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森:从哈耶克自发社会秩序理论看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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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森 (进入专栏)  

  

  “我认为十八世纪以来,哲学和批判思想的中心主题一直是,依然是,而且我预期将继续是:我们所运用的这种理性究竟是什么?它的历史效果是什么?它的局限和危险是什么?”

  —— 福柯(Michael Foucault, 转引自,王治河,1999,页98)

  

  在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学术殿堂中, 哈耶克是一位举世公认的博达通雅、独辟蹊径的思想大师。[i] 这位曾被凯恩斯(J. M. Keynes )誉称为“欧洲最杰出的头脑糊涂的(woolly - minded )经济学家”的哈耶克(参林毓生,1988, 第337页),思想深邃繁复,研究领域广袤(横跨经济学、哲学、法学、政治学、伦理学以及社会学等领域 ),曾被西方学界公认为“赢得了在经济学界自亚当·斯密以来最受人尊重的道德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的至高无上的地位”(Blaug,1985,p. 87 ),因而被人们称之为“缔造了自由世界经纬”的大师。哈耶克之所以赢得巨大的世界性声誉,并不在于他于1974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而是在于他对人类社会经济体制的深刻理解与分析,在于他那为其自己独到的学术见解而一生持之不懈的努力的一惯性。正如西方一位论者S. Gordon(1991,p. 290)在评价哈耶克的政治经济学时所指出的那样,“哈耶克比罗尔斯(John Rawls)、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或J. Clark更重要,甚至比任何以经济学为基础对政治哲学给出综合论述的学者更重要,当然,在这些学者中,F. Knight可能是个例外。”从Gordon的这段论述中,我们也可以体悟出哈耶克 在西方学界中的崇高地位了。

  然而,尽管哈耶克思想博通深邃、包罗广阔,因而在西方学界闻名遐迩,但他却又似阳春白雪、曲高和寡。[ii] 到目前为止,西方学界(尤其是在新古典主义主流学派占支配地位的经济学界)中真正理解和把握哈耶克思想脉络的人并不多。凝聚了哈耶克(Hayek,1988)终生学术探索之思想精华的巅峰之作《致命的自负》还静静地存放在为数不多的西方大学的图书馆中而较少有人问津和评述,就足以说明了这一点。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经济改革和中国经济学术的之深层推进,哈耶克的学术思想也开始被译介到中国学界中来(参汪丁丁,1996;邓正来,1997, 1998)。哈耶克的名字在中国经济学文献中出现的频率也逐渐多了起来。但是,在当今中国经济改革的社会方维中引介和审视哈耶克的学术思想,在目前还不能不说是一项初步的探索性工作。在本章的下述分析中,我们将集中评介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的社会理论。在最后一节中,我们将反思这一理论对研究当代中国社会进程尤其是二十余年经济改革过程的参考意义。

  

  1.哈耶克社会理论的思想渊源:从苏格兰道德哲学家、亚当 · 斯密到门格尔

  

  关于社会生活形式的经济分析的起源问题,学术界至今争论不清。有的论者认为,最早对社会经济现象进行制度分析的应该说是美国制度经济学派(institutionalist)的创始人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而其他论者则认为,社会制度的经济分析应该说起源于马克思。这些论者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等许多著作严格来说就是制度分析。应该说,后一种说法也不怎么准确。因为,最早建立社会经济制度的理论分析体系的是亚当 · 斯密(Adam Smith)。由此也可以说,社会制度的经济分析应起源于斯密。但是,如果我们把制度经济学看作是研究人们社会经济活动的常规性的一门社会科学,而种种实在的社会生活形式无非又是在人们的社会经济过程中呈现出来的行事方式、事态、秩序以及其内生的形式和人们经济博弈的规则,那么,我们则可以说,对社会生活形式的经济分析是与经济学的诞生而同时诞生的。换句话说,在人类历史上,谁最早进行了经济学的研究,社会生活形式的理论分析就应该说从他那里开始。

