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朴民:范蠡兵学思想述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09 次 更新时间:2019-03-15 2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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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蠡是春秋后期著名的军事家、谋略家。他在吴越战争中之所以能扮演关键性人物的角色,发挥重大的作用,与春秋大国争霸战争的背景密切相关。是楚国扶助越国,打击吴国并制衡晋国战略布局中的一步棋子。范蠡兵学思想体大思精、高明卓绝,突出体现了先秦时期南方兵学文化的基本特征与显著成效,是中国古典兵学思想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一、晋楚争霸背景下的范蠡之历史使命


范蠡,字少伯,其生卒年已不详,春秋末年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著名政治家和军事家,扭转吴越战争乾坤、改写春秋后期历史的关键性人物。


当时列国纷立,争霸兼并无已,晋、楚、齐、秦等大国为了牵制和打击各自的主要对手,纷纷“伐谋”、“伐交”,争取和联合与国,以为己援,力图使争霸敌手陷于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


在整个春秋大国争霸过程中,晋、楚角逐乃是一条主线,贯穿于春秋历史的始终。其它像晋、秦之间的百年征战,齐、晋之间的偶尔战事(鞍之战),乃至后来的吴、楚战争,吴、越战争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讲,不过是晋、楚争霸的另类表现形式或回波余澜而已。晋、楚争霸的标志性事件,是公元前632年的城濮之战,公元前597年的邲之战,公元前575年的鄢陵之战以及稍后的晋悼公期间的“三驾之役”。在这些战事中,晋国取得了大多数战争的胜利,但是,曾输掉了邲之战。因此,在整个晋、楚争霸态势上,晋国稍占有上风,“三驾之役”的胜利和萧鱼大会的举行,标志着楚国已无力北上与晋国作全面的抗衡,所谓三驾而楚“不能与晋争”;但是,归根到底,在整个春秋时期,晋国毕竟无法拥有对楚国的绝对优势,而楚国虽然总体上处于被动劣势状态,但也仍具备着与晋国进行长期抗衡的基本实力。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晋、楚都将战略重心投放到争取盟国,努力置对手于多面受敌、两线作战的困境。


在这方面,晋国是率先着手进行部署和操作的。它曾积极扶植和支持吴国对付楚国,使其从侧后骚扰进攻楚国,严重扼抑了楚国北上争霸的势头。吴国建国历史十分悠久,其政治中心在今江苏南部一带。其第十九代君主寿梦登位后,开始使用“王”的称号,“寿梦立而吴始益大,称王”(《史记·吴太伯世家》),他向中原先进国家学习“礼乐”,改良政治,发展经济,繁荣文化,扩大对外交往,加强军队建设,使吴国迅速崛起为一个新兴强大的国家。


吴国的崛起,与其西边的强国楚国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与冲突。而晋国的有意介入,更使得吴楚之间本已十分紧绷的关系增添变数。当时晋国出于自己同楚国争霸中原的需要,采纳楚亡臣申公巫臣联吴制楚的建议,主动与吴国缔结战略同盟,让吴国在侧后打击楚国,以牵制楚国势力的北上。吴王寿梦二年(前584),晋景公派遣申公巫臣出使吴国,落实借吴制楚的战略目标,与吴国国君寿梦缔结实质性的对楚战略同盟:“乃通吴于晋,以两之一卒适吴,舍偏两之一焉。教吴乘车,教之战陈,教之叛楚。”(《左传·成公七年》)日渐强大起来的吴国,正需要寻找大国作后盾,故欣然接受晋国的主张,摆脱对楚的盟属关系,并积极动用武力,同楚国争夺江淮流域。


自寿梦开始,历经诸樊、余祭、夷末诸王,直至吴王僚,前后60余年间,吴楚两国互相攻战不已,先后爆发了多次较大规模的战争,包括州来之战、鸠兹之战、庸浦之战、舒鸠之战、夏汭之战,乾溪之战、长岸之战、鸡父之战等等。这些战事大都是吴的进攻和楚的反进攻,以争夺淮河流域与长江北岸地区为重点。吴国胜多负少。总的趋势是楚国日遭削弱,国势颓落;吴国兵锋咄咄逼人,渐占上风。到吴王阖闾时,终于爆发了双方决定性的战争----柏举之战。


