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映芳:场所、城市与书店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743 次 更新时间:2024-02-17 2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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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映芳 (进入专栏)  

又见纪伊国屋

暑假里,时隔三年多,又可以出游了。虽然天很热,还是与家人计划了一次东京行。为图交通便利,在港区赤坂找了家小酒店住下。每天等气温不太高时四处逛逛,试着在都市细节中寻觅久违了的日常气息。

但几天下来,觉得好像缺少了点什么……对的,书店。

都知道赤坂地区是日本的政治中心,那一带有国会议事堂等国家机构,有各国的大使馆,几站路外一大片地方还是皇居所在。也不是没有文化设施,附近就有几家著名的电视台。只是,马路边好像没看到什么书店?

于是在谷歌地图上搜索,发现附近不远处就有两家大出版社。那天就兴致勃勃地步行过去,却遍寻不着。问警察、问路人也不得要领。最后是一家便利店的店员告诉说:“地图上那是几家出版社的公司,应该在商务大楼里,没有门店的。”末了还幽默地加上一句:“这个地方,怎么会有书店呢?”

是呀,在这种国家机关和超级公司云集的地段,实体书店能生存吗?不过既然是特地为书店出的门,心有不甘,转身拐入地铁站,坐车去了新宿。总算运气不错,从新宿站陌生的东出口出来,转了没多久,就在一条小街上撞见了一家书店的后门——“纪伊国屋书店”!

在日本读过书或游学过的学者,很少不知道纪伊国屋的。它是日本最有名、据说也是全亚洲规模最大的文化学术书店之一。对我来说,那是一个有着满满记忆的特殊地方。

大阪的纪伊国屋书店就在城市交通枢纽“梅田车站”。大阪人和日常通勤族,大多知道车站大楼里三番街的纪伊国屋。那书店门口有一块巨大的电子屏幕,通常是人们相约碰头的地方。

在大阪读书期间,梅田车站是我除了学校图书馆之外,浏览图书最多的地方。回国工作后,只要去大阪,纪伊国屋也是我必到之处。每次走到书店门口,就可望见里面几张大桌子上,砌满了日本最新出炉的各种政经/社会评论或国际事务评论的畅销图书,什么立场的都有,周边围满了行色匆匆的通勤族。进到里面,一排排书架上,或者按学科内容分类,或者按大出版社分区,最近几年里新出版的人文类、社科类、艺术类等出版物应有尽有。还有各大出版社以一般国民为对象的人文社科类口袋书——除了世界文学名著,它们大多是人文社科类经典著作的简约本。

由于新书在学校图书馆的流通总会滞后一些时间,像纪伊国屋这样的大型文化学术书店,通常是人们及时了解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现状,掌握学界最新动态、以及跨学科新知识的最方便、最重要的地方。大学里的研究者看到书讯之后,一般多会极时赶去浏览。而囊中羞涩的穷学生,在书店里往往会望着不菲的书价、选择辛苦的“站读”,这也是可以想见的。记得有次我跟导师森田洋司先生汇报论文进展时,提到了在书店刚看到的一本新书,他马上叮嘱道:“你以后看到想买的新书,就告诉我,我们教授可以让图书馆尽早订购的。”

梅田车站吸引学者的,还不止纪伊国屋书店。在车站大楼在地面层,还有一条空间拥挤但名气不小的旧书街。那时候,我因为要补社会学史的课,要更新吸纳中日政治/社会历史的知识,同时还在着手做有关青年运动的历史社会学研究——青年学是随着新史学的兴起,以及战后各国青年运动的爆发而在上世纪60-70年代发展起来的心理学、社会学分支学科,所以旧书店里的各种宝藏和便宜书价,让人不能不时常惦记着,一有时间就去翻淘。记得其中一家名为“梁山泊”的书店,热情的老板还曾介绍我去他们的本部书店,就在离梅田车站不远。那里边的书库,小山一样堆满了日本战后甚至战前以来的人文社会类书目,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如今想来,如果没有梅田车站的纪伊国屋书店以及那儿的旧书街,那我的留学生活和学术历程,会是不太一样的吧。

当然不愿也不会去设想,那些书店哪天会从梅田车站消失——它们是大阪这座城市里无可替代的重要场所。那样的“场所”(place),不一定有堂皇的外表,却自有其凛然的气质。不用说,它们是象征着城市文化地位的特殊地标。

 

异域的学术景象

创立于1946年的纪伊国屋书店是日本一家大型的人文书店,在日本几个主要城市和国际上,有多家连锁店(另外它还兼营出版社和其他一些产业)。其中东京和大阪的两家书店都属于它的本部。而夏日的那个下午,相隔几年再次踏入居伊国屋书店,它给我带来的一种陌生、复杂的心绪,或许可用学术异域感来形容。

