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朴民 张琼:韩信“背水阵”胜因新探

——古代兵法与经典战例考察札记之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82 次 更新时间:2019-03-08 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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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朴民 (进入专栏)   张琼  

韩信“背水布阵”,一举灭赵,断西楚项羽之右臂,是决定楚汉相争历史命运的关键战役之一,也是“战神”韩信卓越军事指挥天才的集中体现。但是以往有关韩信取胜原因的分析,却多流于肤浅与片面。本文依据古代兵法的基本原理,重新审视是役韩信的作战指导艺术,认为韩信之所以奏捷,除了巧妙利用军心士气的因素之外,更是因为他战术运用的高明卓绝,包括正确变换攻守,灵活部署兵力,合理设置阵形,机变实施奇正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背水破赵之役无疑是中国古典兵法精髓与战争活动实践密切结合、水乳交融的一个典范。


韩信背水布阵大破赵军二十万人,一举灭赵,是楚汉战争中的精彩篇章之一,也是中国战争史上脍炙人口的经典战例。是役,韩信以约三万之众的兵力,全歼占绝对优势的二十万赵军,胜利实现预定的战役目的,堪称战争史上的奇迹。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造就这一奇迹之原因的分析尚未深入,通常的观点仅仅是泛泛地归之于所谓的“军心士气”问题,认为韩信背水布阵之所以成功,乃于其最大限度地激发了士兵的勇敢作战精神,在“治气”上创造了辉煌的成就。


当然,这样的看法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韩信本人在战后回答部属的疑问时也把自己取胜看作是巧妙利用“士气”的结果:“此在兵法,顾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谓‘驱市人而战之’,其势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为战,今予之生地,皆走,宁尚可得而用之乎!”(《史记·淮阴侯列传》)的确,“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庄公十年》)在战场交锋中,双方军队的士气孰高孰低,对战争的进程和结局起着很大的作用,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韩信背水布阵破赵,充分掌握运用“兵士甚陷则不惧,无所往则固,深入则拘,不得已则斗”这一作战心理,将汉军“投之无所往者”,从而激发起其“诸、刿之勇”,是以少胜多,以弱克强的重要因素。但是,如果仅仅将背水阵成功的原因归结为这一点,则不免低估了韩信的杰出指挥水平,也与事实不相吻合。众所周知,战场上的胜利,是双方斗勇,更是斗智、斗力的结果,士气固然重要,却不是唯一的因素,正如《吴子·论将》所云“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尔。”其实,背水破赵之役的胜利,原因是多种的,其中固有巧妙利用军心士气的高明,更有变易主客、阵势互换、奇正相生、活用兵法的神奇,集中体现了中国古典兵法的精髓奥秘。


一、变易主客


主客、攻守是中国古代兵学中的两个重要范畴。其中主客主要是指军队所处的地位问题,也即敌对双方所处的态势,一般地说,进攻一方为客,防御一方为主;处于主动有利地位的一方为主,处于被动不利地位的一方为客。至于攻守则是指作战的基本形式。由于军队所处的地位往往是由其所采取的攻守形式来决定的,所以主客与攻守二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内在联系。


由于主客分别意味着主动与被动,因此古今中外的军事家都致力于争取主动而避免被动,《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即云:“兵贵为主,不贵为客”,明确提出“较量主客之势,则有变客为主,变主为客之术”,强调高明的战争指导者应该积极致力于使敌人“变主为客”,而使自己“变客为主”。近代普鲁士军事理论大师克劳塞维茨也指出“防御比进攻容易”,理由是“防御者可以坐得其利”(《战争论·防御》)。在这种具有共性的思维模式与价值导向制约下,人们遂将是否能做到“指画攻守,变易主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九十九《子部九·兵家类》)视为检验一名战争指导者基本能力的一项重要指标。


