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与“国”之间

　　 唐小兵:陈老师您好，很高兴能跟您一起探讨青年问题。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尤其是知识界似乎形成了一种“青年崇拜”，从梁启超的少年中国，到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青年，再到国共双方的三民主义青年团与共产主义青年团……“青年”总是与民族国家的复兴、社会思潮、行动力、理想、抱负等词汇紧密相连，中国社会对这个群体似乎一直有着较高的期待，而在中国强调经验主义和伦理秩序的文化传统里，青年作为一种社会角色和社会身份，似乎并没有如此显赫的位置。

　　 陈映芳:在早期的青年导师里，对于“青年”的角色期待是有区别的，主流观点如梁启超的“少年论”，认为中国的老年人已为时代所淘汰，对国家没有多大用处，年轻一代是朝阳、民族希望，鼓励青年人为国奉献；另一种观点，如胡适的，对主流的青年观是持批评态度的，胡适说真正成熟的社会不是这样的，成年人应该成为改革社会的主力，而在中国，成年人都站在后面，却把青年推到时代的前沿，中国青年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年轻人为什么会被崇拜？罗素讲过，“青年崇拜”是各国近代化过程中较普遍的现象，新史学的学者也有相应的论述。“青年”是近代工业化的产物，在农耕时代，农业劳动讲究经验，老人有权威，但工业革命需要新知识、需要年轻人的体能，所以它的大门是向年轻人敞开的。回看五四时期，中国在面临民族危机时，人们就把整个民族的焦虑与希望都放在了青年身上，尤其是新知的开启、富国强兵的梦想，都需要年轻人来担当。年轻人一方面承担对民族的责任，同时也对自己的权利提出诉求，一部现代文学史，贯穿始终的一个主题就是青年的婚恋自由、个性解放……可以说，“新青年”“五四青年”的内涵包含了角色和权利两个方面。但在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关于这种历史性的变化，我在《“青年”与中国社会变迁》一书中有较详细的分析。

　　 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我们的青年观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首先因为当时整个社会价值体系发生了变化。国外有学者曾对中国社会80年代末前后的价值观作过调查比较。很明显，社会对年轻人越来越“宽容”了。举个例子，80年代的青年知识分子要是下海或出国不回来的话，社会舆论普遍认为这是不能容忍的——青年人上大学、走出国门理应是为了报效国家，但90年代后的出国、下海潮一波接一波，大家接受起来很坦然——人们不再认为年轻人的角色使命就是为民族、国家的命运担风险。

　　 唐小兵:对一个时代的苦痛、矛盾，青年人往往最容易感触到，也往往要面对理想与现实之间最醒目的鸿沟。台湾有位学者吕芳上教授写过一本《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可见学生作为青年运动的主体，所谓的“主体性”在政治文化与社会转型中，也在逐渐发生变化。对20世纪中国的政党而言，更是所谓“谁掌握了青年，谁就掌握了未来”，所以才会出现蒋介石要在国民党外再造一个三民主义青年团，形成了党团之间的恶性竞争。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20世纪中国青年之历史，很大程度上是青年成为政治主体，然后被政治化，最后又去政治化的历史？

　　 陈映芳:要回答这一点，我觉得关键在于考察作为个体的青年与国家、社会、家庭关系的互动。“新青年”“五四青年”形成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传统家族主义被批判，而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义兴起的过程。年轻人被要求为国尽责，而不能再安于当家庭内的孝子贤孙。这可以被理解为一个“政治化”的过程吧。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多年，国家在家庭与个人面前，几乎是“全能型”的，国家力量深刻介入基层社会，对传统的家族组织、家庭伦理进行了全面改造。在经历了一系列思想运动、政治运动后，个人主义也早已被国家主义所覆盖，个人与国家之间形成了直接的“支配—服从”式的依附关系。与此同时，家庭生活与个人利益一样，被视为是必须服从国家利益而可有可无的。记得上世纪80年代大学里曾重放过一部老电影《不夜城》，孙道临主演，里面有一个细节：作为“资本家”的父亲与相当“革命化”的女儿吵架，气不过的父亲给了女儿一巴掌。我记得当时全场80年代的学生为这一巴掌叫好——这很讽刺。上世纪50年代，这一幕高调宣传的是女儿代表进步力量，站在国家一面，而父亲作为“顽固势力”，在当时是被谴责、被改造的对象。但同一部电影在80年代重放，女儿反而成了被嘲笑的对象。可见个人与家庭和国家的关系，及家庭伦理等，在这几十年中发生了极大的变动。

　　 “个人—家庭—国家”之间的关系失衡，是前30多年里中国诸多社会问题形成的直接原因之一，同时使得自上而下的国家政治动员，轻易地主导了青年的走向。“文革”期间无数的革命青年、红卫兵，就是青年无主体性、被政治化、被规定义务的典型。