发生于公元前506年的柏举之战是春秋晚期一次规模宏大、战法灵活、影响深远的大战。是役,吴军在阖闾、伍子胥、孙武、夫概等人的指挥下,先以“亟肄以罢之,多方以误之”方式疲楚误楚,同时翦楚羽翼,伐谋伐交,创造了十分有利的进攻态势。待一切就绪后,即果断进击,灵活机动,因敌用兵,以迂回奔袭,后退疲敌,寻机决战,深远追击等战法,长驱直入,五战入郢,一举战胜多年的敌手楚国;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春秋晚期的整个战略格局,为吴国的进一步崛起,进而争霸中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楚国为了摆脱这种被动的战略态势,也利用越与吴争夺江湖河泽之利,各自拓展疆域而导致的矛盾,积极鼓动越国侧后威胁和打击吴国,以减轻吴国对楚的压力。而越国为了抗衡吴国,正需要有楚这样的大国支持。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出于各自的利益而联合起来,构成相对稳定的战略同盟。越国在吴越兼并战争中发挥关键作用的两人,范蠡与文种,皆为楚国人士,其中,范蠡为楚国宛人(今河南南阳),文种系楚之郢(今湖北江陵一带)人,他们都是肩负楚国的战略重托,跋山涉水,千里迢迢奔赴越国,充当外臣,为越国灭吴殚精竭虑,不懈努力,而最终实现楚国的战略意图的。


由于他政见卓荦,智谋超群.很快就获得了越王勾践的充分信任,官拜上将军,与文种一文一武,辅佐勾践经国治军,“种躬正内,蠡出治外。内不烦浊,外无不得。臣主同心,遂霸越邦”(《越绝书·外传纪策考》)。经过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使越国转弱为强,在政治、军事上彻底战胜吴国,帮助勾践登上了“霸主”的地位:“当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事成之后,范蠡挂冠归隐,泛舟五湖,“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成为一代巨商,世称“陶朱公”。 当然,范蠡的这种选择,也属于迫不得已,应该与其出身于楚国不无瓜葛。在灭吴事业未竟之时,勾践需要借重来自他国的能人干臣,替自己好好干活,但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维定式,决定了勾践不可能真正毫无保留地信任范蠡和文种。对勾践而言,楚国的人材不过是利用的对象,一旦完成灭吴大业,这两位大功臣的利用价值就不复存在了,即所谓“以势利相交,利尽而恩义绝”,这时就可以弃之如敝屣。因此,范蠡的归隐,不是“功成身退”那么的单纯。这一切之所以发生,是勾践内心深处对“外臣”“客卿”根深蒂固的疏离与排斥之结果。


范蠡在军事上有很高的造诣与重大的建树,对此,他本人也不无自负,曾云:“兵甲之事,种不如蠡”(《史记》卷四十一,《越王勾践世家》)。班固《汉书·艺文志·兵书略》著录有《范蠡》二篇,属“兵权谋家”,颜师古注云“越王勾践臣也”。这说明,范蠡曾有兵书流传于世。但令人遗憾的是,其书早在唐代以前即已失传,《隋书·经籍志》就不曾著录,我们今天只能从《国语》、《史记·货殖列传》、《吴越春秋》、《越绝书》等史籍中,寻找到某些有关内容,并据此初步考察范蠡其兵学思想的大致情况以及特色。


《司马法·严位》云:“人方有性,性州异。”范蠡的兵学思想同样也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和文化特色。他出身于南方文化的中心区域——楚国,深受《老子》哲学思想以及阴阳五行观念的熏陶和影响,这就决定了其军事思想包含有丰富的朴素辩证法内涵。而他所从事建功立业的场所——越国,又是处于明显被动弱小地位的一方,要战胜强大的吴国,必须韬光养晦,积蓄实力,逐渐完成战略优劣态势的转换。这就决定了其兵学思想立足于后发制人的立场,即以积极防御为主要手段,最终实现反攻胜敌的战略目的。


