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清:晚清“天下万国”与“普遍历史” 理念的浮现及其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1 次 更新时间:2019-06-26 09:5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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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清  

  

   目录

   一、来华西人对“天下万国”的表述

   二、中国士人阐述“天下万国”的多重意义

   三、“合和”中西历史的西方视野

   四、援据“三代”捍卫中国历史的悠久

  

   言及中近代思想史上的“认同”问题,很容易就联想到列文森的研究。早在1953年出版的研究梁启超的著作中,已有“民族国家认同”(nationality identity)的表述,以后则更为广泛地检讨了近代中国的“认同”问题。毋庸讳言,列氏所确立的近代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基调”,已受到愈来愈多的挑战,具体到“认同”问题,张灏即针对列文森基于“文化认同”对中国近代思想演进的解释提出批评,认为“文化认同”的观念虽然有用,仍有很大限制,特别是作为诠释工具,其局限性尤其明显。然而,同样值得强调的是,有关“中国认同” (Chinese identity)的话题仍受到研者的关注。此亦表明,“认同”作为分析性概念,在近代中国研究领域确实得到广泛应用,附加于“认同”之“民族”与“种族”,“文化”与“政治”等字眼,即为明证。

  

   值得注意的是,不管以怎样的视野关注“认同”问题,在近代中国思想史领域,所面对的往往是同样的语境——中西文化的沟通与交流。换言之,所谓“认同”,往往滥觞于两种文化之间的对话。而基于地理与历史的认知,往往构成“认同”问题的起点,所谓“中国认同”,也缘起于此。这篇短文正是期望立足中西之间围绕“地理知识”与“历史知识”的沟通,对此略作申论,问题则集中于晚清中国“天下万国”与“普遍历史”理念的浮现。之所以做此选择,原因必多,关键在于,在西学传播过程中,地理与历史知识,往往构成论学之潜在背景。《格致新报》的一篇文章就点出了“列国地志”在西学传播中扮演的角色:华人喜考列国地志,深为可嘉。西学之行,其殆肇端于此乎。”实际上,地理、历史知识在晚清也构成了西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学启蒙十六种”是晚清时期颇有影响的西学集成著作,许多内容均是关于地理、历史知识。透过那段时间出版的丛书和有关书目,如《西学大成》、《西学书目表》、《东西学书录》等,也不难寻找到地理、历史知识的位置。期间还曾岀版专门辑录舆地论著的资料汇编,其中《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最具代表性,是当时认知世界的一套重要丛书。

  

   用不着特别指明,这里是将晚清中国所接受的关于地理与历史的知识,作为“中国认同”缘起的枢机所在。透过此或可说明,所谓“中国认同”问题的产生,有着基本的知识背景,往往是基于相关的知识立场引发出“认同”问题。实际上,中国文化近代以来的遭遇,也可用麦金太尔( Alasdair MacIntyre)阐述的“知识论危机”(epistemological crisis)予以说明。这里无意将“认同”问题悉归于“知识”问题,但立足“知识”的视野,或可注意到“认同”问题是如何肇端的。换言之,“认同”问题的产生,或不能简单归于晚清中国对自我价值的维护,关键还在于,支撑这些认识的「知识资源」究竟是什么,也当引起我们的重视。由此,或可对“认同问题”从新的视野加以检讨。

  

一、来华西人对“天下万国”的表述


   具有近代意义的“国家意识”的萌生,一向是把握近代中国变革图景的重要视野。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是,“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论者还强调了,离开民族国家的形成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很难想象近代欧洲的历史。而且,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经验,已经对全球范围内近代国家形成的前景作了界定。这也正是晚清“认同”问题的成因,所要者,是突破“普遍王权”( universal kingship)的架构。如史华慈( Benjamin I.Schwartz)阐明的,中国人对王权普遍性的绝对信服,或不能完全归于其周边从未出现对中国产生过真正挑战的具有同样文化优越性的“普遍国家”,但这一事实却增强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认知。这也显示出,中西沟通过程中所涉及的与地理、历史相关的问题,成为催生“中国认同”的关键因素。

  

   中西沟通以双方的地理认知揭其端绪,并且地理学科作为先行学科起着导向作用,已是方家之论。由认识世界地理开始,打破传统的中国与四夷的天下秩序观念,进而接受万国并存的世界意识,确实构成了西学东渐最初的环节。对中国来说,其突出的意义即在于摒弃“天下”观念,接受对等的政治实体的存在——“以国家对国家”。这其中,接受“天下万国”,也成为具有象征意义的转变。然而,围绕此的论辩却不乏可虑及的地方,以“万国”而言,是“天下万国”,还是“天下”之外(下)的“万国”?晚清对此的认知颇耐人寻味(这多少类似于对“九州”的论辩),所谓“中国认同”的问题,事实上也首先在“地理”层面显露端倪。

  

   “万国”作为术语在晚清的“表达”,已为论者所揭示。可以明确的是,“万国”在中国乃习见的表述,《易·乾》即有言“首出庶物,万国咸宁”,《通志·总序》尚有“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的提法。不过,尽管“万国”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同样表述为“万邦”、“天下”、“各国”,但与“诸夏”对举,却表明了“诸夏”与“万国”并非对等的关系。明清之际中西重开沟通之局,来华耶稣士也开启了对“天下万国”理念的阐述。且不说利玛窦所刻绘之“万国图志”,在庞迪我(Diego de人类 Pantoja)、熊三拔(Sabatino de Ursis)的奏疏中,不仅提到《万国全图》、《万国图志》、《万国地海全图》、《万国志》,还表示要将这些图说文字译为中国文字,以便“四方万国地形之广袤,国俗之善恶,政治之得失,人类之强弱,物产之怪异,一览无遗。”艾儒略(Jules Aleni)《职方外纪·自序》,还致命其周游四远,为的是“考群方万国山川形势,以证经传子史之载纪”。