主客优劣态势的异同,说到底是进攻与防御兵力对比关系的症结。同样的兵力,用于进攻与用于防御其效果是完全不同的。《孙子兵法·形篇》有云:“守则不足,攻则有余”,意谓实行防御,是由于兵力不足;实施进攻,是因为兵力有余。银雀山汉墓竹简本《孙子兵法》此句作“守则有余,攻则不足”。句意为在同等的兵力情况下,用于防御则兵力有余,用于进攻则兵力不足。讲的就是进攻与防御兵力对比关系。《银雀山汉墓汉简(壹)·客主人分》云:“客倍主人半,然可敌也。”其所揭示的也是这一层道理。这一点,其他国家的军事家同样是充分认识到的,如拿破仑就常言“多兵之旅必获胜”,故拿破仑在进攻中总是尽可能的集中兵力,以形成战场上的优势,奥斯特利茨会战的凯旋与耶拿之战的大捷,就是其在进攻中造就局部的优势兵力最终取胜的杰作。总之,按一般的军事原则而言,进攻一方总是至少要有多于防御一方三倍以上的兵力,才能拥有作战行动的主动权,“致人而不致于人”,为赢得胜利提供必要的条件。正因为进攻与防御之间存在着这种不对称兵力之比的必然关系,所以高明的战争指导者总是主张根据不同的兵力对比而采取合适恰当的作战方式,灵活机动地变换战术,立于主动的地位,夺取作战的胜利,用孙子的话说,便是“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孙子兵法·谋攻篇》)。


在梳理了主客关系的军事学术内涵之后,再来考察韩信背水破赵之役大捷的深层次原因,我们可以发现韩信的取胜的确不是偶然的。它在很大程度上乃是韩信“知彼知己”,创造性地认识并驾驭主客、攻守基本原则,高明实现“指画攻守,变易主客”的自然产物。


韩信在破赵之役中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其进攻行动与兵力所需之间的巨大矛盾。韩信北上击赵,是严格意义上的进攻作战,这一作战样式,决定了作为进攻的一方,韩信必须拥有胜于赵军的优势兵力。然而,当时实际的情况恰恰相反,防御一方的赵军兵力多达二十万之众,而韩信所拥有的部队仅“数万人”,并且让韩信感到棘手的事还有三件:一是兵力有减无增,刘邦在其伐魏灭代之后,为了防范韩信势力的发展,以成尾大不掉之势,不但将俘获的代军全部调往荥阳正面战场,而且连大将曹参及其所部也一同调回,使得韩信实际能够用于作战的部队只有三万余人,仅占赵军七分之一强。二是部队本身战斗力不强,韩信的三万人马多是刚招募的新兵,没有经过系统的军事训练,更缺乏必要的战斗经验,即所谓“驱市人而战之”。三是无后方作战,孤军深入,既无友军的配合策应,又无充分的后勤补给保障,客场求战,大失先利,属于“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孙子兵法·虚实篇》)的性质。由此可见,按正常的军事逻辑,韩信的这次进攻作战显然是不合常规,有悖一般的作战规律的。


然而,韩信的高明,就在于能够正确地审时度势,“以患为利”,充分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作战优劣态势的转换。这种转换,反映在具体的军事指挥上,便是“变易主客”,转攻为守,在一场进攻性战役中打了一次极其漂亮的防御战斗。孙子说:“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孙子兵法·九变篇》)。韩信不愧为这样化患为利的杰出智者。