  从西方经济学说史的沿革来追溯,可以发现,在斯密之前,苏格兰道德哲学家休谟(David Hume)、弗格森(Adam Ferguson)就对社会生活形式进行过深入思索,并有许多精彩的论述。譬如,在《人性论》中,休谟(Hume,1890, p. 484)就曾提出,正义的规则或财产原则可被称为“自然法则”,它们可以是人为的(artificial),但并不是任意的(arbitrary)。弗格森(Ferguson,1767,pp.187-188)在其《文明历史随笔》中也认为,国家等社会形式是人类行为的结果,而不是设计的结果。他说:“社会形式的起源是模糊不清且确无定论的。早在哲学出现以前,它们产生于人的本能,而不是人的思索(speculations),……我们把它们归为先前的规划,它们只有在经历了才会被知道。人类的任何智慧都无法预见到。”弗格森(Ferguson,1767,p. 187)甚至还认为,“国家的建立是偶然的,它确实是人类活动的结果,而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从这些苏格兰思想家的早期著作中,已闪烁出这样的思想:人类赖依取得成就的诸种实在的社会生活形式,是在没有先前计划和某种指导思想的预设下所自然产生出来的。它们内生于人们的经济活动与交往之中,反过来又规约或者说规制着人们社会活动,发生着作用,但是,它们并不是人类刻意设计的结果。

  休谟和弗格森这些苏格兰道德哲学家的关于社会生活形式型构的思想,亦在同时代的经济学家斯密(休谟的友人)那里得以发扬光大,并被他天才地运用到其对社会经济现象的理论分析中去。斯密所提出的在经济学说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看不见的手”的伟大原理,就是这些苏格兰道德哲学家的社会秩序型构思想在经济学中的最绝妙的体现。在《国富论》中,斯密(Smith,1880,参中译本,下卷,页27)指出,由于人“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种场合,象在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得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人想要达到的目标。这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得他能比他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这就是世人所知的斯密在《国富论》中所提出的“看不见的手”著名论述。然而,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伟大原理,并不仅仅只是在斯密的这本经济学巨著中提出来的。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也阐发了他的“看不见的手”的伟大思想。因为《道德情操论》(第一版于1759年)的出版早于《国富论》(第一版于1776年),甚至有可能斯密最早是在《道德情操论》中提出“看不见的手”的经济学原理的。由于目前我们暂且无法查到《道德情操论》第一版英文原文(中译本根据该书1883年第六版译出),我们还不能确知这一点。在《道德情操论》中,在谈到富人出于自私和贪婪的天性以及其贪得无厌的欲望来雇佣千百人为自己劳动时,斯密(Smith,1976,p.p. 184-185; 见中译本页230)说:“他们还是同穷人一样分享他们所作一切改良的成果。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作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

  除了上述这一“看不见的手”的伟大原理外,斯密还在他的另一本传世佳作《道德情操论》中提出了他的第二经济学原理。这里我们权且称之为“斯密的‘棋子’原理”。并且,对当今中国社会经济运行的现实进程来说,这一“棋子”原理的参考意义,决不亚于他的“看不见的手”的第一原理。斯密(Smith,1976,pp. 233-234; 参中译本页302)说:“在政府中掌权的人(the man of system),容易自以为非常聪明,并且常常对自己所想象的政治计划的那种虚构的完美迷恋不已,以致不能容忍它的任何一部分稍有偏差。他不断全面地实施这个计划,并且在这个计划的各个部分中,对可能妨碍这个计划实施的重大利益或强烈偏见不作任何考虑。他似乎认为它能够像用手摆布一副棋盘中的各个棋子那样容易地摆布诺大一个社会中的各个成员;他并没有考虑到:棋盘上的棋子除了手摆布时的作用外,不存在别的行动原则;但是,在人类社会这个大棋盘上,每个棋子都有它自己的行动原则……”。

