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我来大陆这40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66 次 更新时间:2019-05-02 18:5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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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 (进入专栏)   高渊  

  

   林毅夫,原名林正义,无党派人士,1952年10月出生于台湾宜兰,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教授。曾任全国工商联专职副主席,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

   现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参事、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副主席,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南南合作发展学院院长、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2018年12月,获中国改革开放“改革先锋”称号。

  

   去年12月,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林毅夫以对经济转型理论的贡献成为受中共中央国务院表彰的100位改革先锋之一。

  

   今年还是林毅夫正式提出新结构经济学的第十个年头。现在,林毅夫的身份之一是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这几年,他屡被外界猜测:会不会凭新结构经济学,而成为首位获诺贝尔奖的中国经济学家?

  

   当我向林毅夫提出此问,他以标志性的微笑作答:“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随后马上补充道:“1995年我在《经济研究》创刊40年的祝贺文章中就预测,21世纪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是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的世纪,中国的经济学家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只是时间问题,而且不是一个两个,但不是我,而是下一代或两代。”

  

   在林毅夫看来,从亚当?斯密到二战,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大多是英国人,或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因为世界经济的中心在英国。二战后,世界上大师级的经济学家,基本上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因为美国已经取代了英国的地位。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一定会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发生在中国的经济现象,一定会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现象,解释中国经济现象的理论,一定是影响最大的理论,提出这种理论的经济学家就会成为经济学大师。”

  

   不过,围绕在林毅夫身边的不仅是赞美,也有一些质疑。我问他,在他的心目中,怎样才是好的经济学家?

  

   林毅夫正色道:“理论的目的是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而只有能够帮助人们改造世界的理论,才是真正帮助人们认识世界的理论。我认为一个好的经济学家,既要了解所处时代的问题,更要了解问题背后的原因,研究背后谁是决策者,他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他可动用的资源有多少,他面临怎样的限制条件,会有哪些选择,哪一个是达到目标的最好选择。然后,把这个逻辑写出来就是一个理论,这是好的经济学家的工作。”

  

   这40年来,林毅夫就如他自己所言,研究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转型,总结了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指出一个国家成功发展的两大关键:“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

  

   颇为巧合的是,林毅夫在中国大陆的40年,与中国改革开放40年基本吻合。他对我感慨,作为一名经济学工作者,能够适逢中国改革开放,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里从事经济学研究,亲身观察改革开放所推动的社会大变革,乃至参与了一些改革开放政策的讨论,实属幸运之至。

  

第一章:来历不明的人


   高渊:40年前踏上厦门海滩时,了解大陆的局势吗?

  

   林毅夫:在台湾时我就非常关注大陆的各种信息,对1949年以后所取得的成就和波折都是清楚的。我从小喜欢历史,确信祖国统一有利于两岸人民和民族复兴,自己应该为此尽一点力。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改革开放,40年后会发生这么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没有预想到,我想当时世界上没人能想到,包括小平同志自己。

  

   高渊:预料不到是因为突破了当年的经济学理论?

  

   林毅夫:那时候,小平同志提出的目标是20年翻两番,翻两番就是年均增长7.2%。当时发展经济学有一个理论叫自然增长率理论,认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只有在受到战争和大的自然灾害破坏以后的恢复,经济增长率才有可能连续几年达到7%,在正常的情况下不可能以如此高的速度增长。

  

   所以对于20年翻两番,我的第一反应是,这是一个“取法乎上”的政治目标,提一个比较高的目标给大家鼓劲,努力往那个方向奋斗。有一次,我向当时从纽约大学到北大来访问的伯纳特教授请教,中国这个目标有可能实现吗?他也认为是不可能的。

  

   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这个目标,我相信多数人认为不可能达到。但现在看,我们年均增长率不是7.2%,而是9.4%,不是持续发展20年,而是40年。9.4%和7.2%只相差2.2个百分点,但是如果按7.2%发展40年,我国现在的经济规模是1978年的16倍,以9.4%发展的结果是1978年的36倍,这在当时是谁也没有预想到的。

  

   高渊:初到大陆时,留下了什么印象?