韩信背水布阵,从本质上说正是其“变易主客”的关键妙着。韩信深知自己的兵力处于劣势,若用进攻的方式正面破赵,显然毫无胜机可言,唯有调动敌人,让对手主动发起进攻,才能使双方主客位置互易,从而有效弥补己方兵力不足的劣势。而背水布阵,恰好是调动赵军脱离大营,变防御为进攻的最佳途径。这样一来,汉军就由进攻转入了防御,用数学方法简单计算,汉、赵两军的兵力对比就由原来的一比七无形中缩小为一比四了,这基本上已是较为匀衡的攻守模式。应该说,战局的进程是完全按照韩信预设的“变客为主”思路发展的:决战伊始,韩信率约二万兵力攻赵壁垒,赵军倾巢出动,迎战汉军,汉军佯败,退入背水阵,赵军果然全力相攻。如此,韩信就利用背水阵巧妙地变客为主,转攻为守了,使整个战局按照自己的作战意图顺利地发展下去,并最终赢得胜利。当然,对于赵军来说,以七比一的优势进攻汉军,显然较之于以七比一的优势防御汉军,其优势已经极大地削弱了,但是,若指挥得当,理论上仍是有获胜的机会的。然而,众所周知,兵力的优势只是取胜的最重要的必要条件之一,绝非充分条件,它还需要有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而这些“其他因素”,赵军统帅陈余同样是不具备的,因此,赵军的最后惨败并不令人诧异。


二、阵形合宜


背水布阵,是韩信最大限度发挥阵法优势与潜能、克敌制胜的正确途径。韩信破赵之役之所以能顺利达到目的,高明运用阵法也是其中不可忽略的因素。


所谓“军阵”,就是指军队在投入战斗时,根据地形条件、敌我实力等具体情况而布置的一定的战斗队列和队形,从最基础的一卒、一伍、一列开始,一直到全队、全营、全军,都做到“立卒伍,定行列,正纵横”(《司马法·严位》)。这种一定的排列与部署,就是一定的“阵”。要言之,军阵就是各种战斗队形的排列和组合。每一次作战,也就是以自己一定的阵式去冲击敌人的阵,或以自己的阵去迎击敌人一定阵式的进攻。


战争是敌对双方的角逐,其胜负不但取决于投入兵力的多寡,更主要的是取决于“军阵”所发挥出来的集体力量,“善于保持战术协调和队形严整的一方,必将大大优越于不能做到这一点的另一方”(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2页)。这表明,在交战中,整齐而适当的队形是将士们相互依托作战的基本要求,“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孙子兵法·军争篇》),它有力地保证了战斗的胜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古代军事家都高度重视军阵的部署和运用,提倡“阵而后战”,强调军队在行军、作战时均要严守既定的阵形,以充分保障整体作战优势的发挥。


冷兵器时代,行军布阵,是否得当,对于攻伐取胜,关系极为密切。各种阵法,层出不穷,数不胜数。如春秋时期,揭开诸侯争霸帷幕的郑庄公,在繻葛之战中,打破常规,布“鱼丽阵”,大破周室联军。“鱼丽阵”是典型的三军阵,军队的部署是左、右两翼突前,中军拖后,成倒“品”字型。军队内部兵力部署的特点是“先偏后伍”、“伍承弥缝”,即把战车布列在前面,将士卒疏散配置于战车的两侧及后方,从而形成步车协同配合,攻防灵活自如的整体。(《左传·桓公五年》)再如公元前三世纪初,迦太基(今北非突尼斯的东北部)著名的军事统帅汉尼拔,在意大利南部的坎尼与罗马军团展开决战时,汉尼拔布了一个外凸形的“弧形阵”,将战斗力较弱的步兵(伊比利安人和高卢人)配置在中央,让其略为突前,让精锐步兵和骑兵(来自非洲)部署在两翼。当罗马军团进攻时,中央较弱的步兵抵挡不住,自然后退,这时的阵形就变成内凹的“弧形阵”,两翼的精锐步、骑兵顺势突前,对罗马军团形成钳击之势,一举歼灭6万余人的罗马军团,创造了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辉煌战例,打了个漂亮的以劣胜优之仗。其它如齐庄公伐卫的“方阵”、韩信垓下之战的“五军阵”、晋马隆的“偏箱阵”、唐李靖的“六花阵”、宋真宗时期的“十全万戎阵”、成吉思汗的“大鱼鳞阵”、亚历山大的“马其顿方阵”,均为历史上的著名军阵。这些阵法,源远流长,变化多端,名称各异。战国时有人曾对阵法作过概括:“兵阵有十:有方阵,有圆阵,有数阵,有疏阵,有锥行之阵,有雁行之阵,有钩行之阵,有玄襄之阵,有火阵,有水阵。”(《银雀山汉墓汉简(壹)·十阵》)另据《武备志》记载,古今阵图竟多达二百多种。但不论古今中外这些阵法的形态如何纷繁复杂,它所蕴含的实质只有一个:即寻求兵力的正确部署和恰当使用。布阵得当,那么在战争中,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以一胜十,以百胜千,以千胜万,也属情理之中。