  从斯密有关“看不见的手”和“棋子”原理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人类社会的经济秩序,并不是像一般人所想象地那样条理井然的和由人类理性构设或设计的产物,而是人类行动的结果。正如与斯密及其同时代的思想家的直接传人 Francis Jeffery (1807, p. 84) 所指出的那样,斯密及其苏格兰道德哲学家的理论发现,“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被人们认为是极其有作用的种种实在制度(positive institutions ),乃是某些显而易见的原则经由自生自发且不可抗拒的发展而形成的结果——并且表明,即使那些最为复杂、表面上看似乎出于人为设计的政府规划,亦几乎都不是人为设计和政治智慧的结果。”

  这里需要指出,当代许多经济学家(包括西方和东方的)均误认为当代经济学的主流经济学派的“理性经济人”假定,是源出于斯密的以个人主义为基石的经济自由主义,甚至认为斯密及其信徒发明了“经济人”这个可怕的字眼。一些论者还认为,斯密及其信徒的结论是完全根据现代经济学的理性行为的假设所得出来的。然而,正如哈耶克(Hayek,1949,p. 11)所独具慧眼地辨识出的那样,“斯密及其信徒们根本没有作此假定。要说他们认为,懒惰、目光短浅、恣意挥霍是人的本性,只有通过环境的力量才能迫使人经济地或谨慎地调整其手段来实现其目标,或许更符合事实。”哈耶克(Hayek,1949, p. 20)还指出,斯密等人所倡导的“努力使人们通过追求自己的利益尽可能对他人的需要作出贡献,不仅仅产生了‘私有财产’的一般原则,而且还有助于我们确定不同种类的产权的内容。”基于上述洞识,哈耶克(Hayek,1949, p. 12)认为,“斯密及其同时代的人所倡导的个人主义的主要价值在于,它是使坏人所造成的破坏最小化的体制。这种体制的功能并不取决于它是为我们所能发现的一些好人操纵着,亦不取决于所有人将来都比现在变得更好,而是利用人们的多样化和复杂性来发生作用……”。哈耶克还发现,尽管洛克(John Lock)、休谟、 弗格森、斯密、Edmund Burke 和Bernard Mandeville等英国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制度既不是出于人们的设计,其演化与变迁也不是人们所能控制的。但是,他们决非像许多现代经济学家所误认的那样主张彻底的自由放任( lassez faire )。正如 哈耶克所辨识出的那样,英国古典经济学家要比其后的批评者更确当地知道,只有“构设良好的制度”的演化,才成功地将个人的努力引导到了有益于社会目标的实现方面。因为,在这些制度的演化过程中,“主张利益及其分享利益的规则和原则”才得到了彼此协调(Burke 语, 引自 Hayek, 1960, p. 60),因此,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社会制度演化论,只是试图告诉人们,“某些制度安排是以什么样方式引导人们最佳地运用其智识的,以及如何型构制度,才能使不良之徒的危害减至最小限度”(Hayek, 1960, p. 61 )。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苏格兰道德哲学家和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外,生活于与亚当·斯密同一时代但一生几乎未出东普鲁士的一个小城哥尼斯堡的哲学巨人康德也在社会制度的理论分析方面阐发过许多深刻的理论洞识。并且,在社会制度生发与型构的机理的认识上, 康德曾得出了与苏格兰道德哲学家和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几乎同样的结论。在1784年发表的一篇重要论文中,康德指出,不应该认为单个人会有什么有理性的目的;愚蠢、幼稚的虚荣、怨恨和毁灭欲往往成为人的行为的动机。可是,如果撇开这些东西,那么,在历史的总进程中就可以体察出整个人类所共有的理性的目的。就这个意义而言,人的自然禀赋(它旨在运用人的理性)并不是在个人身上而是在人类的整体中得到充分发挥。因此,康德(Kant,1996, 参中译本页2)指出:“当每一个人都根据自己的心意并且彼此互相冲突地在追求着自己的目标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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