二、范蠡兵学思想撷要


具体地说,范蠡的兵学思想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备战为重的战略观念


“慎战”与“备战”并重的战争观,“备者,国之重”,是中国古代兵学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历史上绝大多数军事思想家,都十分强调做好战备,以待不虞的重要性。《孙子兵法·九变篇》就明确强调:“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在这一问题上,范蠡的认识没有例外。他认为从事战争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这些条件既包括政治、经济因素,也包含军队实力状况;“兵之要在于人,人之要在于谷,故民众,则主安;谷多,则兵强。王而备此二者,然后可以图之也。”(《越绝书·枕中》)并进而指出:“古之圣君莫不习战用兵,然行陈队伍军鼓之事,吉凶决在其工”(《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其基本原则就是,高度重视,充分准备,措施得力,以应万变。用范蠡他自己的话来说,即“审备则可战。审备慎守,以待不虞,备设守固,必可应难”(《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范蠡有备无患的思想还具有更深刻的内涵,它揭示了国防建设的一般规律。在阶级社会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历史上,总有少数战争狂人,出于满足称霸等私欲,乞灵于战争,穷兵黩武,将战争强加在人们的头上。乞求这些人发慈悲偃旗息鼓是幼稚而不现实的。正确的对策是,既反对战争,又不惧怕战争,以战止战,争取和平。


要做到“审备慎守”、“备设守固”,就必须修明政治,动员民众,发展经济,加强军队建设。这样广大民众才会积极投身于国防建设事业,国家才有足够的经济力量支持反侵略战争,军队才能具有强大的战斗力粉碎敌对势力的进攻,这些都是确保国家安全的基本条件,也是范蠡有备无患思想应有的逻辑意义。


(二)、“随时以行”的攻守原则


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点之一,是它的整体性与融合性。历史上思想家在进行理性思辨活动时,其逻辑起点通常植根于“天人合人”的宇宙构成模式,追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与圆融,注重以普遍联系,相互依存的观点、立场和方法来全面认识和宏观把握问题。反映在军事斗争领域,即是以“天道”推论“人道”,以“政事”推论“兵事”。


这一点在范蠡的兵学思想中也有鲜明的体现。在他的哲学观念中,“天道”与“人道”是和谐一致的。他认为,“天道”的属性是“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国语·越语下》)。因此,人们在从事社会活动时,也应当因循自然,顺应天时,“自若以处,以度天下”。这一思想引进到军事斗争领域,就是所谓的“随时以行”。这里所说的“时”,是指时机,也可引申为战机。“随时”,就是依据时机是否有利、战机是否成熟来决定作战行动展开与否,既不超前,也不滞后,这也叫做“守时”,“随时以行,是谓守时”。


范蠡的“随时”、“守时”原理落实到具体的攻守行动中,实质上包含有两层基本意思:第一是指“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意谓当有利的时机还没有出现,条件还不具备的时候,切不可主动发起进攻,而应采取积极防御,等待时机,以求克敌制胜:“待其来者而正之,因时之所宜而定之”;“按师整兵,待其坏败,随而袭之”(《吴越春秋·勾践归国外传》)。他严肃指出在时机不成熟情况下盲目对敌进攻.那就会“逆于天而不和于人”,这就叫做“强孛”,“强孛者不祥”,必然招致惨重的失败,“王若行之,将妨于国家,靡王躬身”。第二层意思是指“得时无怠,时不再来”。这是要求战争指导者善于捕捉战机,一旦遇到有利的时机,就要适时地转防御为进攻,而绝不能犹豫不决,贻误战机,纵敌遗患。他说:“从时者,犹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趋之,唯恐不及。”即应该以最快的速度去进攻敌人,实现自己后发制人的作战目的。他指出,如果错过了有利的时机,就会给自己带来诸多不利,留下祸患,“得时不成”,“反受其殃”。


范蠡“随时而行”的攻守指导原则,在吴越战争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高明的运用。当越国尚处于被动弱小的劣势地位之时,范蠡多次谏阻越王勾践主动攻吴的计划,反复用“事无间,时无反,则抚民保教以须之”的道理说服勾践采取持久防御的策略,在削弱敌人力量的同时积聚自己的实力,为实现敌我优劣态势的转换,发起最后的反攻创造条件。而当吴国实力衰微,有隙可乘之机出现之时,则当机立断辅佐勾践及时发动灭吴之战,打得对手措手不及,全线崩溃。并坚决实施连续进攻,扩大战果,顺利攻占吴都姑苏(今江苏苏州),赢得最后的胜利。


(三)、“变易主客”的实力运用方针


所谓“主客”,是中国古代兵学的一对重要范畴。“主”,通常是指战争中在自己的土地上实施防御的一方,相对主动的一方;“客”,则通常是指战争中进入他国境内实施进攻的一方,相对被动的一方。根据战场形势选择适宜的主客位置,或反客为主,或变主为客,是从事作战指导中的重要命题,也是军事家夺取战争主动权,克敌制胜的基本保证。兵书《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之所以在后世受到广泛的推崇,被视为古典兵学宝库中的瑰宝,原因之一,是其作者在“变易主客”方面有精辟深刻的阐述,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称的那样:“其书分别奇正,指画攻守,变易主客,于兵家微意时有所得。”