韩信的“背水阵”就在于他巧妙地利用战场地形,布列绝阵(《尉缭子·天官》有云:“背水阵为绝地”),将非常有限的兵力进行了正确的部署和合理的分配使用。如果从战术的层次考察,我们还可以发现,背水阵十分合理地结合了圆阵与方阵的各自优势,成为韩信克敌制胜的有效手段。


《李卫公问对》“卷中”指出,阵法变化“皆起于度量方圆也。”可见方阵与圆阵是古代阵法的典型形态。所谓方阵,乃是因其呈方形或长方形而得名,这是整个古代阵法的最基本形态,其主要特点是“前后整齐,四方如绳”,这多是进攻型的阵式。所谓圆阵,乃是因其呈圆形或半圆形得名。它是方阵的变化,车队首尾连成环形,步卒或骑兵紧挨战车以接敌。这多是防御型的阵式。它的特点是将疏散的队伍收拢为密集的队形,消弥易遭敌人攻击的翼侧,即把防御正面缩小到最低程度,《孙子兵法·势篇》所言“浑浑沌沌,形圆而不可败也”,就是这个道理。


韩信的背水列阵,正合乎阵法方圆并用,攻守互补的基本原则。这首先是背水布阵实际上起到了以圆阵实施防御的根本功能。因为在背水而阵的情况下,汉军左右两翼是河流,两面皆是天然屏障,后侧是绵蔓水和太行山,赵军皆不得逾越和攻击。这样,韩信就不必担心赵军从侧翼和后方进行迂回进攻,而可将防御正面缩小到最低限度,大大加强了正面的防御兵力,拓展了防御的纵深。这实际上是利用天然的地形条件布列了一个能经受住猛烈攻击的圆阵。与此同时,韩信的背水阵又不是纯粹地防御,他是要等待时机进行反击,也就是在他的“奇兵”得手后展开进攻,而背水阵将兵力集中在一个方向上,这就相当于在防守过程中形成了类似于进攻的方阵,一旦条件成熟,当己方部队转入反攻时,就不再需要转换阵形的时间,从而以最快的速度攻击赵军,一招制敌。相传三国时的诸葛亮尝云:“布阵之道,在乎临时先料敌之多寡,我之强弱,彼之虚实,象地之宜而宜之”(《诸葛孔明异传·布阵),韩信的背水阵深谙这一用兵布阵的内在规律,方圆合度,攻守自如,其一举灭赵诚为必然。


三、奇正相生


韩信背水破赵的又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在整个作战行动中贯彻“奇正相生”指导原则,正兵与奇兵巧妙配合、常法与变法灵活运用。


所谓“奇正”,是中国古代兵法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古人认为它是“用兵之钤键,制胜之枢机”(《孙子兵法·势篇》王皙注)。通常以常法为正,变法为奇。它包括正确使用兵力和灵活变换战术两个方面。具体地说,在兵力使用上,守备、箝制的为正兵;机动、突击的为奇兵。在作战方式上,正面攻、明攻为正;迂回、侧击、暗袭为奇。在作战样式上,按一般原则作战为正;采取特殊战法为奇。在战略上,堂堂正正进军为正,突然袭击为奇。