三楼的一个区域,是社会评论、经济评论和社会评论。一个个书架上列出的,有许多是围绕这几年发生于人类社会的重大事件、以及日本的各种社会现象的研究和评论。不知道是因为对东京本部书店的不熟悉,还是纪伊国屋书店陈列方式的新变化,我注意到,那些出版物已经不再严格区分学术专业类和公共评论类。可以看到对种种社会危机、经济风险和政治风波的研究,对战争历史和当下国际局势的反思、分析……那些书名中,已经有不少初次见到的新概念,有许多不无陌生的新议题,其中不乏这几年自己也曾切身体验或有所关注,却未能认真思考、更没有去投入研究的问题。

匆匆的浏览,面对那样的知识世界,视觉上的冲击所带来的内心惆怅,难以名状。尽管对个体研究能力和学术生涯的有限性早有感悟,但身为一个“社会学者”,在一个特殊的时代,多少有点猝不及防地如此疏离于国际学术界和思想界,这依然是个让人一时间难以轻松接受的现实。

带着这样的心情,正要从书店三楼“逃离”时,似乎是为了让我更真切地接受这样一种事实,就在过道边上,赫然看到一本名为《灾祸的时代的社会学》(『災禍の時代の社会学——コロナ·パンデミックと民主主義』),就放在一个热销新书的书架上面。

《灾祸的时代的社会学——病毒流行与民主主义》,由远藤熏、山田真茂留、有田伸、筒进而淳也等教授编,东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6月出版。分章执笔的十几位作者横跨社会学多个不同的分支学科,其中有好几位是在日本学术界卓有声望的社会学家,也有几位年轻的新进学者。我虽对其中几位的研究领域有所了解,但这本著作的触角所及,以及他们对问题内核的思考,却不是我泛泛的阅读所能深切理解的。当然,妥当的介绍亦非易事。

不过,有几个点是我很想了解的。

首先,“灾祸的时代的社会学”,他们用了这样一个有点啰嗦、且看似未经专业概念化的书名,是想探讨些什么议题?

对于这个问题,“序言”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给出了答案。编者直接引用了第168回(2023年)真木赏的获奖作家小川哲(获奖作品《地图与拳头》)发表于今年1月《朝日新闻》上的文章中的一段话:

 

进入到2020年代,新冠病毒的流行开始了,去年,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又开始了。也就是说,两个“灾害”交相叠加,我们正为未来的“不确定性”所苦恼,看似难以应对。无论是传染病还是战争,都在毁掉我们此前用很长时间构筑起来的日常的社会系统和信任关系。不止有亲人和朋友死去了,还有许多人经受了失去工作、或被迫无奈地改变了环境,还有急剧的环境变化所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断裂。对于病毒、口罩及感染的思考方法,对战争及国防的主张,对国际局势的理解方法,以及对科学和国家的信任度等等,各种方面都存在意见的分裂。父母也好兄弟也好,以前一直亲密友好的朋友、邻居,都可能产生意见的冲突。有时还会导致深刻的对立。面对这样一种相互伤害的局面,“作为一个作家,能够做什么?”这是我的沉重课题。

 

序言中说到:小川先生所面对的问题,也是社会学家们面对的。“社会学者能做什么?”正是在这样的自问自答过程中,作者们投入了研究。进一步地,作者们还将更多的历史维度及其相关问题带入了思考和研究: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经历的一系列的“灾祸”,是如何震碎了人们在冷战结束时曾有的“历史的终结”的乐观想象。2011年日本大地震及其核事故,动摇了人们有关现代科技之于自然灾害的防御能力的确信;2020年开始的新冠病毒在全世界的肆虐及其对于生命安全和社会关系的威胁,让人们恍惚觉得是十四世纪的大流行噩梦再次降临;还有2022年开始的俄乌战争对民主主义价值的普世性所带来的冲击。简要地说,社会学家们想要思考的就是,“在灾祸的时代里,我们如何能找回对世界的信心?”