理解了“主客”关系的丰富内涵,那么我们对范蠡有关“变易主客”的实力运用方针的价值也就容易认识和把握了。应该说,这一方针在范蠡的兵学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具有积极意义。


概括地说,与《孙子兵法》中提倡进攻速胜的战略指导略有不同的是,范蠡在战略指导上更侧重于持久防御,强调为主而不轻率为客。这当然是同越国在相当长时期内处于战略劣势地位的特殊形势有关。


范蠡注重于为主之道,反复阐述“天时不作,弗为人客;人事不起,弗为之始”的必要性。为此,他积极主张持久防御,避敌锋芒,防止出现过早决战的被动不利局面,指出“彼来从我,固守勿与”,做到以静制动,以逸待劳,以屈求伸,以主应客。


但是范蠡的高明卓越之处,在于他的持久防御并非是消极无为的举措,而是积极能动的作为。换句话说,它仅仅是手段而绝非是目的。其最终的目标还是“变易主客”,即适时由战略防御的“主”的地位转为战略进攻的“客”的地位,先主而后客,殄灭以为期。而实现“变易主客”的关键,就在于通过各种积极的手段,转化双方的优劣态势,剥夺敌人有利的条件,暗中增强己方的实力,从而摆脱被动,立于主动的地位。这用范蠡自己的话来讲,就是“尽其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这种以暂时的退守换取最后的攻取的战略指导,乃是高超英明的实力运用方针,是范蠡军事思想中的优秀内核,它对于中国古代积极防御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四)、“因情用兵”的致胜之道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因敌而制胜”、“致人而不致于人”(《孙子兵法·虚实篇》),是作战指导思想的精髓,也是古往今来战争指导者所孜孜以求的用兵理想境界。作为春秋时期屈指可数的军事家、谋略家,范蠡在这方面与兵圣孙子之间实有相通之处,同样以因情用兵为指导战争活动的最高原则。


在范蠡那里,因情用兵乃是“天道”运行规律在军事斗争领域的衍化,是“天道”作用于“兵事”的必有之义。范蠡认为,“天道”的运行是“赢缩转化”的,即所谓“阳至而阴,阴至而阳;日困而还,月盈而匡”。世间万事万物同样也处于不断变化、循环往复过程之中。这就要求人们善于相因,“因阴阳之恒,顺天地之常”。这一基本原则同样也可应用于军事斗争。


他为此而指出:“因而成之,是故战胜而不报,取地而不返,兵胜于外,福生于内,用力甚少而名声章明”。这里所说的“因”,就是因情用兵,因敌制胜,也即根据战争的客观实际情况的变化来决定作战行动。在这一原则指导之下,后发制人和先发制入的内在关系乃是辩证的、相辅相成的。后发制人固然占据主导地位,但这并不排斥一定条件下的先发制人。善于用兵打仗的人,在作战指导上,后发制人和先发制人方针的不同应用,都必须随时随地,灵活机宜加以处置。在实行后发制人的原则时,要取法于阴象,即沉着应付,不动声色,持重待机;而在先发制人时,则要取法于阳象,即雷厉风行,迅猛进攻,所向披靡!对此,范蠡本人曾作过深刻系统的论述:“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与之俱行。后则用阴,先则用阳;近则用柔,远则用刚。”


从范蠡“因”情用兵的理性认识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范蠡的思想既渊源脱胎于《老子》,但又发展丰富了《老子》。《老子》一书在讲进退、刚柔、强弱、先后时,总是无条件地强调退、柔、弱、后的一面,提倡所谓的“不敢进寸而退尺”(《老子·六十九章》),而一味否定进、刚、强、先这一面。范蠡则不同,他避免了机械化、简单化对待倾向,主张量敌用兵,灵活机动,或进或退,或刚或柔,或先或后。他的这一认识,比较《老子》而言,无疑是要辩证全面深刻得多了,这显然是源于《老子》,又高于《老子》。作为中国古代兵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范蠡的军事活动实践与兵学理论造诣,无疑是弥足珍贵的,值得人们高度重视和充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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