  

   林毅夫:直接观感是很穷,北京的二环路还没建,城里最高的楼是17层的北京饭店,海淀当时就是一条老旧矮房子的小街。从城里到北大,过了西直门、动物园就是农村,北大周围很荒凉。

  

   不过,穷只是表象。大家虽然穷,但社会有朝气,充满着希望。一方面是打倒了“四人帮”,心情都比较舒畅;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已经起步了,大家充满了对未来美好的期望,也充满了信心,而且各方面的状况都在不断改善,整个社会蓬勃向上。这种情形和我小时候对六七十年代的台湾的印象有些相似。

  

   高渊:回大陆后,为何选择去北大?

  

   林毅夫:我回来的目的,是希望为祖国的建设尽一份力,这要求我对大陆的体制、社会有足够的了解。以前在台湾受的教育,欠缺社会主义这一部分。所以我来了以后,提出希望能够到大学读书。最早联系的不是北大,但那所大学有顾虑,毕竟我的来历有点不明。幸运的是,后来联系了北大,这里的老师很开明,接纳了我。

  

   高渊:去北大是直接找了经济系?

  

   林毅夫:对。因为我在台湾已经读了台湾政治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在那之前,我在台湾大学读了一个学期的农业机械,然后就去军校了。

  

   现在回想,我很感谢北大经济系的张友仁教授,他是我硕士论文导师,教导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道理。后来我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就是从一个经济体每一时点的要素禀赋出发,来探讨决定其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方式的技术与产业的内生选择,进而探讨适应于产业和技术的软硬基础设施。这个思路就是源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

  

第二章:舒尔茨来信


   高渊:后来去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是什么机缘?

  

   林毅夫:确实是一个特殊的机缘,因为我并没有主动向芝加哥大学提出申请。1980年,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舒尔茨教授到上海的复旦大学访问一个月,前一年,他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回国途中经过北京,北大邀请他来做一次讲座,我记得题目是“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当时,学校指派我当现场翻译。其实我的经济学知识很有限,幸而他讲得浅显,我能听懂。他从观众的表情和反应觉得我的翻译不错,回国后,就给我写了一封信,邀请我去芝大留学。

  

   高渊:有了舒尔茨教授的信,后来留学之路就很顺利吗?

  

   林毅夫:很顺利,因为是他主动邀请的。不过按规定还是要考托福,当时国内还没有托福考试。1981年9月,芝加哥大学想了个变通方式,指派一位芝大到北大的留学生,带了一套美国英语程度考试的试卷,替代托福考试。

  

   考试很正规,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那位留学生当监考,一对一考试。我在台湾是初中开始学英语,有一定基础,所以考得不错。芝大就给了全额奖学金,1982年去读博士学位。

  

   高渊:芝加哥大学当时被称作现代经济学圣地,你花了4年时间拿到了经济学博士学位,据说是大陆你们这一代人中的第一人。

  

   林毅夫:我是改革开放后,大陆最早去美国留学的那批人,易纲、海闻等也是那时候去的,还成立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不过,我们几个人相距很远,易纲在伊利诺伊大学,海闻在加州大学。我是1986年拿到博士学位的,应该是大陆我们这代人中的第一个,我是比较幸运的。

  

   我从芝大经济系舒尔茨、约翰逊、罗森、贝克尔、福格尔等老师那儿受益良多。后来我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强调“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结合,和“芝加哥学派”强调市场的观点有所不同,但我从那些大师们身上学会了如何从现象出发而不是从理论出发,来观察总结真实世界现象背后因果逻辑的方法。

  

   我尤其要感谢的是,在我的思想观点和他们有明显分歧时,这些当代经济学大师们,还以平等的姿态和我讨论,并且鼓励我、支持我。2001年芝加哥大学设立“盖尔约翰逊年度讲座”时,请我去做了首讲,2010年贝克尔教授建议芝加哥大学给予我杰出校友荣誉。2012年,我60岁生日时开了一个研讨会,贝克尔教授还特地录了一个15分钟的视频,以学生向老师发问的口吻和我讨论我的新书《本体和常无》。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怎么做老师,怎么对待理论创新。

  

第三章:西天取经的反思


高渊:现在国内外经济学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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