奇正,作为范畴最早出于《老子》,即所谓“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但真正把它用于军事领域并作系统阐发的,则是《孙子兵法》,即所谓“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孙子兵法·势篇》)。自孙子确立“奇正”这一范畴后,后世兵家无不奉为圭臬,广为沿用和阐述。如《尉缭子·勒卒令》说:“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制敌者也。”曹操《孙子注》说:“正者当敌,奇兵从傍击不备也。”《李卫公问对》“卷中”亦言:“奇正者,所以致敌之虚实也。敌实,则我必以正;敌虚,则我必以奇。苟将不知奇正,则虽知敌虚实,安能致之哉!”并一再强调对“奇正”的理解和动用要辩证灵活,做到“变而能通”、“奇正相生”,正如《李卫公问对》所指出的那样,是“以奇为正者,敌意其奇,则吾正击之;以正为奇者,敌意其正,则吾奇击之。使敌势常虚,我势常实”;“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


韩信的背水阵,堪称中国战争史上巧妙运用“奇正”原理而取胜的典范之一。在作战部署上,他夜半派出二千轻骑,令其各持汉军赤旗一面,潜伏于赵军大营附近的山中,待机攻占赵营,同时沿绵蔓水布列阵势,诱敌相攻,这正是兵分奇正的高明之举,与“奇非正,则无所恃;正非奇,则无以取胜”(《武经总要前集》卷四《制度四·奇兵》)的作战原则相合。在作战程序上,他建大将旗鼓,与赵军会战,后又依托背水阵抗击赵军猛攻,是谓“以正合”;而潜伏之两千轻骑偷袭赵营,一举成功,扰乱赵军军心,导致其溃败,己方则乘机反攻,大获全胜,斩杀陈余,追擒赵王歇,是谓“以奇胜”。充分体现了“兵不奇则不胜。凡阵者,所以为兵出入之计;而制胜者,常在奇也”(《武经总要前集》卷四《制度四·奇兵》)的兵法要旨。即使就背水阵本身而言,韩信也使得它具有了奇正皆备的双重性质:背水列阵,并非常规之战法,是为“奇”;但是当把赵军诱引到阵前进攻时,汉军“三军一人”,全力抵抗赵军的强攻,则背水阵乃由“奇”转变为“正”了,此真可谓“奇正合宜,应变弗失,百战百胜之道也”(《明太祖宝训》卷五《谕将士》)。


《李卫公问对》“卷上”有言:“凡将,正而无奇,则守将也;奇而无正,则斗将也;奇正皆得,国之辅也。”可见,韩信的背水阵破赵之役,成功的关键之一,在于真正做到了“奇正皆得”,这包括兵力使用上的奇正并用与战术运用上的奇正相生,彻底扰乱了赵军的军心和整个作战部署,使其无法分清战场形势,导致自乱阵脚,在汉军的前后夹击之下,一溃而泻千里,陷于灭顶之灾。


《宋史·岳飞传》云:“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无论是巧妙变易主客,还是合宜运用阵形,抑或灵活驾驭奇正,韩信背水布阵一举克赵的根本奥秘,都在于正确理解和高明掌握兵法的基本原则,即所谓“不以法为守,而以法为用,常能缘法而生法,与夫离法而合法”(《何博士备论·霍去病论》)。既做到尊重作战原则,但又不死守诸如“右倍山陵,前左水泽”、“无附于水而迎客”之类的具体作战条目,而是能根据天势、地势、敌势、我势,贯彻“践墨随敌,以决战事”、“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的用兵艺术要领,正确处理作战指导上的“常”、“变”关系问题,一切从实际出发,当正则正,当奇则奇,因敌变化,随机制敌,真正进入了驾驭战争规律的自由王国。


