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重:民事诉讼法教义学视角下的“执行难”:成因与出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4 次 更新时间:2019-06-13 22: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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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重  

   【摘要】“执行难”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现象和问题。民事诉讼法教义学视角下的“执行难”是被执行人有能力或部分有能力满足生效裁判文书中记载的请求权,其却无法经由强制执行得到满足的法律现象。诉讼保全中对诉权范围的限缩、对程序事项的轻视和对证明标准的误读,审判程序中过分强调纠纷一次性解决的倾向以及由此引发的执行复杂化,都是“执行难”的民事诉讼法教义学成因。夫妻共同财产的“执行难”可以被进一步界定为,债权人仅获得针对夫妻一方的生效给付判决与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强制执行之间的紧张关系。追加被执行人或《查扣冻规定》第14条既非唯一出路,也非最佳选择。解决之道是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债权人起诉夫妻另一方明确请求权基础,在夫妻个人债务的强制执行中贯彻形式化原则,在充分保证夫妻另一方程序权利的前提下提升执行效率,一体化解决“执行难”和“执行乱”。

   【中文关键词】 执行难;执行乱;民事诉讼法教义学;夫妻共同财产;夫妻共同债务

  

   引言

  

   与“起诉难”、“证明难”、“再审难”类似,严格来说,“执行难”并非法律概念,[1]而是法律现象,或者说是一种较为普遍的主观感受。[2]强调“执行难”的概念性质,并非要否定“执行难”在我国的真实存在。相反,“执行难”涉及面之广,涉及度之深,历经时间之久,其解决之难,被认为是我国民事司法中任何一个问题所不能及的。[3]自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4]以来,破解“执行难”便成了各级人民法院工作中的重中之重,[5]也是全社会的共同关注。[6]也是由于全社会的重视,导致“执行难”的一系列病灶被逐步破解,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建立的“总对总”网络查控系统,通过与公安部等多部委以及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及3900多家银行金融机构联网,查询被执行人在全国范围内的16类25项信息,基本实现对被执行人主要财产行使和相关信息的有效覆盖,再如建立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实现“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联合惩戒体系,又如在全国推行网络司法拍卖,有效破解财产变现难题,以及目前旨在对“执行不能”案件中的申请人进行保护而探索建立的保险制度和个人破产制度。[7]

   由于“执行难”的产生并不仅仅源于民事诉讼法律的漏洞和缺陷,甚至主要不是法律层面的问题,[8]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推动下,全社会三年来所做的努力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可以说,“执行难”在我国已经得到相当程度的解决。而在社会环境趋于有利的大背景下,以民事诉讼法教义学为视角对“执行难”的法律成因及其出路进行再探讨,便具有了现实意义。一方面,民事诉讼法教义学视角下的“执行难”研究不再只是纸上谈兵。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努力之下,“执行难”已经从“社会病”开始逐步回归“法律病”,而“法律病”的法律药方将成为彻底解决“执行难”的关键一步。另一方面,人民法院在大力解决“执行难”的工作中,其实还存在另一重要维度,即对被执行人以及案外人的实体和程序权利进行保护,否则,“执行难”的所谓解决必然伴随着“执行乱”,[9]并会使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陷入死循环,即“一抓就乱,一放就难”。[10]为了在解决“执行难”的同时克服“执行乱”,也有必要在民事诉讼法教义学的维度上对“执行难”进行再探讨。

   不过,即便是将“执行难”限定在民事诉讼法教义学的视角下,其对一篇论文而言依旧是难以圆满完成的任务,无法摆脱空对空的痼疾。因此,本文在对“执行难”进行民事诉讼法教义学视角下的框架性展开后,将以夫妻共同财产为中心,尝试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描绘“执行难”的法律药方,并对症下药。不过,夫妻共同财产“执行难”及其法律解决方案是否能够反推出民事诉讼法教义学视角下“执行难”的全貌,甚至相关法教义学分析是否能穷尽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全部解决方案,无疑均是本文无法充分克服的局限。至于为何还要铤而走险,毋宁说是希望抛砖引玉,以倡导将“执行难”的分析与解决逐步拉回民事诉讼法教义学的立场与范式。