  

   耶稣会士的“援西入中”引起激烈的文化冲突,在诸多环节均有所体现。谢和耐( Jacques Gernet)通过杨光先的例证,就特别指出冲突之源,部分即与如何安排中国在地球上的位置有关。耶稣会士带来的地理新知难以被接受,《四库全书总目》也是一面镜子。《总目》言及《职方外纪》,虽承认其“所纪皆绝域风土,为自古舆图所不载”,却认为“所述多奇异不可究诘,似不免多所夸饰”。同时还指出利玛窦《坤舆图说》所记与东方朔《神异经》和周密《癸辛杂识》等书“全与相合”,因此“疑其东来以后,得见中国古书,因依仿而变幻其说,不必皆有实迹”。马戛尔尼( George MaCartney)使华,在中文世界传递出的,也是天朝如何“抚有四海”,远在重洋的外夷,如何“倾心向化”,“万国来王”。

  

   继耶稣会士之后,主要是新教传教士扮演着知识传播的工作。审视新教传教士所创办的刊物,大略可了解相关论述的转换是如何发生的。《遐迩贯珍》言及中外,主要使用“中土”及“泰西”、“列邦”、“外邦”、“西邦”等字眼,也使用“天下”、“瀛寰”包容中外。在传播新的地理知识的同时,还针对中国的相关见解提出质疑。该刊曾撮要刊登慕维廉( William Muirhead)所著《地理全志》,其编者按就指出:“尝考中国地理志书,卷轴无几,其中所载,未尽详明,且所纪者,大半只属中土偏隅,而乃名其书曰,天下地舆,未免小之乎视天下矣。”值得注意的是,“天下万国”的表述,就外人而言,同样包含着自我价值维护的因素,往往是基于宗教的“普世性”来传递天下一家的情怀,如其所言,“虽圣书未尝教以技艺之学,然崇奉圣道之国,必能于天文地理、图绘医药,与夫一切技艺之事,罔不手敏心灵,悉臻巧妙。”随后,“万国”之意,才逐步落实在超越宗教的“普遍性”的表达上,丁韪良( William A.P. Martin)所译《万国公法》( 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就特别指出:“是书所录条例,名为《万国公法》,盖系诸国通行者,并一国所得私也。又以其与各国律例相似,故亦名为《万国律例》云。”

  

   略为梳理来华西人传播的关于世界地理的知识,检讨晩清中国对相关知识的接受过程,也有了相应的基础。其中尤为值得重视的是,中国本土是基于怎样的背景接纳相关的知识。对此略作分析,当能了解所谓“中国认同”的缘起及困局所在。

  

二、中国士人阐述“天下万国”的多重意义


   《史通·二体篇》曾有言:“夫春秋者,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可以说,书写周边民族乃至国家的历史与文化,也算得上中国史书的一个传统。清初所修《明史》,其中的“外国传”即包含对西方国家的介绍。由此不难看出,所谓“认同”,很明显是基于相关知识展开。《明史》涉及欧洲国家是这样开篇的:“意大里亚,居大西洋中,自古不通中国。万历时,其国人利玛窦至京师,为《万国全图》,言天下有五大洲。”对于“域中大地”按照五大洲的安排,《明史》的评价是,“其说荒渺莫考”。这正揭示出关于世界地理的知识难以被接受的原因所在。这已超越了中国本士援据相关历史资源所能进行的“想象”。但其中又指出“其国人充斥中土,则其地固有之,不可诬也”,则表明转变是如何发生的。总的说来,所谓“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的观念,还是有着很大影响;相应的,关于世界地理方面的知识,也被种种“想象”充斥着。如姚莹所批评的:“自来言地理者,皆详中国而略外夷。《史记》,前、后《汉书》,凡诸正史,外夷列傅,多置不观,况外夷书乎?”

  

   按照吕调阳《海录》序中所言:“中国人著书谈海事,远及大西洋、外大西洋,自谢高清始。”《海录》一书,约成书于1820年,曾影响到林则徐、魏源等对世界的认知,肯定此书“所载外国事颇为精审”。以是书而论,便不难看出对西方国家认知的起点。书中这样描绘葡萄牙、西班牙:“大西洋国又名布路矶士”,“大吕宋国,又名意细斑惹呢”。用不着特别指明,这样的认知是由“想象”营造的,“大两洋本欧罗巴全洲之总名,布路亚其一国也。自明以来,久居香山澳,华人遂以大西洋国称之。”因为西班牙曾占据吕宋岛(今属菲律宾),又将“西班牙称为大吕宋,将吕宋岛称为小吕宋”。

  

以此而言,魏源《海国图志》的重要性,自不待言。《海国图志·原叙》首先点出此普之作“何以异于昔人海图之书”,原因即在于,“彼皆以中土人谭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谭西洋也。”这里说得很清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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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二十一世纪》2006年四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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