由此可知,韩信背水阵的成功,绝不仅仅就是一个士气所能决定了的问题;即不能单纯归功于“投之亡地然后存,置之死地然后生”的神效。从深层次分析,其实它还包括了兵力的部署,兵力的分配使用,主客态势的转换以及对方将帅弱点和利用等等。用孙子的话说,就是“治气、治力、治心、治变”这四治的有机结合,从而产生巨大的效能。因此,分析一场战争的胜利,不能只看到一种因素的作用而忽略其余。事实上,一场战争的胜利,往往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一点,背水阵已经充分为我们进行了诠释。


不过,笔者想指出的一点是韩信的背水阵确是不得已之作,它的确如《井陉县志·艺文志·韩淮阴背水阵论》的作者所说的那样,是“行险”、“侥幸成功者也”。韩信的成功,除了他超凡卓绝的军事才能之外,不能不说是赵军统帅的迂腐和无能将胜利拱手赠与韩信。


战争未爆发前,与韩信同属“兵权谋”一流的李左车(据《汉书·艺文志·兵书略》有《广武君》一篇,班固将其列入“兵权谋”,放在韩信兵法的前面,惜已失传)向陈余献上一条上上之计:“闻汉将韩信涉西河,禽夏说,新喋血阏与,今乃辅以张耳,议欲下赵,此乘胜而去国远斗,其锋不可当。臣闻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樵苏后爨,师不宿饱。今井陉之道,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行数百里,其势粮食必在其后。愿足下假臣奇兵三万人,从间道绝其辎重。足下深沟高垒,坚营勿与战。彼前不得斗,退不得还,吾奇兵绝其后,使野无所掠,不至十日,而两将之头可致于戏下。愿君留意臣之计。否,必为二子所禽矣。”(《史记·淮阴侯列传》)如果陈余采纳了李左车的计谋,战争的结局则可想而知了。然而满脑子酸儒思想的陈余,说什么义兵不用诈谋奇计,曰:“吾闻兵法十则围之,倍则战。今韩信兵号数万,其实不过数千。能千里而袭我,亦已罢极。今如此避而不击,后有大者,何以加之!则诸侯谓吾怯,而轻来伐我。”(《史记·淮阴侯列传》)真是让人很难相信,几百年过去了,竟然还会出现春秋时期泓水之战中宋襄公式的人物。因此,尽管陈余饱读兵书,熟知战史,却胶柱鼓瑟,纸上谈兵,隔靴搔痒,不知变通。最后落个兵败国灭,身首异处的下场,纯粹是咎由自取。


另外,我们从韩信战后对李左车的态度中,可以深刻地感受到韩信破赵之战胜利的来之不易。他先是“令军中毋杀广武君,有能生得者购千金” (《史记·淮阴侯列传》)。当有人把李左车绑至其面前时,韩信亲自“解其缚,东向坐,西向对,师事之”(《史记·淮阴侯列传》),并问攻燕之策。雄才大略的韩信对李左车如此恭敬,足见韩信对李左车献给陈余的计策是多么地心有余悸和深深倾服。


所以,背水阵前无古人,后来者亦很少有人能再仿效。这表明,背水阵确为一时一地之作,并不具有普遍性。但是指出这一点并不意味着贬低韩信背水阵在中国军事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韩信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相反,它更能够说明韩信在条件极端困难,环境极度险恶,看似山穷水尽、无计可施的情况,沉着冷静,充分发挥个人的主动能动性,积极谋利,敢于冲破旧观念和所谓常规的束缚,大胆创新,随机应变,化被动为主动,变不利为有利,一点一点地创造胜利的可能性,最终改变自己的命运。众所周知,战争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偶然性,而这种胜利的偶然性却总是垂青那些深谙军事之道、“先胜而后求战”的高明指挥者。反之,吴楚柏举之战中的囊瓦和滑铁卢之战中的格鲁希之流就不能抓住这种胜利的偶然性,结果丧师辱身。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偶然中寓有必然。“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有人说韩信是中华第一名将,洵非虚饰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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