  

   一、“执行难”的民事诉讼法教义学分析

  

   “执行难”并非法律概念,因此,对其进行民事诉讼法教义学分析的第一个步骤是“执行难”的法律概念化,这项工作也能在相当程度上集中本文的论题。[11]作为过去三年来的重大努力成果,无论是联网查询被执行人的财产,还是“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社会信用体制,虽然对“执行难”的解决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严格来说并非民事诉讼法教义学意义上的努力。[12]不过,作为前提问题,笔者必须初步回应何谓民事诉讼法教义学,因为其在我国或许不是新事物,但却无疑是个新概念。

   通过中国知网进行检索,[13]在“诉讼法与司法制度”中的“民事诉讼法”栏目下以“法教义学”作为篇名、关键词以及在全文中出现的检索结果分别是2篇[14]、5篇[15]和6篇[16]。这或许[17]也可以被看作是民事诉讼法学“贫困化”的反映,即研究方法的缺失和失范。[18]虽然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取得了瞩目的成就,[19]但民事诉讼法教义学这一研究方法并未得到持续性和集中的关注与讨论。这与法理学[20]以及以民商法学[21]和刑法学[22]为代表的其他部门法研究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对比。不过,通过以上对比却并不能简单得出我国并不存在民事诉讼法教义学这一推论。事实上,民事诉讼法教义学在我国并非新事物,其充其量只是新提法。究竟何谓民事诉讼法教义学?施蒂尔纳教授认为,民事诉讼法教义学作为教义学的分支,也是体系化的将个案归类到基本规则或基本原则中的方法。这种归类是在现行法的基础上或在对现行法的解析过程中完成的。不仅如此,世界上没有一个现代文明社会的法律体系可以不依赖这种体系化的工作而存在。因为只有依托这种工作,人类正义的最基本元素即平等才可能得以完全实现,即同样情况同样对待,不同情况区别对待,相似情况修正性对待。[23]以上述民事诉讼法教义学的实质内容作为标准,我国民事诉讼法教义学其实早就在规范研究的称谓之下被持续推进。[24]张卫平教授认为,规范研究方法的前提是承认和尊重实在法的权威性、确定性和自身的逻辑性。这里的实在法包括制定法、法律的基本原理、原则和体系的自洽。如果出现具体法律规定的矛盾和漏洞,规范研究提供在法律原理和原则框架之下解决和应对的方法。[25]限于篇幅以及本文的主题,对我国民事诉讼法教义学的历史、挑战及其出路不得不另文详述。[26]为了保持民事诉讼法学研究方法与法理学以及其他部门法学之间的对应,本文以民事诉讼法教义学指代规范研究这一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更为广泛使用的概念表达。

   在圈定民事诉讼法教义学的内涵和外延后,“执行难”的民事诉讼法教义学分析是那些“执行难”的成因及其出路中可以落入民事诉讼法教义学的部分。由于“执行难”不仅是法律现象,更是全社会关注的问题,因此,人们对“执行难”的内涵、外延及其生成原因的认识也较为多样。

   首先,社会上理解的“执行难”与人民法院理解的“执行难”[27]存在若干差异。社会公众尤其是执行申请人,倾向于认为凡是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调解、裁定所确定的民事权益,都应当全部兑现,否则,无论是什么理由或原因,都被认为是“执行难”。与社会公众眼中宽泛的“执行难”相比,“执行难”的范围在法院眼中要小得多,通常“执行不能”并不被视为“执行难”,[28]而被认为是当事人应当承担的商业风险。[29]应该强调的是,“执行难”的讨论不仅要在人民法院界定的范畴内展开,而且要通过宣传使社会上理解的“执行难”与之并轨,否则,“执行难”的基本解决并不会得到社会的承认和认可。[30]

