之后,大国强国努力向国际社会转移风险,转嫁危机,以邻为壑,导致原本就缺乏互信的国家之间更加彼此猜疑。尽管G20被放到了聚光灯下,替代G7的呼声高涨,但是,南北方之间、大小国之间、西方国家之间因利益分歧而矛盾重重。更何况,国际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远远超出了G20监管者的理解能力与认知范围,在此情形下,还奢谈什么恰当与有效监管。因此,对系统稳定性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型金融机构,一些被认为是行之有效的监管政策,包括严厉处罚措施,一度被高高举起,而后又被轻轻放下,实际上形同虚设。

  

   二、金融危机的深刻原因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国际金融大危机。2008年11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视察伦敦经济学院时发问:“为什么当初就没有一个人注意到经济危机呢?”在西方经济学视野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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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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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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