这样的一种研究,比提供答案或理论创新更为重要的,恰恰在于问题的提出,以及研究的起步。

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灾祸的时代的社会学》的十六章内容,由两大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由灾祸扩大的分化和孤立”;第二部分是“民主主义社会的动摇和危机”。与执笔者既有的研究领域相粘连,各章内容涉及到了日本具体的种种社会问题、与灾祸应对问题相关联的研究方法,以及人类价值及相关制度及所面对的现实危机等等。编者在后记中说明,这本著作是作者们在日本社会学委员会下设的社会理论分科会的研究活动中形成的。

如何以学术研究回应危机时代的重大问题?日本的社会学者在研究日本问题与关注人类命运之间,在分支学科的实证研究与普遍社会理论的反思之间,以及在对社会系统的分析和对社会价值的探讨之间,作出了可贵的努力。

所谓知识人的“不负时代”或“对社会尽责”等等,具像一点,指的大概就是,市民走进城市的人文学术书店,总能找到这样的一批书吧?

在世界各国的许许多多城市里,都可以看到历经时代变幻而一直还开在那儿的著名书店。类似纪伊国屋这样的文化企业,能够在日本战后以来一次次的经济危机中存续下来,除了基本的社会制度框架外,一定还与深深嵌入于社会的文化力量、与知识界回应时代命题的自觉意识和学术能力有关,而不只是因为相应的企业经营模式。

 

“城市中的‘地方’”

在城市社会学、人文地理学和建筑学等学科领域,“space”与“place”是缠绕一起的一对基础性概念。“space”在汉语里被译为“空间”,向无异议。“place”有时被译为“场所”,有时被译为“地方”。关于place的价值以及它遇到的各种问题,这些年国内已经可以看到一些学术成果出版,或被翻译进来,著名的如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的《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Space and Place :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蒂姆·克雷斯韦尔的《场所精神:迈向建筑现象学》(Genius :Loci:Towwards a Phenomenology of Architecture),还有如城市社会学莎伦·佐金的《裸城:原真性城市场所的生与死》(Naked City: The Death and Life of Authentic Urban Places)等。

在现代城市社会及其知识体系中,“place”是一个带有某种悲怆气质的、“困难且争议多端的概念”(蒂姆·克雷斯韦尔著,徐苔玲、王志弘译《地方 —记忆、想象与认同》(<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扉页)。一方面,虽然在今天的人文知识界,甚至在一般市民的城市观中,由人及社群所创造的,被用以满足人们生活需求并承载着各种社会记忆的“场所”,它们对于现代人的精神生活和现代城市社会的重要性,越来越得以确认。但现实中,乡村和城市中的各种“场所/地方”,却依然难以逃避被抛弃,或被开发、被铲除的命运。

另一方面,对于其中的生活者而言,传统意义上的“场所/地方”,不仅可能意味着个体的出身环境,它们往往也带有共同体主义及特殊主义的体质,即它多半意味着熟人社会的纽带羁绊,以及“被置于其中”的、“前现代”的规范情景。因此,相对于“场所/地方”概念之于个体自由具有的制肘,“空间”概念所蕴含的抽象的普遍性,个体在其中可能获得的匿名性、以及选择的可能性,就不可避免地构成了消解场所意义的社会性机制。这也正是现代城市社会的魅力所在。

可是,如果缺少了凝聚社会认同、承载历史记忆的场所/地方,而仅靠道路、建筑群及声光美景等等构筑起来的,将会是什么样的“城市?哪怕那些房子和景观是以“历史”或“文化”的名义被建造、被修复的。

多年前,在上海交通大学,因为学校尝试开设研究生跨学科选修课,我曾经和两位不同学科的年轻学者,共同申报开设过一门课程,叫《城市中的“地方”》。印象中,那似乎是我教学体验中最为充实愉快、也是学生们最为投入的一门课程了。因为有学科知识的交叉,有历史与现实的多维度推进,还有要求学生们将“自己生活的场所/地方”带入到学期作业中来加以描述分析的建议——特别享受那种学生们激动兴奋地分享作业的课堂气氛。另外,还有将教室授课与现场参观(city walk)结合起来的教学方法——记得几位教师曾分头带学生去过南京西路的老租界公寓区、定海桥的老工业区,还曾获准参观过当时还是高度机密的商业空间的迪斯尼建设工地现场。可惜后来交大的跨学科研究生选修课制度没有推行下去。不过令人欣慰的是,两位年轻学者在他们后来的工作中,都将这样的积累带入了他们的研究和教堂中。

回到书店的话题。在我们当下的城市中,这些年来,大大小小的各类书店,花开花落似琳琅满目。期间经历的变化,让人感慨。上海的季风书店,不仅曾是我常去看书买书的所在,还曾是我们一些朋友共同组织的市民公益论坛(《我们的城市》)的温暖家园。转眼间,她消逝于这座城市已经五年多了。在2023年的这个秋季里,又看到了北京万圣书园正在历经再次搬迁的消息。愿她安好如初。

于202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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