   其次,民事诉讼实务层面的“执行难”[31]与民事诉讼法教义学语境下的“执行难”也存在显著不同。[32]前者以宏观的视角,主要涉及民事执行权配置和机构改革,[33]例如建议将执行权从法院权力结构中分离出去交由统一的执行机构行使,[34]在此基础上,有学者建议将执行权中的实施权分离出去,但执行决定权和裁判权依旧由法院负责,[35]还有观点认为解决“执行难”需要法院从内部治理下功夫。[36]与包含司法改革的民事诉讼实务层面相比,民事诉讼法教义学视角下的“执行难”更为具体,因此也是较容易被忽视的层次。这一层次的讨论多针对制定法、法律的基本原理、原则和体系展开。不过,由于我国执行立法甚至司法解释都具有滞后性,[37]且从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的民事诉讼体制或模式转型并未彻底实现,[38]因此,民事诉讼法教义学层面的讨论还不得不包含立法论内容:首先,应当以民事诉讼基础理论作为分析框架对实在法进行反思与批判;[39]其次,对符合民事诉讼基础理论要求的实在法进行法教义学分析,以析出问题的法律解决途径;最后,对实在法无法圆满解决的问题,借助基础理论提出进一步立法建议,并通过比较法加以验证。例如,有观点认为我国民事诉讼立法存在保护债务人的明显取向,这是“执行难”的原因之一,并进一步提出了债权人权利至上的修法建议;[40]还有观点认为,“执行难”源于我国缺乏系统的理论支持,而错误套用了民事审判程序,[41]并没有充分照顾执行程序在程序结构上的局限性、程序设置上的局限性和程序结果上的局限性。[42]

   总体而言,我国既有研究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民事诉讼实务层面,民事诉讼法教义学意义上的“执行难”研究还有相当的努力空间。在民事诉讼法教义学语境下,“执行难”问题必须被进一步限缩为,被执行人有能力或者部分有能力满足生效裁判文书中记载的请求权,却无法经由强制执行满足申请执行人债权的民事诉讼法律原因及其相应的法律出路。而对这一问题的分析与解决,不应仅仅将目光局限在强制执行程序,而是有必要基于程序之间的牵连性进行全流程的整体观察,对诉讼保全程序、审判程序以及强制执行程序进行一次全面的“健康检查”。[43]

   《民事诉讼法》100条和第101条分别规定了诉中和诉前行为保全与财产保全。无论是裁定对财产进行保全,抑或是裁定责令对方当事人作出一定行为或者禁止作出一定行为,都是为了避免生效裁判文书无法执行或难于执行,从而最大限度保障申请人的民事实体权利。[44]可见,《民事诉讼法》100条和第101条本就是在民事诉讼法教义学意义上解决“执行难”的固有制度。不仅如此,这一制度也在“执行难”被提出后不久便进入了决策层的视野,[45]其同样被认为是“用两到三年基本解决执行难”的重要举措。[46]遗憾的是,行为保全和财产保全在实践中的落实并不到位,甚至呈现出“诉前行为保全申请难”[47]和“财产保全制度运行‘低水平’均衡状态”。[48]不过,落实问题其实已经超出了民事诉讼法教义学的能力,而更多进入了民事诉讼实务层面。尽管如此,“申请难”和“低水平”在民事诉讼法教义学看来并非没有进一步努力的空间,其法教义学成因在于对诉权范围的限缩、对程序事项的轻视和对证明标准的误读。[49]

与诉讼保全相比,造成“执行难”的审判程序原因更为复杂和隐秘。总体而言,审判程序和执行程序共同肩负着权利实现的期待和重托。其中,审判程序的中心任务是对民事权利加以认定,而执行程序乃在实现被判定的民法请求权。显然,如果审判程序无法科学合理的认定请求权,必然造成请求权实现的困境。不仅如此,现代民事诉讼还具有独立的程序价值,即通过程序正义吸收当事人的不满,增加生效裁判的可接受度,[50]这同样构成了生效裁判执行力的正当性来源。[51]以上述实体和程序标准为根据,我国审判程序均有较大改进空间。以多数人侵权的民事连带责任诉讼为例,根据《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5条第1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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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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