　　 但到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情况有了变化。首先是知青运动在推行10年后，暴露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在回城运动中，云南知青几次给中央寄去请愿信：第一封信中，知青们以诉说目前生活的困苦为主；第二封信中，他们试图说明知青运动的实际状况并不符合当初发动的初衷。但这两次行动都没有取得预想中的成效。到第三封信，请愿者们的叙事起了微妙变化，上海知青丁惠民就写道：“八年，父母的眼泪快要流尽，我们体内的青春活力即将衰老，再这样下去，我们实在受不了。我们恳求，我们请求：不求金，不求银，只求让我们回到父母身旁吧……”这里知青们的诉求，已从要求“回城”变为“回家”，无形中它便由一个政治经济问题，转变成了亲子团聚的家庭伦理问题。而“家”在知青返城运动中的登场，在当时并不是孤立、偶然的现象，此后政府出台的各种新政策，很多是以“家庭”为核心的。比如在城市里，知青回城，一般都是由家庭接纳，包括户口的落实、工作的顶替等；不少因国家分配远离家乡的职工，纷纷以“照顾父母”为由迁回家乡工作。农村里，启动了家庭联产承包制、国家鼓励农民开创家庭副业等。让个人回归家庭，虽然是当时高层为回应社会成员诉求而出台的，但它确实改变了此前“个人—家庭—国家”之间的失衡状态。让“家”在“国家”与“个人”之间扮演协调、中介的角色，让“家”中和不同价值观的对立，以利于国家解决政治、经济、社会危机，实际上也起到了“去政治化”的实际功效。再往后看，上世纪90年代开始，住房、教育等全面市场化，青年人投资房产的资金大多来源于父母，教育的费用也主要由家庭承担，生了孩子也主要由老人带；目前尚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将部分国家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推给了家庭；加上独生子女政策……凡此种种，都在进一步将青年与家庭捆绑在一起，成为一个消费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整个社会生活领域家庭化、市场化。所以说，在人们被允许、鼓励退回到私性领域的过程中，年轻人的保守化几乎是很难避免的。

　　 80后：越竞争越相似？

　　 唐小兵:国家在进入1990年代后，一大趋势是公私领域开始明显分离。1980年代时像北岛、崔健、海子这几位青年偶像，都是以敢于挑战主流的面目出现的，但这种象征意义在急剧的时代变动中很快便衰落了，琼瑶、汪国真、席慕蓉热悄然兴起并在大学校园盛行。80年代街头热议的“中国向何处去”等“宏大命题”开始淡出青年的视野。另一方面，私人生活领域的自由度越来越大，外来文化汹涌而入，给青年们提供了相当个性化的选择自由。记得当年《格调》《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宝贝》等带有“小资情调”的书，都是热销一时的。这些种种所营造的消费文化，具有相当的迷惑性，似乎在告诉人们，想要拥有这样的生活，你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为之奋斗。这种私人生活领域的奋斗，又与弥漫社会的犬儒主义结合起来，因此90年代以后的青年，我觉得比之80年代，是更缺乏反思资源和反思精神的。

　　 在最近举行的一个读书会上，80后文学批评家杨庆祥在作品中就提出了一个判断：80后是失败的一代。作家阎连科也说：“社会上出现这么多现实的问题……80后凭自己的精力，完全能完成对抗社会、对社会进行思考的任务，但他没有做这件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您怎么看待80后这一代人？在社会隐形的管控下，在消费多样性的表面下，当年如此标榜个性化的一个群体，他们是否已经高度同质化？

　　 陈映芳:上世纪80年代的青年文化和今天的青年亚文化，这中间的差异非常明显。但讲到“80后”一代，这中间涉及了两个有点不同的议题：一个是有关“青年论”的，一个是有关“世代论”的。前面我们讲到，年轻人在不同时代被期待扮演的角色内涵有所不同。90年代开始，近代的“青年角色”在中国实际上已经解体了。新的政治应该是公民政治，这种政治是跨年龄的，每个个体作为公民，对国家和社会都应担当起相应的职责，同时享有相应的权利。这种时候再拿历史上的青年观去评价现实中的年轻人，不太合适。

　　 对80后我不好轻易下定论，分析、评价某一代人的特征，最好能以详实的调研数据以及代际比较研究来说话。就个人感受来说，他们整体上的保守化倾向确实很明显。这应该与他们的社会化经历有关。他们整个成长时期，除了社会生活的家庭化，80后上大学时，恰好赶上中国高校的扩招潮和社会的高学历化，激烈的学业竞争，在大一统的、以高考为中心的应试教育体制下，你要是反叛、不顺从，带来的后果只有被淘汰出局，所以我觉得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被高度规训”的一代。

　　 唐小兵:对，越顺从越胜出，越竞争越相似。表面看上去竞争是个体的竞争，其实造成的结果是高度同质化的。他们好像与70后一代也不太相同？

　　 陈映芳:大概因为曾经成长在80年代，一部分70后还是有点80年代“余晖”的。我刚开始当助教、讲师时的一批学生就是70后，他们中一些人就是后来我们关注的记者群体、律师群体等，我很敬佩他们。这一代人中，出现了富有行动力的公民群体。

　　 公民的政治文化，其实也是一种个体能力，这种能力在许多国家是通过公民教育来培养的，在中国，激进的、反叛的政治文化曾是一些特殊时代或特殊的教育环境造成的，像50后、60后两代人（即80年代的年轻人）在青少年时期曾是被“野放”的。我有时能感受到，80后对“激进化”有某种普遍的恐惧，这种恐惧当然可能是源自理性判断（对行动收益和代价的测算），但更可能是因为个体认知方式、行为能力的不适应。

　　 虽然曾经研究世代理论，但在现实中对当下的年轻一代作出评价，我时常会感到矛盾。因为在对年轻世代的评价中，除了年轻人自己的代际竞争话语外，在成年人社会中，往往会有“一代不如一代”式的情绪化倾向，我觉得这是需要我们有所自觉的。青少年、年轻人首先是需要成年人社会去爱护、去引领的对象。如果成年人自己未能为下一代创造较好的政治环境，自己已先期去政治化，这种情况下去指责年轻一代的政治文化，这有失公允。像我们学者自己，在大学体制内，大部分人在各种规则框架中谨慎地扮演自己的角色——我们自身就是青年学生的参照物。成年人如果期待年轻人去担当自己都试图回避的责任，我觉得那是一种自私。

事实上我在做一些社会调研时，涉及市民的维权行动等，是否让学生参与，一直有犹豫。为什么？在当下，对独生子女一代而言，参与社会行动的成本太高了——每个学生背后都存在一整个家庭的生活风险，除非是他们的自主选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